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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前明显的有一种奴隶感，97年之后政治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
97年前明显的有一种奴隶感，97年之后政治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主持人：作为曾经的资深媒体人，香港有这么多的媒体，没有主流大报，感觉娱乐化程度比较重一点，您觉得这个跟香港本身的城市定位有关系吗？
刘细良：香港是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很多媒体都是比较商业取向的，商业取向就要看市场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比如娱乐新闻、体育新闻，你看见两年前香港的体育版全改成赌博版，要看就拿国内的杂志看，以前香港的体育版都是讲球员的表现等等，描述比赛的过程，现在这些都没有了，他就叫你买什么，沙盘，赔率是什么。
主持人：那是说香港人都不关心政治吗？
刘细良：有一个改变，97年前比较明显的有一种奴隶感，97年之后，经过我刚才说的金融风暴、非典等等，大的事件之后，他们觉得需要知道他们的意见，政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还有当家作主的想法，就是港人治港，脱离殖民地以后，他们希望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所以有这样的政治意识的提升。这是相对的改变，是相对过去，97年之前，我们经常做难民的心态，不太关心，改变不了。现在有改变，也不是到狂野的地步，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投票率70%到90%，香港也就30%到40%左右，香港有关注政治的一面，但是没有到政治狂野一面，相对于台湾也好，相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开放民主的国家，都没有这么高的投票率，因为它是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在整份报纸来讲，占的量不是最多的。也是消费版、生活版为主，在看录像最先看的是娱乐新闻，然后是副刊，副刊就是生活、文化消费信息，然后是体育。重要的新闻是不受欢迎的新闻，受欢迎的新闻一定是不重要。
主持人：97年时我们解释“一国两制”说内地搞内地的社会主义，香港搞香港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香港跟大陆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您怎么看“一国两制”这个表述？
刘细良：它是动态的关系，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这是特殊的年代，可是当今天一些基本的条件出现改变的时候，就不应该分什么是井水，什么是河水，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想十年前，中国在全球贸易活动或者全球贸易活动相比，已经改变很多，我们不去思考在国家的位置，单独香港本位去看问题是不行的。这是香港本位为主，以香港优先等等。可以在某些事里以香港利益为优先，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存在一个大的环境，同时国家的利益在哪里，要平衡两方面的利益，才能融合比较好。现在是讲融合的问题，不是井水河水的问题，怎么融合最有利，一方面可以保全香港的特色，保全特色不是因为我们抗拒跟内地的接触，而是因为这样对国家的发展有比较特殊性的贡献，而不是跟上海、天津或者是深圳一样，可能是比较国际化的一点。这就是刚才怎么样去双赢一面。河水井水的描述到今天，跟现在的历史环境不一样。
香港跟中国大陆是命运共同体，只不过是49年以后有一段时间国家因为冷战体系，香港又是属于西方阵营的一部分，所以毛泽东决定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样的政策作为一个枪口。实际上是有意识保留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作为枪口。我想在政治问题，在香港的政治发展不能完全从香港本位看这个问题，因为一国两制在发展层面是必须考虑一国的层面，大部分香港人都了解，你看这次特首选举，很多人都知道，候选人得不到中央支持的时候，市民心目中已经觉得这个人当不成特首了，他们会接受一个条件，就是香港的特区行政长官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这是很重要。很多人挑选候选人已经把这样的想法已经进入脑袋里，这是比较具体的。良性互动的关系很重要。香港人在选举的时候，会内化一些条件，将一些条件内在化在自己的脑袋里。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97年之前有中英斗争在政改方案中，有对立分化的情况，我们要将过去的问题解决才能走下去。怎么在基本法框架下谋求香港的政治发展，这是历史对我们的要求，看不到或者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存在，也不行的。
主持人：以前做媒体评论人时，您总是针砭时弊，文字很有锋芒，现在担任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给您的思考背景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刘细良：当然看问题，考虑问题的角度有分别，以前是体制外，体制外你可以从价值观、概念出发，不需要考虑操作层面的事情。可是在政府工作，香港政府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就是比较重视基层层面，过去为什么香港市民对政府的公务员有一个比较高的信任度，因为它是说得出做得到，是比较务实地处理问题。要看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要看基层层面去考虑，而不是纯粹在价值层面去考虑，这是很好的锻炼。就像一个在政治上成熟的人，两方面思考都需要，一种是务虚的，就是价值观、形态方面的。一种是很务实的，很具体的，怎么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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