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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任港督卫奕信:当年想续租新界被拒绝(图)

文/图 本报特派英国记者何涛、廖杰华
文/图 本报特派英国记者何涛、廖杰华

  当年想续租新界被拒绝

  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园里居住着一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重要人物,他就是第27任港督卫奕信。

  香港对于卫奕信来说,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个人的命运更是与香港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整个香港回归谈判的过程中,卫奕信都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见证者。

  1987年,他出任第27任香港总督。在他的任期内,香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香港科技大学建成。但在他的任期内,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香港的政治改革和新机场建设也摆上了议事日程。

  6月8日下午,72岁的卫奕信特意戴上了一条红领带,在家里准时地等候着我们的到来。一见面他就说,“我十分乐意谈论我在香港担任总督时的事情”。

  在采访中,卫奕信还提议记者用普通话向他提问题,他用英文来回答。就这样,在剑桥大学里一幢异常古老的英式建筑里,我们同卫奕信展开了一场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有趣对话。

  记者:在历任港督中,您可以说是最了解中国的一位。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您就作为外交官到过北京,听说您还骑自行车逛过北京的胡同。

  卫奕信:我在北京两条胡同住过,这两处都有一个四合院。我当时住在北京市中心,非常愉快。当时是我自己提出了请求,搬进北京市中心住。

  30多年后,我的儿子也去了北京工作。他租了胡同里旅社的房间,所以也曾在胡同住过,并且也曾住过四合院。现在我很怀念在北京的日子,还有骑自行车穿梭的日子。

  关于第一次见邓小平:

  邓小平说“请香港人民放心”

  记者: 许多人说正是因为您是一个中国通,所以您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非常有技巧,不像彭定康那样,因为他不太了解中国。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

  卫奕信:好。让我回答您的问题的第一部分。简而言之,我对中国确实抱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生中也有很多时光要么是在香港和北京工作生活,要么就是在处理与香港或中国内地相关的事务,甚至有时身在他处时也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事情。

  我希望这些经历,对我在有效处理香港政府与大陆关系的问题方面都起到帮助作用。我希望这些经历是有益于我的工作的。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为香港人民和香港居民谋福利。

  记者:1979年的时候,麦理浩成为第一个以官方身份访问北京的港督,当时您也陪同去了,而且也见到了邓小平先生,您对邓小平的印象怎样?他当时对您谈了什么?

  卫奕信:我是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他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浑身焕发出权威感,很有感染力。

  记者:当时邓小平说了什么?还记得吗?

  卫奕信:谈话内容都已经记录在案了。

  记者:有没有邓小平说的一句话给你印象特别深的?

  卫奕信:有的。那句话后来在我回香港后得到多次引用,那就是,“请香港人民放心”。

  关于中英谈判:

  我们想建议继续租用新界

  记者:也就是在那次之后,英国方面知道了中国人想收回香港的决心是很强的。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把香港谈判的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卫奕信:对我们这方来说,那次访问是第一次在高层提出那个问题,使得1997年的问题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必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找到解决方案。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香港的投资将会流失殆尽,这将会对香港经济以及香港市民造成严重的影响。

  我们在谁也不清楚中国政府态度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想先来处理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就是新界的土地租用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我们提议,如果北京同意,我们就在1997年后继续租用新界。这样的话,中国何时收回香港的问题就会得到延迟处理。

  让我再进一步解释一遍。你也许记得,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香港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在适当的时机予以解决。我们每次提出香港前途问题时,中国政府的立场都是这样。邓小平当时说的是,虽然1997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他还说,香港会继续成为自由港口,请香港人民放心。

  记者:实际上在香港回归之前,中英双方进行了很多谈判,1984年的时候,您还是这个中英联络小组的英方的首席代表。我知道你们当时在谈判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当时北京的天气很热,但是你们住的那个房间是没有空调的。这只是生活方面的困难,在谈判方面还有哪些困难,您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卫奕信:我是联络小组的首席代表,但是我同时又还曾是英国代表团工作小组的领导者。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在1984年夏天完成联合声明的起草。

  其实当时天气只是一个小困难,确实很热,但是完全不成问题。酷热的天气促使我们脱掉大衣,意在显示我们虽然坐在谈判桌的两边,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对香港的未来作一个很好的规划。所以我们尽管是坐在谈判桌的对立面,但是我们却是一直共同合作的。

  你问到有没有遇到困难,当然困难是有的。我的意思是说,整个事情毕竟是一场谈判。当时谈判双方分别是由理查德大使领导的英方和周南先生领导的中方。主要的原则已经确定,我带领的小组的任务是详详细细地将之记录下来。当然我们还得一条条地讨论宣言中的各个部分,并且花了很多时间辩论哪些内容应该写进联合声明。

  关于“一国两制”:

  邓小平很有远见

  记者: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撒切尔夫人,当时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不知道撒切尔夫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协议的?

