香港是独一无二的，她是一个可以傲视任何一个世界的城市之都。
香港是独特的，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
香港是“东方之珠”，在东西方的交汇中，她始终是一个中心，是一个让人羡慕，甚至让人嫉妒的焦点。
位于亚洲的心脏地带，香港是亚细亚的枢纽城市，同时也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乃至航运中心地位和贸易中心地位，信息中心地位，是内地任何城市所无法取代的，这个“动感之都”的繁华璀璨，与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能相媲美。
香港有着她独特的文化气质。处于中西方的交融处，香港的文化又注定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混合体。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的相互碰撞、渗透和彼此交融，逐渐生成今天融会中西的多元混合且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香港都会文化体系。
香港京剧名票李和声、李尤婉云夫妇在中国大戏院演出。
张克与谭元寿先生、香港名票丁存坤先生在一起探讨京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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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津缘之津港京剧纪事
津韵·港情
在香港，京剧是与“家”和“情”联系在一起的。看京剧是乡情、亲情的一种感受，不论是政府官员、商业巨头、社会名流、影视明星还是普通百姓，爱京剧者众多。内行与名票云集，能在香港唱火了的“角儿”是要功夫的。
1987年10月，来自天津的86名年轻人，把香港“震动”了。这些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在香港21天，演出了10场京剧，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这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首次赴港演出，让喜爱京剧的香港市民大开眼界、大饱耳福。“去看天津京剧”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娱乐活动”。
香港名票一生挚爱京剧情有独钟天津
2000年3月24日晚，在天津中国大戏院，香港京剧名票李和声、李尤婉云伉俪联袂演出传统剧目《大登殿》，李尤婉云在剧中饰王宝钏，李和声为夫人操琴。
李和声先生是天津市政府金融顾问、香港知名企业家。李先生不仅擅长京胡演奏和伴奏，而且六场通透，熟悉京剧乐队的每一个环节，造诣精深。李尤婉云女士多年迷恋京剧，是京剧名家梅葆玖的弟子，天津京剧名家尚明珠是李尤婉云的妹妹。
李和声夫妇对天津这块京剧沃土感情深厚，对天津市振兴京剧基金会给予大力支持。1995年，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天津举行之际，李和声等香港企业家曾向天津市文化局捐赠120万元，由天津市票友戏迷协会负责在本市中小学生中开展京剧教育和实践活动。
谈起京剧，李和声、李尤婉云说：“京剧艺术是咱们的国粹，也是我们一生的挚爱，我们在天津、香港的大、中、小学生中搞了好几个普及京剧的试点，看到孩子们逐步从了解京剧到喜欢京剧，我们高兴极了。”
天津名角四位香港师傅教我一出戏
在1987年的赴港演出中，当时25岁的老生演员张克是最“叫座”的演员之一。20年过去了，张克在香港成了很有号召力的“名角儿”。
“我自己也不知道20年中去了多少次香港，香港名票丁存坤先生是我的师傅，虽然现在先生已经去世，可每次去香港我都会去他的墓地和他说说话，给他唱一段。”提起自己的香港师傅，张克表现出极深的感情。
“我在1986年同时拜了4个师傅，香港的名票丁存坤是其中的一位，说是名票其实他比专业的还专业，当年他跟我师爷杨宝森在一起学戏，有很高的造诣。当时他来天津住在第一饭店，白天他的生意很忙，我都是半夜一两点去他住的地方学戏。1987年去香港，我每天都和丁先生在一起。当时其他三位师傅也都在，四位一起给我说《四郎探母》，那时我还年轻，有很多记不住，丁先生就急了，说‘你真笨’。他当着我的面儿说我笨，说我‘唱的什么？哪儿都不好。’可我听别人说，我演出的时候，丁先生请了好多朋友来听，特别自豪地说：‘看我这学生多棒。’”
“丁先生是2000年去世的，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和我通电话，让我唱给他听，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动。”
后生仔一炮红香江
天津青年京剧团20年前在业内也只是个“小字辈”，一群二十几岁的“后生”去闯香港，没有谁预见到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而这些年轻人却在香港一炮打响，在香港的21天里，香港各大报纸纷纷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给予高度评价，香港“无线”“亚洲”两大电视台也争相前往进行现场采访、报道。
天津青年京剧团管理资料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留的资料可能只是当时报道的一小部分，但是也有近百篇。”香港很多媒体评价：来港的内地京剧演出并不少，但是，天津的这次演出，阵容整齐、功底扎实、朝气蓬勃、大有希望。天津的这批年轻人能挑起振兴京剧艺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
“隔三差五去一次”
