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惑

　　《瞭望》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惑

　　能够动态保护的要帮助它在原生态下发展，难以逃脱消亡之势的就要做好静态保护，等待日后再生的机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

　　刚刚过去的6月9日——全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是民族民间艺人的盛大节日。

在民族文化大省云南，207位民族民间文化“高手”站在省博物馆门前台阶上，被省文化厅和省民委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台下载歌载舞、掌声雷动，207人成为当天最耀眼的“明星”。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一条醒目的横幅悬挂在博物馆上空，也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命题——我们如何才能让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我死了，手艺肯定没了！”

　　这207位传承人已经是第三批被命名的云南民族民间艺人了，此前两批分别诞生于1999年和2002年——为民族民间艺术家命名，云南此举在全国领先。207人分别来自云南22个民族，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31岁，他们当中有民间工艺的能工巧匠、民族艺术的代表性人物，民俗礼仪、宗教活动的主持者和民族民间文化典籍、资料的保存者。

　　队列前排的73岁老汉仇炳堂身穿一件蓝色大褂，模样一如从前那样清俊儒雅。他是戏剧曲艺类中惟一个用纯正昆明方言演绎古话本的说书人。说书是他半个世纪的业余爱好，上世纪50年代在文化宫曲艺培训班接受培训之后，这个国企职工开始走进茶馆说书，50年来足迹遍及昆明。

　　据说昆明方言评书兴于三国，盛于民初；上世纪40年代昆明茶室林立，评书艺人多达48人，甚至有一位叫雷振北的评书大家阑尾炎发作仍然坚持说书、最终死在台上。1980年代以后方言评书迅速凋零，现在，仇炳堂成了昆明惟一一个说书人，他的听众也大多是七老八十的“老昆明”，为了听他讲一出才子佳人的老故事，往往不惜从城南长途跋涉赶往城北。说书者和听众共同的执著支撑着昆明方言评书延续至今。“我能说的书不会减少，我的听众却在逐年下降。”仇炳堂说，一旦他“走了”，昆明方言评书肯定绝迹。

　　对自己的手艺一脸忧虑的还有30多岁的李利春，来自昆明官渡区子君村的他是地道的农民，会做一种流传了7000年的古老彝族乐器：阿乌。其形状像一个大的菱角，有三个圆孔，可吹出三个音调。阿乌仅仅流传于官渡区极少数的彝族村落，是古老的祈雨乐器。它的制作工艺很简单，只需挖取当地特有的黑泥，捏出形状，再放到火里烧制即成。但即使如此简单的手艺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失传的危险。

　　“年轻人根本不喜欢，他们听不出简单的音韵背后的味道，他们体验不到挖泥烧制的乐趣。”李利春说，“我死了，手艺肯定就没了。”

　　被命名的207位传承人中有不少人都在为自己手艺的未来感到担忧，比如哈尼族老人王黑波担心他所吹奏的乐器“哔噜”、拉祜族艺人李扎尔牵挂他的葫芦笙制作，汉族老人李广周忧虑他的烟锅手艺……一次命名活动让众多观众见识到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的民族民间文化品种的同时，也对它们的将来捏了一把汗。

　　为三批民间艺人命名

　　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为这个过于沉重的话题找到完美的答案。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赵耀鑫介绍，云南应该是全国率先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重要性并主动实施保护策略的文化大省，先后出台了为民族民间艺人命名、全省普查、建立保护名录和颁布法规等在全国领先的重大举措，尽可能抢救濒危的传统文化、小心呵护流传数千年的民族文化之魂。

　　赵耀鑫是云南三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在他的倡导下，1997年云南展开民间美术艺人的调查，最终于1999年为166名美术艺人命名；2000～2002年，云南又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了第二次调查，为295人命名，但这一次的范围不仅包括美术，还有音乐和舞蹈；第三批也就是今年6月9日命名的207人，所涉及的艺术领域更加宽泛。“命名工作至少在弥补解放以来由于极左政治因素被深深割裂的民族民间艺术的裂痕，也极大提升了这些民族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和民族自豪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带来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赵耀鑫说。

　　同时，云南于2000年出台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也是全国第一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条例；2003年启动全省范围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普查，并根据普查结果在2005年建立了县、州（市）、省、国家四级保护名录，其中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云南就占据了34项，列全国之首。

　　一系列举措有力促进了云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赵耀鑫认为这并不足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顺利地延续和传承下去，“这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面对仇炳堂、李利春们的担忧，赵耀鑫建议：民族民间文化自有其土壤，保护传承应该强调一种“动态”，即在原生态的环境中促进非物质文化的生生不息，同时也需要一种“静态”的保护，即积极搜集和整理各种资料，用纸张、影像等方式把它保存起来。

　　保护需要“动静”结合

　　动态保护在云南成功的例子并不鲜见，凡是与民族文化和旅游市场密切相关的项目都赢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比如大理新华村高度发达的制银手艺，就得益于当地旅游业的带动，使每户人家平均年收入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根本不用担心它的传承；濒临灭绝的东巴造纸和傣族造纸术也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找到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前者已经在丽江古城中作为一种当地工艺品获得了一席之地，后者则通过蓬勃兴起的普洱茶产业，成为包裹茶饼最好的材料；而宣科领衔的纳西古乐更是在丽江古城扎下根来，通过固定演出焕发出无穷生机；杨丽萍的《云南映象》、李怀秀李怀福姐弟的海菜腔也都通过市场培养了大批后继者。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系副主任符继红认为，市场化和产业化是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办法，市场可以为文化换取价值、提供物质支持并培养大批的传承人。因此如何致力于民族民间艺术的动态开发将是下一步云南乃至全国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攻方向。

　　还有很多民族民间文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缺少生存环境，又缺乏历史机遇，所流传区域太狭小，有的工艺复杂、造价高昂，有的曲高和寡、完全丧失了观众，例如方言评书，阿乌制作、雨鼓工艺、乌铜走银和众多少数民族曲艺，消亡很可能难以避免。

　　赵耀鑫介绍，目前云南的做法只能是直接补贴到户——比如文化部已经给予云南200万元的非物质文化保护资金，指定对12个重点项目进行保护；省、州市、县各级也有一定的扶持资金，专门交到传承人手里，要求他们开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保证把手艺传下去。

　　“但民族民间艺术的兴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是救一点算一点吧，至于无法抢救、自行消亡的，也不必过于紧张，消亡就消亡了，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是难以阻挡的趋势。”赵耀鑫认为，对于众多缺少开发利用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做好静态的保护，它今天可能消亡，但明天很可能通过新的历史机遇被重新学习，再焕新生。

　　民族民间文化能以更新鲜的面目走入现代人的视野吗？回答是肯定的。仇柄堂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其实眼下地方电视台的方言新闻、方言述评类节目都是方言评书的变种，如果有年轻人愿意跟他说书，他可以教他们讲金庸小说、现当代故事；而李利春已经在新的阿乌上钻出7个孔，令其音色变得更加宽广，表现力更强，争取为阿乌赢来新的转机。

　　符继红认为，民族民间文化未尝不能大胆创新、进入城市，比如很多民族手工技艺可通过一种文化的陌生和疏离感，吸引更多城市年轻人投入进来；现在部分被命名的传承人也被邀请走上了大学讲台，他们在“引诱”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日益凋敝的民族民间文化。“只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明天一定会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