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一则关于卡拉OK版权收费方案的公告，从而揭开了国内迄今为止牵涉范围最广、数额最大的版权费用收取行动，公告就收费标准和收费主体做出官方阐述，但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多方质疑。
本节目通过全景式展示从去年开始的关于卡拉OK版权收费的大讨论，国家版权局版权事务主管副局长阎晓宏首次接受专访，与多位顶级专家论战卡拉OK版权收费的诸多问题。
详细内容：
近两年，国家版权局出台了两个重要的举措，在卡拉OK业界引起很大震动，一个是为了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批准成立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另一个是2006年11月，发布关于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费标准公告，公告规定，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基本标准为每天12元版权使用费。这两项举措引起了广泛讨论，围绕版权收费，我们新闻调查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去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2006年第一号公告。在公告中规定，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每天12元。然而，这则公告一经公布立刻引起广泛讨论。
臧天朔：我们国家真正开始有这个动作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大的胜利。
黄世球：版权费一定要交的，使用人家的东西要付费，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没有免费的午餐了。我们只不过是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你那个收费标准是怎么定出来的？
消费者：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他收了这个版权费。我们是担心会把那个版权费加注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就是说把价格提高啊。
有些卡拉OK企业开始借机涨价。北京钱柜将中等包间的价格从原来每小时69元飙升到132元。深圳市罗湖区100多家卡拉OK企业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张效坤：如果没有一个集体管理，各个人都委托一个没有权利收费的组织去收费，这个社会将会乱套。
为什么国家版权局的一则政务公告，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阎晓宏，国家版权局主管版权事务副局长。
阎晓宏：卡拉OK收费问题，是和我们这个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整体步伐和整体要求是相一致的。在中国，它是一个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就是说以前没有收费。
36年前，一个叫井上大佑的日本人发明了卡拉OK，这是一种全新的娱乐方式，它将原来只能欣赏别人演出的普通人变成了表演者，因此卡拉OK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20年前卡拉OK登陆中国，生性内向的中国人立刻喜欢上了它，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卡拉OK最大的市场。但是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支持，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人，一直无法向卡拉OK业者收取版权使用费。加入WTO前夕，中国政府为了履行国际承诺和保护民族知识产权，重新修订了已经施行了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唐广良：在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之前，我们的《著作权法》上，在表演权这个问题上规定，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机械表演。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之后，把通过机械装置再现已经有的表演，也列为表演权的一项。这样就从法律上，就给了著作权人一个权利。就是当别人播放，他有权利的表演的时候，他也可以行使权利去制止了。
通俗地说，在修订著作权法之前，卡拉OK企业一直在免费播放唱片公司和权利人的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法修订之后就必须付费播放，否则就会造成侵权。由此开始，权利人纷纷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阎晓宏：《著作权法》修订以后，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卡拉OK歌厅不断受到诉讼。
2001年6月1日《著作权法》修订实施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卡拉OK企业，收到49家国内外唱片公司的律师函，要求这些卡拉OK企业停止侵权，但是均遭到拒绝。从2004年3月开始，49家唱片公司及其代理公司，针对国内大大小小近2万家卡拉OK企业进行版权诉讼，卡拉OK企业无一例外全部败诉。
阎晓宏：当时上海和广东为主，一些卡拉OK的行业，一些企业。当时他们是迫切希望有一个组织，来收取卡拉OK的使用费，尽快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通过集体管理组织来收费来免除这样打官司的被动局面。
版权诉讼给卡拉OK业界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唱片公司和权利人也遭遇到维权难的局面。
臧天朔：比如说《朋友》这首歌吧，一到晚上八点半以后，人们吃完饭，酒过三旬，菜过五味，进卡拉OK厅了，肯定要唱这首歌。
记者：点唱率高对歌手来讲是好事啊。
臧天朔：是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双赢的事。
记者：到现在，您收到过卡拉OK交的版权费吗？
臧天朔：我没有收到过。
记者：那您有没有想过通过司法的渠道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臧天朔：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一家一家歌厅去告啊。你也不可能说全国各地去告，怎么告啊？
周亚平：这歌是在2004年的10月份开始火，然后到2005年年初的时候，基本上全国就开花了。
周亚平，两只蝴蝶的制作人。
记者：那在这么火的时候，从你们制作公司来讲，收到过从卡拉OK厅所交纳的这样一些版权费用没有？
周亚平：没有啊，一分钱都没有。我们是做一个一个的权利人，我对我作为我这个权利人来说，我面对的是全国KTV的市场。你要是穷尽地去诉讼，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就是这种大量诉讼的话，也牵扯到诉讼成本，诉讼的时间。我们衡量了很多，最后觉得诉讼还是一个很不经济的事情。
阎晓宏：这种主张权利是比较零散的，很分散的。因为歌厅很多，一个一个打官司诉讼成本很高。实际上对权利人来讲，对使用者来讲，都是不利的；另外的话，这种诉讼也会加大司法部门很大的工作压力。如果都走诉讼途径，应该说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记者：那怎么理性妥善地，解决这样的局面呢？
阎晓宏：通过著作权的集体管理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
世界上最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起源于法国，是歌剧《卡门》的作曲者比才倡导成立的，至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中国最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呢？
屈景明：两个要求，一个是国内立法了，一个就是加入国际公约了。加入国际公约，国际公约要求你必须建立起来集体管理组织，要不然，你的法律里边的承诺是一纸空文。
屈景明所说的国内立法，就是1991年6月1日颁布施行的著作权法。
屈景明：集体管理机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法律地域内，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所有的音乐作者，都加入到一个团体来；比如说我们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把他们的权利授权给协会，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个协会，他们之间又相互授权。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全世界保护的网络。那么好，我们如果现在日本的一个歌厅，在唱中国的一首歌，那么就由日本的那个协会去管理这个作品，并收到使用费并转到这个协会来，由这个协会再向原始的著作权人分配。
卡拉OK行业在经营活动中涉及到两类作品的著作权，它们分别是“音乐作品”和“音乐电视作品”，音乐作品包含词和曲，音乐电视作品实际上就是画面。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词曲部分的版权费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收取。
屈景明：我们从卡拉OK这方面收的钱，大概也就在300万以里。
记者：这个300万的数字和我们当时所预期的数字相比的话，有多大差距？
屈景明：没有预期，只有我们的覆盖面，我觉得我们的覆盖面只及当时的1%到2%。
记者：为什么会没有预期呢？你们既然代表权利人来收这笔钱。
屈景明：因为要考虑到协会的能力和社会环境；因为大多数歌厅卡拉OK歌厅他们操作，并不那么完全地依照法律操作。所以对于协会，这样一个组织吧，他的工作的一个方式方法，主要依靠协商，或者通过民事诉讼这样的方式。
2005年12月23日，国家版权局批准设立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负责收取卡拉OK音乐电视作品的版权费。去年年初，为了便于管理，音乐著作权协会和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经协商，决定合并音乐和音乐电视两项权利，共同向卡拉OK业主收取版权费，去年7月19日两协会向国家版权局递交收费方案。去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也就是2006年1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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