在香港各界强烈要求下，1990年、1995年、2001年几年间，天津青年京剧团都组织了大规模的赴港演出。香港举办各种大型的文艺演出、京剧演唱会等都会约请天津青年京剧团的演员过去，至于平时与香港票界的联系和交流演出，团里用“隔三差五就来一次”来概括。
每一次演出，都将天津与香港两地的京剧艺术交流推向新的高潮，可以说天津青年京剧团在香港的京剧舞台上站稳了脚，扎下了根，在香港广大京剧爱好者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天津印象。
邓丽君当“粉丝”
“天津青年京剧团是来港的演出团体中应酬最多的，不说演出的过程，单是留港的10多天里，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社团、名流为他们举办庆功宴。”这是1987年香港媒体的一则报道，天津青年京剧团在香港有众多的“粉丝”，一些演艺“大腕儿”专门到香港去做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追星族”。1990年，他们在香港演出时，邓丽君就特意赶来看演出，现在，很多天津青年京剧团的演员手里都有一张邓丽君的签名，有签在护照上的，有签在菜单上的。因为，当时青年团正在举办庆功宴，邓丽君就来了，说她前一天看了戏，特别喜欢，她还当场唱了《小城故事》。在香港演出时，夏梦、汪明荃、万梓良等大明星都是青年团的“发烧友”，平时被别人追的明星们也跟随着青年团的演员要求“留个影”，甚至上台合唱一段。
大场面少不了咱
2001年3月29日，“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成立典礼，在曾举办回归庆典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厦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荣誉会长查良镛(金庸)和会长庄世平都出席了。可以说这在香港来说是件大事。正在香港演出的天津市青年京剧团，被盛情邀请到大会进行祝贺演出。李佩红、王立军和张晶分别清唱了《锁麟囊》、《野猪林》和《女起解》选段。三位演员还记得，演出完以后，著名钢琴家刘诗昆，作家金庸等人上了台，拉着三位演员和琴师王悦的手，夸奖他们演得好。三位演员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偶像，能得到他们的认可，真高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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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津缘之两地合拍“大电影”
公主牵手票房传奇
到2007年7月1日，香港已经回归10年了。可是早在回归之前，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就已悄然开始。天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电影公司方面的合作也早于回归前进行，津港两地合拍的电影如今已有近20部，而两地之间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大唐公主西域记》是在21年前的1986年。
谈起两地之间合作拍摄的事情，曾经多次参与过电影拍摄的天津电影制片厂的王鹏和高鹏感触颇深。如今已是天津电影制片厂生产管理调度中心主任的王鹏处长在21年前还只是一名摄影助理。在与香港电影人的最初接触时，王处长深深感受到两地之间创作观念的不同。这个感受，记者在与项目经理高鹏先生的谈话中，也多次从他那里听到。
“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内地的电影制作还讲究是否有教育意义，而对于影片的娱乐性却认识不足。不管拍摄什么题材的影片，在影片内容的创作上都要保证具有教育意义。”王处长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在香港电影人看来娱乐是最重要的。比如香港人喜欢的一些武侠片，在内地电影人看来，这种影片是无聊的。
当然在最近几年的合作过程中，关于影片是教育意义重要还是娱乐更重要的这个问题上，津港两地之间的电影人已经没有分歧，电影娱乐的重要性得到一致认同。
21年前，28岁的高鹏还只是剧组中一个小小的剧务，能够被厂里派出来跟香港方面的制作人员合作共同拍摄电影，在当年的高鹏看来，这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不单因为领导的任命从某种程度上认可他的工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外出拍片还能每天得到在当年听起来便足以让人心跳加快的补助。高鹏回忆说，拍摄《大唐公主西域记》那一年，他一共赚了1370多元钱，这在当时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当时那个年代，香港人对于内地人来讲还很陌生。不管是衣、食、住、行，在很多方面都有差距。“我们这批从天津过去的工作人员是统一吃工作餐，因为是在外地，所以免不了总要拿着单位证明去换全国粮票。每天吃饭时，除了交纳现金以外，必不可少的就是全国粮票。而相比较而言，那时香港的演职员待遇就很高，收入也很高，他们外出拍片住在宾馆、饭店，而国内这些演职员则统一住在招待所里，两者之间的差别可想而知。”
两地之间的工作人员在那时几乎很少有工作以外的交谈，而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除了经济上的差异外，很大程度上还来源于思想上。“在那时，人们的观念还很保守，电影制片厂外出拍片时还都是党组织带队。不管是在哪里拍摄，对演职员的政治思想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面对那些‘政治成分’复杂的香港人，党组织可是小心再小心。”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或是沾染不良的“资本主义作风”，很多人都选择远离。
