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特首选举董建华高票当选我也很意外(图)

　　“对手”彭定康

　　高明政治家 强硬霸道有魄力

　　鲁平和彭定康的名字在媒体上时常联系在一起，除了他们曾经是博弈场上的对手，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鲁平那句“千古罪人”的怒斥。

　　鲁平说自己和彭定康共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接触是在1994年，彭定康推出了新的政制改革方案，双方见了一次面，第二次是澳门回归时，邀请鲁平前去观礼，彭定康也去了那里。关于二人之间私下的交往，鲁平说，在那次观礼结束后，彭定康曾经追上他寒暄了一番，并交流了对音乐的看法，彭定康说自己喜欢18世纪的古典音乐，而鲁平则说自己喜欢19世纪的音乐，彭定康曾问鲁平是否还听音乐，并表示要赠送鲁平一套巴赫的唱片，只是，那次会面后，两人相隔遥远，赠送唱片之事也从此没了下文。

　　对于这个昔日的“对手”，鲁平对他的评价是“是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很有魄力，但是同时，他的性格也很强硬和霸道，听不得不同意见。”

　　对于彭定康力推新的政制改革方案，鲁平说，那是因为彭定康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彭定康不受英国外交部管辖，可以直接向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负责，外交部对他也很有意见。他刚来就推出了新的政制改革方案，我想，两国外长曾经交换了7封信，我说他怎么会不知道有这7封信而推翻呢？那次，我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这7封信，他一愣，就问旁边的人，有吗？ 很显然，他是真的不知道，后来我们公开了这7封信，这说明他和他们的外交部有隔阂。此外，彭定康就任不久就辞退了大量立法局议员，其中包括很多原本亲英派议员，他在香港不得人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反而有利。”

　　回头来看彭定康给香港带来的影响，鲁平说，由于彭定康的原因，“直通车”方案只能搁浅，这给后面香港的平稳过渡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当时说彭定康是千古罪人，不只是一句气话，假如“直通车”能顺利实行，现在香港的局面相信会更好。

　　好友卫奕信：

　　他走前我陪他去了次三峡

　　卫奕信是鲁平很好的朋友，他以前常常到卫奕信那里聊天。

　　“但是1989年后，卫奕信忽然不理睬我们了，他建设启德新机场的计划也是突然提出的，我们都不知道。当时我问他，我说你们留下了多少政府储备金给香港，他说是50亿，而且是50亿港元。我说，开玩笑，50亿港元，让香港政府怎么运作，让香港人怎么过？我们并不反对建设新机场，但是我们认为不能把钱都花光了。”鲁平回忆说，“我们考虑以后决定，不理睬他们，因为他们提出建设新机场需要花费1270亿港元，有相当部分的资金需要贷款，而这些贷款又要到1997年后才能归还，如果不能够得到我们的保证，未来无法保证款项的归还，那么贷款就太有难度了。”

　　在谈到昔日好友卫奕信时，鲁平对他的评价是：是个“中国通”，了解中国。“他知道硬来是不行的，但是英国政府内部一些人又对他不满，硬要将他调回去。“他走的时候很不愉快，走前，他告诉我，他一直都没有到过三峡，后来他走之前，我专门邀请他，并陪他去了次三峡，现在我一直还和他保持着联系。”

　　首次特首选举

　　董建华高票当选我们也很意外

　　当年董建华首任香港行政长官时，有关传言认为是内地内定安排，对此，鲁平披露了当年选举的幕后故事。

　　鲁平说，对于香港特首人选，中央的方针一直是本着港人自治的原则，没有倾向谁来当特首，“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有能力能得到支持都可以出来选，能否当上就得靠自己，没有特殊照顾。”

　　鲁平说，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首可以由举荐或选举产生，但是中央政府认为应该完全由港人自治，所以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前者。从提名到投票的整个过程都是绝对保密的。“整个香港特首的首次选举真正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最后，当宣读投票结果时，董建华以80%的高票当选，我们也很意外。董建华的胜出，是众望所归。”

　　谈到对董建华的印象，鲁平说，董建华为人很正直，有责任感，能够为香港做实事，他对香港有真感情，对香港人也是真心实意，但他确实不是政治家。

　　鲁平简历

　　鲁平生于1927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历任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副主任、主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鲁平1997年退休，目前是中国福利会的副主席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他的爱好是听音乐和上网。

　　鲁平印象

　　鲁平的家就在故宫附近。鲁平的夫人是他的大学同学，而且是同门学妹，听到门铃丁咚，她立刻从楼梯上走下来给我们开门。她个头不高，小巧玲珑，尽管已经头发银白，但面容依然娟秀，依稀能看出当年的秀美和风采。“我跟着他在香港住了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我是鲁平的夫人，我也不希望大家知道，要不然就没有安静的日子过喽。”她笑笑，轻轻地和本报记者聊了两句。

　　鲁平身材高大，头发雪白，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回忆起过往的经历，他思维清晰，讲述得非常有条理，几乎没有更正和重复。简单的接触中，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老人的鲜明个性，谈到投机处，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可以滔滔不绝说上几十分钟；遇到不喜欢的问题，索性挥挥手，嚷嚷一下“哎呀，这个就不谈了”。无怪乎当年碰上素以强硬和霸道著称的彭定康，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骂人家是“千古罪人”。

　　鲁平说，对于祖国的热爱，最初来自于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到租界里历经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

　　“我那时候就有个信念，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扬眉吐气，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后来，我参加革命，做了地下党，不是为了做官和发财，我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交党费。再后来，派我做香港工作，交给我这个任务，我觉得非常光荣，心想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对得起国家。”

　　香港回归祖国后的10年间，鲁平很少再去香港。“只有两次，一次是1998年香港新机场落成，另一次则是参加香港城市大学的活动。”鲁平说，回归工作于1997年完成，自己后来也退了休，但是仍然牵挂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