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亲历中英香港谈判 撒切尔夫人来北京当说客

　　舆论压力

　　1982年起，中英双方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谈判。我当时是代表港澳办去参加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港澳办还没有公开，我们这个机构是不挂牌的，英国人不知道，所以我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的西欧司的顾问。

　　小平同志说的1984年9月份的这个限期，英国叫最后限期，我们叫死期。我们说“死期”快到了，你们赶紧啊。正是大热天，我们那个时候空调也不好，大家都汗流浃背，通宵地来谈，就是为了赶这个死期。赶到最后，大家还是在9月份达成协议了。

　　双方针锋相对，但主动权还是在我们手里。因为到了1997年，有个《新界租约》放在那儿，他不交还的话，我们也不同意他的新界地契跨越1997年。如果新界到时候交还给我们，整个香港是生存不了的。发电厂、水库、铁路……这些都在新界，新界占整个香港面积的百分之九十，香港、九龙如果没有新界，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当时我们是强调，不但新界要交还给中国，香港、九龙也得交还给中国。后来很被动了，他们又出了一个名堂，用治权来换主权。主权还给你们，但是还让他们英国人来继续管，千方百计要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就调动整个国际舆论来对我们施压，那时国际舆论是一边倒的。欧洲这些国家好一点，主要是美国，美国那个时候整个舆论是对我们完全采取否定态度的，对一国两制根本不信。后来《Fortune（财富）》杂志出了一期，封面上就是“香港已死”这几个大字。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做国际舆论的工作。我们就推动香港人组织了一个“明天更好基金”，专门到各国去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我们跟香港人一起到美国，到欧洲，到东南亚好多国家去解释。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美国国会找他们一些议员谈，这些议员就是美国亚洲委员会的，应该是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的。我们去跟他们解释对香港的政策的时候，我谈到我们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讲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们财政也是独立的，司法也是独立的。我说将来这个香港，一个钱也不用上缴给中央，我们也不在香港征税。这些议员听了，说，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他们不相信。照理这些议员应该很了解，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了解。

　　我觉得小平同志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十分决绝，甚至在香港两天的会见中，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1984年6月22日，他首先是会见了香港的工商界人士，6月23日会见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等三个人。他们三个人都是行政局（行政局是港督的一个咨询机构）的议员，钟士元是首席议员，他是企图来说服我们维持现状的，不要收回香港。他说是代表了香港民意来的，因为行政局是代表香港民意的。小平同志一上来（我们事先也跟他汇报了）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代表香港民意来的，你们是代表英国人的利益来的。人家还没有张嘴说话呢，就被他堵住了，他一下子就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企图以香港民意来对我们施加压力，而香港刚开始的时候，民意对香港回归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多数的香港人那个时候还希望能够保持现状，希望英国人继续管治。小平同志就清楚地讲了，我们虽然说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是什么样的港人来治港，我们是有条件的。一定要由爱国者为主，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中间的，甚至有一些偏右的也可以，但是要以爱国者为主。什么叫爱国者，他讲得很清楚，第一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第二真心诚意地拥护香港回归祖国，第三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后来又加了一条，不损害国家利益。只要符合这些条件，不管你是相信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奴隶主义也好，就可以。

　　艰难进展

　　整个谈判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有时候甚至感觉要谈崩了，谈不下去了。比如说联络小组的问题。我们说在过渡时期，应该要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有这么个平台，有这么个途径，双方经常磋商，使香港在这个十三年里面平稳过渡。但是联合声明签署以后，这个小组设在哪儿呢？原来是说，我们这个联络小组，既然是香港平稳过渡，当然设在香港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他们非常紧张，坚决反对。我们说这个是必要的，为了香港十三年内不要发生大的波动，能够真正平稳过渡。而且这里面有个衔接问题。他们根本上就反对这个小组，因为联合声明是讲在1997年以前由英国人来管治，在1997年以后交给我们来管治，所以他们强调你别来管我这个十三年的事，这个是我英国人自己的事。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来管你的问题，我们就强调我们这个联合小组不来干预你的管治，不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他们最怕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由于他们开始反应很强烈，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些妥协。小平同志后来就说，联络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可以推迟两年，不但推迟两年，而且可以延长一些，到1997年以后还可以继续待一会，一直到2000年1月才解散。就是说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英国人还可以在有些问题上通过联络小组来谈。

　　一些问题很复杂的。再比如说国籍的问题，你知道香港人口袋里有好几本护照呢。到了1997年7月1日以后，哪些人算是中国国籍、中国人啊？因为我们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必须要由中国公民来担任的。什么叫做中国公民？谁是中国公民？好几本护照你怎么算？从我们国籍法来说，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像这些问题都要在1997年以前，大家一起商量来解决的。

　　这里面还要提提廖承志同志，廖公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他下了决心，然后小平同志拍板。廖承志对香港太熟悉了，他在香港关系很多，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在香港也住过一阵子。而且他又是广东人，他可以直接跟香港朋友用广东话沟通，所以香港人对他很亲切，廖公在香港威信很高。他后来在病床上，已经在吸氧了，喘不过气来，还是一直在关心香港问题，一直在问我们。小平同志呢，他不但拍板，而且事无巨细。很多具体的问题，他都是亲自给我们一些指示。举一个例子，我们说1997年以后我们要以法律来保护外资在香港的利益，他看了这一条，说这个不够，为了使英国人放心，你们首先要突出英国。所以我们后来是这么写的，就是我们要以法律保护大不列颠王国和其他外国资金在香港的利益，特别强调了英国。这个例子就很具体，而且的确很起作用，因为毕竟英国人大量利益在香港，只要把英国商人这些公司稳定下来，整个香港的形势就会稳定。

　　签署联合声明

　　1984年12月19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中国，下午5时30分，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这个铁娘子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把香港看作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她绝对不甘心这么乖乖交出来的。所以她还是千方百计地想在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也不全部否定她。小平同志讲的，还是要让她（主要是英国人）有信心，能够留在香港，所以我们对英国的这些大公司，汇丰、太古……，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它们稳定地留下来。

　　就算在签署联合声明之前，两个国家各自发表了一个像是公报一样的文件，英国方面在公报上面的措词还是跟我们的不太一样。他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以后，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我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我们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里面很有学问的。有些人说收回主权，这是不对的，因为主权一直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对不平等条约始终是不承认的。问题是香港被英国人强占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能在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我们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不是收回主权。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

　　当时英国人是不甘心的。联合声明以后，1989年以前，应该说我们跟英方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而我们的方针也是跟英国以合作为主、斗争为次，很多事情有商有量的。我那个时候，跟当时的港督卫奕信两个人经常接触。他不方便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说英皇制诰规定的，港督离开哪怕半天也要刊宪，也要指定代理人。他不方便来，那就我去。那个时候是怎么去呢？也没有通行证，也没有什么护照，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就用车把我送到罗湖桥中间，他那边的车来接我，下车上他们的车，然后过了桥，上他的直升机，把我送到他的粉岭别墅。就在别墅里面我们两个人谈一些问题，经常采取这个方式。谁也不知道，都是保密地谈，好多问题是在这种个别接触当中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