虽然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不同观点，但是津港两地之间的影片合作却一直没有间断过。自1986年拍摄了《大唐公主西域记》后，转年又合拍了武侠电影《书剑恩仇录》，随后《刀剑笑》、《龙城正月》等影片相继问世。
2001年两地合作拍摄的《天脉传奇》是自香港回归之后，津港两地合作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将津港两地合作拍摄推上一个新的高度。2002年8月，该影片获得2001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对外合拍片奖”，自此天津电影制片厂迎来创作的高峰。2004年，天津电影制片厂凭借与香港合拍片《飞鹰》再次荣获第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对外合拍片奖”。随着合作影片的增多，第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男演员奖、票房价值提名奖、音乐技术创新提名奖等各种荣誉接踵而来。
天津电影制片厂的任唤起厂长表示，在与香港电影人的合作过程中，天津电影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香港电影人的工作效率、技术水准和艺术创作水平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能在合作伙伴的身上学习到优点，是天津电影制片厂愿意与香港电影人合作的重要原因，同样也正是因为天津电影人的高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香港电影公司递来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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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情非常近 香江津缘之誉满津港“张天王”
早在2002年，张学友第一次踏上家乡天津的土地开演唱会，媒体在“张学友是天津人”上大做文章的时候，就有网友以“旧闻”对此作评价。没错，张学友是天津人早已是尽人皆知的“旧闻”了，可是，学友在天津人“香江印象”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学友的天津乡情，天津歌迷的学友情结，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甚至有人说，在20世纪80年代，当得知自己酷爱的张学友竟是天津老乡时，似乎觉得香港也不那么遥远了。
于是，在今天，我们欢庆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时候，梳理津港渊源的时候，我们无法遗漏“张学友”这个名字。在采访中，张学友还很欣慰地提到，今年也是他开个唱整整20周年，又是在香港回归的7月，他的歌声也回到了家乡。
乡情
最为自豪天津人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张学友，在内地最先拥有了一批70后的歌迷。在学友刚刚来到内地的80年代，应该说学友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他的歌成为香港乐坛在内地的旗帜。虽然那时与他一起甚至更早来到内地的还有谭咏麟和温拿五虎们，但当媒体曝光出来学友祖籍的那一刻，天津歌迷对学友的感情不一样了，与其他歌手相比，歌迷对学友多了一份“天津人”的亲切，更多了一份同是天津人的自豪。
就像天津歌迷对学友有着一份特殊的亲情一样，张学友虽然没有在天津生活过，但心中的那份“天津情结”一直藏在心中，直到2002年，学友如愿踏上天津土地，为从未谋面的家乡父老献上一场他自己都期待已久的演唱会。“第1次来天津，我特别激动！心情很复杂。40岁了，第1次回家乡。从小我就听爸妈讲很多天津的东西，一直都期待见到天津，但印象却很模糊，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直到2002年，我终于见到了天津，还去了塘沽，见到的一切，与我曾经想象的景象很不一样，但仍然很亲切，因为天津人的热情和我父亲讲的一样。”回忆起5年前的感受，学友记忆犹新。“我很关心朋友谈论天津的变化，最近听说，天津发展得很不一样了，我很期待，希望看到自己的家乡发展越来越红火！”早就听说学友自从来过天津之后，就更加关心天津了，有机会就打听天津的变化，这次终于得到证实。
重逢
个唱20年三回家乡
7月29日，“张学友好久不见”内地巡演就到天津了。算起来，这是学友第3次回家乡了。对于这次“回家”，学友的心情要比起第1次轻松了许多。“今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是个举国同庆的日子，但今年对于我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20年前，我举办自己第1场演唱会。所以，作为20周年纪念，我决定再回内地做巡演。两庆合一，香港回归我也回家，很喜庆！很幸福！很有意义！”
说到香港回归这10年，学友感触颇深：“虽然早在香港回归之前，我的歌就先来到内地，还拥有了很多歌迷的支持。但回归之前，感觉内地没有那么亲近。回归后这10年，国家的发展，香港的发展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这对于演艺事业有很大的促进。国家发展了，大家才有时间、心情、财力去娱乐，我们的表演才更有人支持。总之，国家发展好对艺人是非常有利的。而且，这10年间也圆了我回家乡的愿望，这10年，我的收获很大！”在这10年，学友在内地就举行了3次成功的巡演，这令他的演艺事业在内地的发展如鱼得水，更为学友续写“歌神不老”的神话注入了新的动力。