  卫奕信: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她当时对那个协议不满意。她觉得一块在英国治理下的殖民地、并且其中一部分已在19世纪签署的条约中割让给英国,要回归中国,基本上她对此是不高兴的。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人,所以她不喜欢这个协议。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承认,达成协议对香港有益,当然她后来也接受了联合声明的细节。

  记者:香港回归中国对于中英两国来说是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不管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

  卫奕信: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吗?!(停顿了一会)那就是历史现实。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确保它切实可行。

  记者:其实在这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实际上双方展开了很多的谈判,“一国两制”,这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可以这么理解吗?

  卫奕信:这样说吧。当时关于1997年后的安排必须要达成一个协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原因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不签协议的话,香港的经济可能会崩溃,继而给香港市民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所以协议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签协议,完全不作为。我个人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选择。

  麦理浩爵士于1979年访问北京时,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很有远见,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概念,这也是非常幸运的。在现在看来,我们都可以接受,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当时这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提议,在一个国家同时拥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在当时是很让人震惊的。

  关于“港督”生涯:

  职业顶峰非“港督”一职莫属

  记者:1992年7月,您任满离港。您在香港工作了5年,您是否享受当港督的日子?当港督是否是您一生中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

  卫奕信:毫无疑问,我的职业顶峰非港督一职莫属。对于像我这样在香港生活过很长时间并参与其中诸多事务的人来说,能够被委任为香港总督、对当时的500多万香港人负责,是件意义相当重大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做得好还是坏,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荣幸。

  当然,在此之前我也做过许多事情,而且我也乐在其中。但不用质疑,担任香港总督是我一生中以及我的职业生涯的顶点。

  记者: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当时您有回到香港去参加那个仪式吗?

  卫奕信:有。

  记者:作为曾经的在香港的最高统治者,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怎样?

  卫奕信:能担任香港总督,我觉得非常自豪。我对香港的英国管理机构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差不多所有的成果都是香港人民取得的,而并非在香港的英籍官员。所以在观看仪式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情景。

  第一个是,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当我还是学生时,为了练习中文,我在湾仔一家中国人的家庭里住了一段时间。这家人是从天津来到,所以普通话说得很好,当时我们住的是一个很小的公寓。参加仪式时,我坐在那里,发现湾仔与我印象中学生时代的湾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环绕我四周的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成群的银行、成堆的办公楼,环绕我的是一个繁荣的1997年的香港,一个比我在20世纪60年代读书时繁荣得多的香港。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

  第二个印象,可能听上去也有点奇怪。那就是英国驻香港的最后一支军队。那支军队在仪式的第一部分时上场列队行进,叫作黑卫士兵团,是一支苏格兰高地兵团,我曾在这个兵团服过两年兵役。当时的场景确实非常让我激动,看着我自己曾经服过兵役的军团在场上游行,给英国在香港的统治画上句号,非常激动人心。

  我得解释的是,当我离开香港时也举行了一次告别仪式,一种习惯性的告别港督的仪式,通常在维多利亚港的皇后码头结束,然后港督登上港督汽艇,穿过维多利亚港,到达启德机场。我知道仪式上的安排,但是有件事我是不知道的,那就是我的秘书福特爵士秘密地安排了两名风笛手,正当我转身要离开时,这两位身着苏格兰高地兵团服装(苏格兰裙和夹克)的风笛手吹起了苏格兰风笛。那个场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感人的。所以两次,一次是我个人离开香港的时候,一次是纪念英国在香港统治的结束,两次都用的是黑卫士兵团的军事仪式。这是第二件让我感动的事情。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就是倾盆大雨。当时每个人都淋得湿透了。下雨可以被看作是繁荣的象征,因为下雨和下鱼差不多,汉字写法有点不一样而已。我希望那场大雨意味着香港会越来越繁荣。

  关于回归10年:

  鼓励英国年轻人去香港发展

  记者:你如何评价香港回归后的10年?

  卫奕信:我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够见证香港有这样的成就。香港在经济和其他方面都这么活跃,并且相当成功。

  记者:确实,香港回归10年,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给香港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在思考着香港的未来。作为曾经的港督,你怎么看香港的未来呢?

  卫奕信:对此问题,我想说两点。第一,作为一个英国人,我觉得像我这样在香港生活过的人应该鼓励英国的年轻人去香港发展,告诉他们只要肯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在香港获得成功,而不能因为香港已经不受英国管辖而认为香港就不给英国人提供机会。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

  第二点,中国内地经济上的成功对香港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中国政府在努力为香港创造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还想说两点。第一,整个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繁荣都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一个繁荣的香港伴随着一个繁荣的广州和一个繁荣的澳门。这个三角洲地区的繁荣十分重要。

  我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包括香港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地区都可以进一步繁荣发展。因此,这并非“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的意思是,一个赢了另一个就必输。实际上,就上海和珠江三角洲的关系而言,双方都能成功。

  关于现在:

  成人之美对我很重要

  记者:您是历任港督中学历最高的一位,也是中文讲得最好的一位,您是不是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卫奕信:是的。我在香港大学念了两年书,其间,我对中国语言、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后来我还一度从外交部辞职,专门进修现代中国历史。我还担任过中国季刊的编辑。

  那时,我正在攻读现代中国史的博士学位,之所以担任中国季刊的编辑,是因为它能让我有足够的剩余时间来攻读学位。您刚才说我是香港历届港督中对中国文化最了解的一位,实在是太客气了。但是其实我不算是。历史上还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我这里想提及一位爵士,他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某个时期担任港督,他真的是个相当博学的中国通,甚至会写中国诗词。

  记者:现在您又回到了校园,您享受现在的校园生活吗?

  卫奕信:能够有机会做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对我而言很重要,能够有机会成全别人做有意义的事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在剑桥大学工作,努力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将来走向社会后做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成人之美,这对我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公认的“中国通”

  “你要是见到他,你可以跟他说普通话。”熟悉卫奕信的人通常都会这样向人介绍这位有着传奇色彩并对中国文化异常着迷的港督。

  在历任港督中,卫奕信是最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位。直到现在,不管是在英国还是中国,卫奕信仍是一名公认的“中国通”。

  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今年72岁的卫奕信一生似乎注定要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人生的几次重大选择都印上了深深的中国印迹。

  1960年,为了学习中文,25岁的卫奕信来到香港,并且在香港大学攻读了两年。1963年,卫奕信被派到北京工作,任英国驻华代办处一等秘书。此时,卫奕信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胡同之间。为了能住进北京的四合院,他还特意申请要搬到北京市中心居住。

  1968年,在英国外交部仕途正顺的卫奕信令人意外地辞职了,原因是与他着迷中国文化有关。“当时我是想去中国读博士,就问了上司能不能请3年假,但只获准了1年假。我说,很抱歉,我必须多呆几年才行,后来我就辞职了。”他回忆说。

  与香港命运息息相关

  卫奕信个人的命运更是与香港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整个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卫奕信都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见证者。1979年,卫奕信作为当时港督麦理浩的政治顾问,陪同麦理浩访问了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这是港督第一次以官方身份正式访问,也就是在这次访问中,中英双方正式展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努力。

  1984夏天,卫奕信匆匆赶到北京,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英方首席代表。这次,他并没有太多时间逛北京的胡同,他与中方的谈判代表紧张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

  卫奕信事业的巅峰也是在香港度过的。1987年,他出任第27任香港总督。在他的任期内,香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也是在这时香港第三间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建成。但同时在他的任期内,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香港的政治改革和新机场建设摆上了议事日程。

  晚年的卫奕信成为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的院长,但他并没有停止与中国的联系,他的儿子像他一样来到了北京当外交官。许多从中国来的朋友仍会不断地把中国香港和内地的消息带给他。关注中国的发展仍是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你们用中文提问,我用英文回答

  对于第一次到英国采访的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专访第27任港督卫奕信。实际上,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卫奕信成为了许多媒体都想采访的对象,但很少有媒体取得突破。

  6月5日,我们终于抓到了一个机会。在香港工商协会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的活动中,卫奕信出席了。活动刚一结束,我们就冲了上去和卫奕信打招呼。由于他工作很忙,他非常礼貌地和我们交换了名片,并聊了几句后,就匆匆离开了。当天下午,仍不死心的我们按照他名片上的邮件地址给他唐突地发了一封英文采访函。

  6月7日上午10时,卫奕信突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礼貌的惊喜。这位72岁的老人亲自给我们回复EMAIL:“亲爱的何涛和廖杰华,感谢你们的来信。现在是一个很忙的时间,很难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来接受采访。我不喜欢电话采访,但如果你们能够来剑桥大学的话,我可以在6月8日(星期五)下午安排半小时的时间接受你们的采访。”

  对于我们的这个采访请求,他打破了英国传统的办事方式,非常意外地给了我们一次最快约到采访的机会。能够给来自中国的记者这个特权,说明了他骨子里的中国情结。

  6月8日,在剑桥大学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里,我们见到了70多岁的卫奕信。他西装革履,穿着上一丝不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看到我们到来后,他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主动和我们握手。在正式采访前,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卫奕信特意带我们参观他的房子,并且介绍了他当院长的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这是一个很小的学院,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学院。院子里还有一些花是从中国来的。”在给我们介绍的过程中,他还不时地说几句中文。

  “我回到英国太久了,普通话我能听,但不大会讲了。你可以用普通话提问,我用英文来回答好吧。”在采访前,这位老人又提出一个方便我们的建议。就这样,我们和卫奕信之间展开了一场有意思的中文和英语的对话。

  卫奕信性格爽朗,一问到他觉得有趣的问题时,他都会大笑起来。不知不觉中,本来预定30分钟的采访延长到了55分钟才结束。

(责任编辑: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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