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十年：东方之珠 中国光芒(图)

　　历史的回音

　　曾宪梓：“英国有这么多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只有一个香港？祖国其实一直都是香港发展最大的支撑。

　　要让梦想继续照进现实，或许我们该重温一下历史。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回顾得越远，可能前瞻得越远。”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香港在英国统治的一百多年里，竟然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

　　其实，香港作为南中国的转口港，在殖民历史中的前一百多年里，并无特别建树。直到二战结束，香港才翻开了新的一页。大批难民或移民如潮水般地涌入香港，香港的人口从1945年8月的60万飙升到1947年底的180万。之后随着国民党的失利，1948到1949年两年时间里，香港的人口又激增到220万。在这些移民中，来自上海的企业家被认为是香港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1950年代起家的香港纺织业，几乎全部是由上海来的企业家兴办。

　　香港岭大校长陈坤耀在早年的研究中指出，“历史的偶然”使香港在早期的经济成长中并没有花费多大的力气就从大陆获得了巨额资本、创业人才以及后来不断补充的劳工。

　　1960年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又使一大批东南亚的华侨企业家带着庞大资金和技术来到了香港。而香港善用了上海资本家和东南亚华侨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从纺织业起步，香港后来顺势开创了塑料、电子、玩具、钟表和电器用品等一系列劳动密集型工业。在这个基础上香港由一个传统的转口贸易港，迅速成长为亚洲工业制品的重要出口地区。

　　而英国政府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几乎从来没有在香港花过钱，这是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在研究过香港的历史后得出的结论。她说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个月，英国公务员的薪酬没有人支付，所以需要从老家汇钱过来给他们发工资。

　　不过，殖民地政府在香港发展的关键时期为香港搭建了一套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并推行“善治”。这主要归功于1971－1982年主政的港督麦理浩。

　　中文流利的麦理浩调整了过去港督政府对辖区内中国人的问题和需求不理不睬的歧视态度，改善民生，积极推动社会福利的提供，特别是在公屋、公共医疗、公费教育和工人保护领域。这一方面是对1966年、1977年香港暴乱所展示的社会不满的回应，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本土工党执政后带来的新的意识形态的变化。

　　麦理浩主政期间正好见证了香港经济的起飞。到1981年时，香港的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成为了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富足加强了这个移民社会的身份认同。香港人，或HongKongers，在1980年代开始普遍使用。

　　1979年3月，麦理浩正是带着这样一个富裕的香港到北京见邓小平，希望中国政府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从那以后，中国政府坚定收回香港的一系列安排提上了日程。

　　也就在那时，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捷足先登的是香港的企业家们。由于他们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也由于香港日渐上升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香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渐次转移到南部沿海特区。而香港则在八九十年代一跃成为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的国际大都市。

　　回归后，历史似乎要考验一下这个新生生命。从金融风暴到SARS和禽流感，从几十万中产阶级的负资产到政府连续多年的财政赤字，从破产率高企到失业率居高不下，香港特区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

　　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实力却与日俱增，成为国际社会不能忽视的一股力量。在2003年香港经济陷入低谷后，中央政府采取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是中国大陆给予香港的比WTO更优惠的贸易协定）、自由行等扶助措施，才令香港经济快速反弹。

　　随着“繁荣神话”的破灭，香港人以往以经济成就为支撑的身份认同又遭受了挑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近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回归10年来香港最大的变化是，香港现在的经济发展是受内地经济的发展推动。“但事实上这是一直存在的。英国有这么多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只有一个香港？祖国其实一直都是香港发展最大的支撑。”他说。

　　纽约刘氏投资集团主席、香港人廖子光认为，综观历史，香港经济总是由地缘政治而不是自由市场驱动，更不是由民主或法治驱动。因此，香港的未来不在于中国是否干预香港的高度自治，或者自由市场的继续，或者法治，而是在于香港能否再次顺应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

　　正如《时代》周刊在最近关于香港回归10周年的封面报道中所说，“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的一部分，几乎保证香港会继续保持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