心愿
天津发展更红火
作为天津人，张学友一个心愿是希望天津发展越来越红火，另一个心愿就是能让天津父老舒舒服服、开开心心地听一场他的演唱会，不再像以前那么辛苦。“我非常期待7月29日与家乡父老的重逢，盼望天公作美，能给我和大家一个好天气，让大家能舒舒服服地欣赏一场真正好的演唱会。我每次去天津都非常精心的准备，可遗憾的是，前两次天气都不是很理想。我为大家冒雨支持我很感动，很感激，但我真希望大家不要那么辛苦看我唱歌，希望可以开开心心地看完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演出。”当问及这次会给天津父老带来什么新的惊喜或礼物时，学友的回答又回到了天气上，“至于演出，在整个结构上，现在我们已经设计完成，但在内容方面弹性很大，这要看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气氛决定，不过我想不会差的！如果说我最想给天津同乡带去什么特殊的礼物，其实还是那句话，我真心希望老天爷能给我们一个好天气，也算给家乡父老和我一件共同的礼物吧。”看来，学友真的被坏天气给搞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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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天津旧址
香江津缘之忘己无私《大公报》
百年大公世纪津缘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至今已105岁，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从天津孕育的“大公精神”不仅打造出“中国新闻界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级品牌”报纸，也培养了一批批大师级的新闻界人物。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这样评价：“《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文人论政创刊报国
一百多年前，天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两大事件，一个是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另一个是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当时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新的思潮起伏跌宕，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学贯中西著称的大慈善家英敛之顺应时代潮流，满怀以文章报国之志，创办了《大公报》。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诞生，这一天，正是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两周年的日子。创刊之初，英敛之在创刊号上撰文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把办报宗旨定位为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目的是移风易俗，富国强民。“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他认为《大公报》应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
国难报道敢怒敢言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的《大公报》，决心办一张言论独立的报纸，以“文人论政”的方式开辟新路。
《大公报》百年所经历的历史性重大事件中，以抗日期间的表现最为突出。为了共赴国难，《大公报》5次迁馆，辗转于津、沪、汉、桂、渝、港等地，所有资财荡然无存，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回后方，绝不在日寇铁蹄下出版一天。
1937年，《大公报》上海版因拒绝日军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停刊社论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为铭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大公报》汉口版于1937年9月18日创刊；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香港《大公报》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
百年历史诸多第一
《大公报》在见证时代、记录历史的进程中，在各个不同时期，都发挥过重要影响，并创下了诸多的第一。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派赴法国采访的惟一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战时期惟一驻守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记者萧乾。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大公报》派驻太平洋地区的战地记者是朱启平。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在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会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
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深入西部边区，向全国大众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报道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香港报纸是《大公报》。1985年，联合国将《大公报》列为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陈列于联合国总部纽约汉马绍图书馆供人阅览。
天津是《大公报》的第二故乡——新报记者专访《大公报》社长王国华从1902年在津创刊，到1956年迁址离津，《大公报》在津门度过了54年光辉岁月，《大公报》也把天津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据《大公报》驻天津办事处主任刘现云介绍，香港回归10年来，《大公报》每年报道天津的稿件前几年达300多篇，近几年更是达到500多篇。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大公报》更是不惜篇幅进行了大量报道，去年仅报道滨海新区的稿件就达到近百篇，香港回归10年来，天津与香港的交流合作更加密切了。
新报：香港回归10年来，天津与香港的合作更加密切、交流不断加强，《大公报》报道天津的稿件更是一年比一年多，可以说《大公报》对“家乡人”的报道是不遗余力的。为什么《大公报》要如此善待家乡人？
王国华：天津是《大公报》的第二故乡，《大公报》对天津有着深厚的天然的感情，报道天津是我们的天职。在两次“香港天津周”期间，以及天津市政府多次访港期间，《大公报》所有部门都主动配合，积极开辟专版做好报道和其他服务工作，受到香港市民和天津市政府的高度赞扬。特别是自2006年，国家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了十一五规划，天津将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大公报》更加大了对天津的报道。仅2006年，《大公报》发表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稿件就达近百篇，其中有很多深度报道受到读者的好评，有的还获得香港报业公会的大奖。
新报：《大公报》最关注天津的哪些行业，哪些新闻题材？
王国华：《大公报》作为一份综合性的报纸，对天津的报道是全方位的。近年来，我们主要是围绕天津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报道。从实施“三五八十”奋斗目标，到“三步走”战略，到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我们都不惜版面，有的开辟专版进行报道。同时对城市发展、社会民生、文化教育、趣闻轶事等方面，也有很多报道。
新报：《大公报》对天津的报道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除了天津是《大公报》的“第二故乡”这种特殊的情感因素外，是不是与香港市民更加关注天津有关？为什么？
王国华：香港与天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个城市都是港口城市，地缘条件较相似。在历史上，两地在物流航运、经贸往来方面就有很好的合作，而且在产业上两地有很好的互补性，合作空间非常广泛。
香港市民特别关注天津的开发开放，招商引资，许多大企业家积极北上寻找商机，对天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服务业方面都有较大的投资。他们认为，天津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天津人民热情、好客，尤其在社会治安方面堪称全国的楷模，到天津发展，他们认为最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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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津缘之董浩云
船王人生海河起航
水运帝国天津起家
他有着传奇般的一生：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拥有巨轮100余艘、载重量超过1100万吨的航运帝国；一个全球著名的“海上学府”船上教学模式；以及一个包括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业、造船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综合性跨国大集团——他就是素有“现代郑和”之称的世界七大船王之一，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之父董浩云。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被《纽约时报》誉为“世界最大独立船东”的超级船王创业基地竟然是在天津，是从我们这座城市开始自己的事业航程。
家信
天津档案馆，一排排文字档案在统一的档案盒中整齐罗列，“这些都是船王的手书。”保管利用部蒙秀芬女士拉开一个档案盒，厚厚一摞泛黄的信件依次展开。
她向记者介绍，目前档案馆珍藏着大量与船王相关的文字或实物资料，仅船王的亲笔信就有200多封，全部完好无损，“我们准备编辑一本书，告慰船王。”
如此丰富的馆藏，难怪董建华夫妇访津时都为之惊讶。
“编这本书就是想填补船王早年创业时期的历史空白。”蒙秀芬向记者介绍，本书着重描写的就是董浩云由一个在天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普通打工仔逐步成长为高层管理人员，再到独立创业打天下的创业历程，真实再现他青年时期鲜为人知的经历。
仔细翻阅这些资料就可以发现，董浩云曾经供职的天津航业公司成立于1929年，结束于1954年，是当年天津最具规模的一家航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都极具影响力。
目前档案馆完好地保存着天津航业公司的公司章程、会议记录和业务往来文件，有关董浩云先生的档案形成于1931年-1937年，其中很多都是由他亲笔起草的信函、电报、报告，以及公司对董浩云先生工作表现的评议材料，还有董浩云先生为发展长江航运业务、大同煤水路运输计划、航轮运煤业务等航运业务，为处理天津港冰难善后诸问题、轮船相撞等海难事宜，以及1937年转至天津航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后就拓展航运业务及相关航业研究成果给总经理王更三、业务主管周汉楚、航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会的函件、报告等，对研究董浩云先生的航运思想及其对我国航运业所作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记忆
“一代儒商啊！”坐在自己陈设简单的小屋中，年近九旬的郑道理老人若有所思地呢喃着。87年前他的祖父郑效三和好友曹钧发起创立了天津北方航业公司，在此后的日子中郑家、曹家与董浩云所在的天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多有业务往来，郑效三的儿子郑道理的父亲郑渠生甚至和董浩云成为至交好友。
在郑道理老人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将董浩云称为“天才儒商”，也就是说他不仅具备生意人的精明头脑，还兼具儒雅高尚的情操。随着年事的增长，老人淡忘了很多事情，但说起董浩云加盟天津航运业的经历却是头头是道，甚至清楚地记得，董浩云本名董兆荣，在天津开始从事航运工作后自行改名，取“浩如云海，前程无边”之意。
和很多大富豪不同，董浩云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他的父亲董瑞昌仅仅是个在上海经营五金制品的小商人，家中生活仅能算得上衣食无忧。但在1927年他16岁这年，父亲生意遭到重创，他也被迫辍学，父亲打算回浙江定海老家，董浩云却执意留在上海，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人生之路。
这一年董浩云参加了航海训练班招考，面对主考官关于“理想”的提问，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信誓旦旦地回答：“地球的表面四分之三是水，如果给我机会，我有信心征服海洋！”几天后他被训练班录取，1928年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赫赫有名的天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个小职员，当初没人会想到这个小家伙能成为船王。”郑道理老人的父亲常常教育他一定要向董浩云学习，有理想有抱负还踏实肯干。和许多新进入公司的小职员一样，董浩云起初也不过是天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整天在码头上搬搬扛扛。
但他信奉“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因此他又不同于自己的工友。晚上，劳累一天的工友们都要睡觉了，只有他把宿舍里仅有的5瓦灯泡拉到自己床前——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上床休息前，一定要读一两个小时的英文或海运相关书籍，为此没少受工友们嘲笑：“一个破工人还念什么外国书啊。”
或许连董浩云自己都不曾想到，为他命运带来转机的就是这本“外国书。”
海上大学
“呜呜……”汽笛声响彻码头，轮船即将要靠岸。
“快，快！放出钢索，准备靠岸！”船长发出命令。
“好，我马上去靠钢缆。”一个声音即刻应答着，随即一个瘦弱的身影迅速向轮船放置钢缆处飞奔而去，不料他一个趔趄重重摔倒在甲板上，疼得他半天都直不了身，手包扔出老远，里面的东西——一本英文书掉在甲板上。
“这是你的书？”董浩云站起身来时看到了一位和善的长者，他是中国航运业的翘楚，天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老板顾宗瑞——1932年，顾老板把自己年方十八，才貌双全的宝贝女儿顾丽真许配给了这个他认定会有出息的穷小子。
做了老板的乘龙快婿，董浩云获得许多宝贵的机会。此时他已被提升为天津轮船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并在1933年初出任天津航业公司助理，成了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董浩云的事业急速前进，最终成为华人经营国际客轮航线第一人及亚洲开拓集装箱航运的第一人。
他一生没有受过正统高等教育，却格外热衷教育，1971年斥资千万美元购买著名的豪华客轮“伊丽莎白女王”号，创办“海上大学”。但该轮在香港装修时不慎失火焚毁，于是毅然决定再买一艘“宇宙”号替代，并与匹兹堡大学合作成立了“海上大学”。
董浩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熏陶，为人正直，待人谦和，1982年4月15日，在恭迎摩纳哥元首雷尼尔三世莅临香港访问之际，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逝世。香港《南华早报》随即发表社评：“……他是位航运业的巨子，但更重要的他是位和蔼可亲、慷慨大度、不矜不伐的人；他身为伟人，却有一种使人乐意亲近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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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津缘之小说大家
津“生”大侠
津港通俗小说一脉相承
说起津港两地之间通俗小说的关系，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传承”。对于“传承”的理解，很多人恐怕是从曲艺界开始，相声演员、说书艺人通过口传心授，将好的作品一代代流传下来，门派、师徒的“传承”关系由此而来。而对于津港两地之间通俗小说大家来说，“传承”却有着些许的变化，没有曲艺界的“口传”，单单只是天津一位通俗小说家远隔千山万里的“心授”，便成就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商贾云集，买卖火爆。在众多商业的繁荣发展中，出版界也最为鼎盛，在这其中通俗小说不容小觑。如今看来，能够流传下来、并为现代人所知的武侠小说、武侠大家中，天津的小说家以及他们所留下来的作品都赫赫有名。而在这其中，被誉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之一的宫白羽对于津港两地之间通俗小说的联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宫白羽，本名为宫竹心，他祖籍山东，生在天津。宫白羽从小喜欢文学，15岁就发表文章，中学毕业因家贫辍学，开始翻译、创作。但是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几次挫折之后，宫竹心迫于生计，只得放弃了他一直追求的新文学创作的理想，改写武侠小说。虽然在其后的若干年里，武侠小说作家宫白羽响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但是宫白羽自己对于这些作品却一直心存愧疚。他在自传体散文《话柄》中的“自序”中写道：“凡是人总要吃饭，而我也是个人。”“一个人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的文字。”这“无聊的文字”，宫白羽指的就是武侠小说。
或许是因为与自己的理想相悖，也或许是因为环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1949年解放之后，宫白羽“金盆洗手”，也算是结束了自己一直讨厌的撰写“无聊的文字”的日子。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再也不会创作了，没想到刚“退隐”没多久的宫白羽先生再次接到了创作武侠小说的“政治任务”。
这一次是香港的《新晚报》通过中国新闻社找到天津市政府、天津市文化局，向宫白羽先生约稿。虽然心中有万分的不情愿，宫白羽先生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定期将稿件邮寄至《新晚报》，而当时负责编校宫白羽先生作品的是《新晚报》副刊编辑陈文统。
一拿到宫白羽先生的作品，陈文统就被它深深迷住了。随着宫白羽的名字在香港家喻户晓，陈文统也渐渐成为宫白羽先生的追随者。和陈文统一起着迷于武侠小说的副刊编辑还是他的同事查良镛。两人同在《新晚报》任职，他们在一起下棋，一起聊天，而谈论最多的就是武侠小说。
此时恰逢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后来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这两个武侠门派之争将香港的武侠热推向另一个高潮，正当香港人为此痴迷的时候，一篇署名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连载《龙虎斗京华》出现在《新晚报》副刊上。而这名后来成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鼻祖的梁羽生正是当年负责编校宫白羽先生作品的《新晚报》副刊编辑陈文统。
关于梁羽生是宫白羽先生“弟子”的说法外界流传已久，在多年前，这个说法也曾经得到梁羽生先生的亲口承认。天津市著名的通俗小说史专家倪斯霆先生回忆说，在宫白羽先生去世后，梁羽生曾经给宫白羽先生的儿子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梁大侠”表示自己虽然从来没有与宫白羽见过面、通过信，但是他们之间的交往确实从武侠小说开始，确实受到宫白羽先生的“心授”，而自己的笔名也是从“宫白羽”得来。在倪先生看来，宫白羽是天津通俗小说的代表，而梁羽生又被誉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津港两地之间的通俗小说可以说一脉相承。
梁羽生先生“一炮走红”的转年，金庸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问世。随着两位武侠大家一部部作品的问世，至此也迎来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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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津缘之驻港部队
威武雄兵
驻港部队中的天津人
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香港最繁华的政治、金融中心区，中环爱丁堡广场。
一座黄褐色的大楼格外醒目，外形好似一盏直立的银杯，抑或一瓶倒立的啤酒瓶，其独特的样式在香港各异的摩天楼宇中别具一格。
她，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大厦，是驻港部队首脑机关所在地。香港回归前，这座大楼是原驻港英军的三军司令部，港人习惯称之为“威尔斯亲王军营”。
驻香港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她汇集了全军的精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特殊的部队中还有一位咱天津老乡。
他，就是驻香港部队上校处长，39岁的杨占武。
哨位
历史的镜头在闪现，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伟大的一瞬——1997年7月1日凌晨，东起沙头角，南到文锦渡和皇岗口岸，西至蛇口妈湾，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从陆地、空中和海上同时越过深圳河，跨过一段弧形的空域和海域，准时踏上了香港这片神圣的土地，开始履行防务职责。也就是在此时，驻港部队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政治含义——她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象征着国家对香港的主权。
“漂亮，非常漂亮！”杨占武用这样的词来称赞他的军营。但凡到过驻港部队机关的客人，难忘的第一印象就是驻军大厦门口两名威武的哨兵。在烈日和海风的洗礼下，士兵的皮肤黝黑闪亮，双眼炯炯放光，雕塑般纹丝不动。一直以来，威严又帅气的哨兵吸引着不同肤色游人的视线，他们时常以哨兵为背景，在军营门口拍照留念。有一次，香港市民对驻军所有营区营门哨位评比打分，衡定等级，结果所有的哨位都是“五星级”。
杨占武生于天津宝坻。从天津师范大学毕业后即被特召入伍，军旅生涯已有十八年，先后在团、师、军级单位工作。1998年从天津警备区调入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2005年10月，接总部命令，前往驻港部队担任处长一职。
“工作上没嘛不适应的，反倒是生活上。”他说自己实在不能适应香港的饮食，好在部队的食堂海纳百川，时有馒头、花卷和捞面，否则胃口真的有点难开。很怀念天津的锅巴菜，也很想念天津的同学和战友。“前年回天津一次，就一天时间，开车时自己都傻了，都不认识路了。真想多些时间，回天津好好地感受她的变化！”
升旗
驻港部队在港内还拥有10余座军营，分布在港岛、九龙、新界各处。
离内地最近的军营地处新界，从深圳出关行车不到二十分钟就能到达，最远的则到了香港岛的最南端。这些营区大多是在原英军军营基础上改建的，不少军营依山傍海，环境优美。军营设施齐全，游泳池、足球场、网球场、篮球馆、壁球馆，每个营区都有。营区内满目绿色，芭蕉、合欢、相思、芒果、大叶榕、小叶榕、紫荆花树，还有说不出名的一些南方树木遍及军营，有些营区绿化面积更是高达90%以上。
美丽的军营，也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鸟、蟒蛇、穿山甲等野生动物踪迹随处可见。官兵们都非常自觉遵守香港野生动物保护法，军车给蟒蛇让路、战士为白鹭治伤的故事被香港居民称为美谈。
“在内地当兵这么多年，听惯了军号声，刚来香港时还真不习惯呢。”杨占武说驻港部队还有一个“特别”，就是军营内听不到嘹亮的军号声、操练声，因为香港地小人稠，居民又有晚睡晚起的习惯，部队自然入“香”随俗，不能扰民的。
每天早晨，一面面五星红旗在护旗手的护卫下，在香港驻军的各个营区缓缓升起，尽管没有嘹亮的国歌伴奏，但红旗从旗杆底部升到顶端的时间绝对是2分零7秒，正是太阳的上边缘与地平线相切到整个露出地平线的时间。
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在香江的上空高高飘扬。
精兵
尽管驻港部队的军营，是全军唯一没有军号的军营，然而在各个营区，依然是一派龙腾虎跃的练兵场面。
“我们都是因势利导，就地取材。”杨占武告诉记者，他一到香港就切身感受到了官兵们摸索出的“方寸科技练兵法”的功效。
在装甲车训练室，模拟坦克在晃动、摇摆，战士果断扣动扳机，电脑显示：“击中目标”；舰艇射击室里，战士坐在机枪座上，座位在“风浪”中颠簸、摇摆，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子弹瞬间击中前方移动的目标。依靠这些模拟训练场，驻港部队涌现出上千名各类训练尖子，取得数百项技术革新成果，参加上级组织的科技比武练兵，多次摘金夺银；先后几十次为香港各界人士和上级首长进行军事表演，多次参加香港政府组织的海难空难搜救演习，官兵们过硬的军事技能给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装甲车上的火力射向天空，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像肥皂泡一样轻飘飘地消失；榴弹吐着火舌呼啸着中靶，在山坡上画出了一朵朵的蘑菇云；快速移动、隐蔽的目标稍一露头，便被神枪手们打开了花。“在场的香港市民和演艺明星全都看傻了眼”说到这里，杨占武眉飞色舞。
在一次中秋探访活动中，狙击步枪对特种目标射击科目的表演将参观活动推向了高潮，射手按照嘉宾的指示，指哪打哪。
嘉宾示意：“一号射手打一号靶小腿。”话音刚落，一号靶已成“金鸡独立”。“二号射手打二号靶左小臂。”只听得一声枪响，二号靶左小臂应声落地。这位嘉宾惊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位特区政府官员曾专门致信驻军首长，盛赞驻港官兵，香港多家媒体做了大幅报道。有的报纸在题为《驻军守土港人安居》的报道中写道：“在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面前，一切恶势力、黑势力都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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