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十年：香港的成长与烦恼

　　【香港这十年】香港的成长与烦恼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冠中

　　不确定的年代 难自主的命运

　　时空隔绝之后，内地人对港人心绪难以感同，更未身受其金融危机、SARS阵痛。更对香港今日的来由、未来的走向缺乏了解、观察。本报特约香港知名文化人陈冠中先生撰文，对香港的成长进行梳理、反思。

香港的街头，人们行色匆匆

香港地铁里，贴出庆典回归十周年的大幅广告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香港，也有烦恼……

　　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曾说过，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中国行使主权之后，极端情况并不曾发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马照跑、舞照跳”的承诺得到兑现。

　　不过，只说歌颂的套话也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趁大家比较关注香港的时机，对香港的情况作一些梳理和反思。

　　富裕的另一面，什么令香港蒙羞

　　比较起世界上任何地区、国家或大城市，香港的难题很少：没有城与乡、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巨大差距，没有显著的种族、族群、宗教矛盾，早已完成城市化及现代化基本建设，大致可说是个法治、廉洁的善治之地。

并且，作为回到中国主权下的自治特区，香港不像上海般要上缴公帑给中央政府，不必如新加坡般自己花钱在军备，连驻港解放军的费用都不需要港人负担。

　　这里是金融中心，是纽约、伦敦一样的全球经济节点，也同样拥有商贸服务业、消费旅游业和知识创意产业。

　　虽然淡出了制造业，因为背靠内地特别是珠三角，香港仍有为生产业服务如物流等行业。就算把生产业放在一旁，香港的条件（金融＋商贸服务＋生产者服务＋消费旅游＋知识创意产业）在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城市能及。在全球化时代，财富向所谓世界城市倾斜，而香港是世界城市之中的一个。

　　有这么好的条件，但香港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却跟富裕程度不对称。香港人均收入在1997前已超过一些欧洲大国，但在环保、节能、社会保障方面却远低于欧盟水准，在城市保育、文物保护、教育理念、民主生活方面更显得落后。空气质素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而七百万居民的排污，连内地城市的污水处理标准都达不到，以至要长期封闭西岸沙滩及取消年度渡海游泳比赛。

　　同时，凡不能稳住生产业的全球化城市，都可能有一个危险趋向，就是市民收入两极化，以及伴随而来的结构性失业、开工不足与转业后收入下降。香港就算在近3年的所谓经济复苏期，仍挥之不去的一个异象，就是贫富差距加大，实质的低收入者愈来愈多。香港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至今还比1996年的水平低了10％以上，说明至少一半以上的居民实际收入降低了，而月收入在1万至4万港元的家庭占全港家庭的比例由1996年的61·2％掉到2006年的55％，又说明中产阶层在减少。最低收入家庭的跌幅更大，现竟有超过50万户家庭每月收入少于8000港元，这个阶层占全港家庭的比例由96年的13％增至05年的22％。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层的收入更高了，富豪们当下的消费话题不再是买什么样的游艇，而是买什么型号的私人飞机。

　　1997年前香港是水涨船高，人人实际收入有增长，所以大家觉得坐在同一条船上。但这一次，大部份人没有分享到总体经济好转的甜头，这情况不改进，下次经济衰退时就再不好说什么同舟共济。现在香港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0．533，名列世界前茅，远大于同样受全球化压力的亚洲发达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甚至跟香港同构型最高的新加坡。

　　这些都足以令香港蒙羞，影响社会和谐、宜居程度及整体经济发展。

　　不能独善

　　亚洲金融风暴震荡后，港人担心香港的经济前景，怀疑自己的竞争能力，怕被边缘化。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本来大致上只要世界经济好，香港也会好。这里所谓世界，其实只是指美国和第一世界国家，简单说是美国好，香港也好。二战后美国出现很长的增长期，香港也分到一杯羹。1990年后，世界经济进一步全球化，香港也成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节点。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和崛起，香港与内地关系越加紧密，现在确已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中国内地好，香港好，或是说，若美国或中国内地其中一个不好，香港也不会好。

　　这是外部大环境，不是凭香港的主观意愿或内部努力就可以主导的。但若深究一点，却发觉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美国和中国内地情况尚好，香港却出问题。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例子。金融风暴后，中国内地每年高速增长，香港却好几年停滞不前，足见在内地好与香港好之间，也可以有颇长的时间差。换句话说，香港经济基本上将随着美国、中国变好变坏，不可能自己独好，但却可以独自变坏，或因为自己不长进而持续的滞后。

　　也就是说，经济上香港不能遇到问题就被动地归咎于外部环境，或等待中央政府给优惠政策，而不主动去改良内部体制、调整指导思想。

　　回归十年，不确定的年代

　　反思香港的问题，笔者想提出三点看法，作为回归十年反思的切入点：

　　一、今日香港内部的好与坏，大部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种下的果，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回归后生成的。故此，要处理目前的问题，香港得好好重新总结七八十年代的经验。

　　二、基本法是特区最上位的法，恪守基本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香港要做的依然是好好的履行基本法里要求港人实现的事情。

　　三、这十年香港特区政府做过什么有建设性的事情吗？有是有的，但往往跌跌撞撞，好像换了一副新眼镜后，度数变化了，哪怕只是变了一点点，一段期间内走起路来就会有点浮浮的不确定甚至头痛。借用已故美国经济思想家盖博瑞斯《不确定的年代》一书里的解释，不确定一词还包括着这样一重意思，就是一些在过去确信不疑的观念，面对当前问题的时候，出现把握不准的状况，让人犹疑难决。

　　回归十年可说是香港的不确定年代。经过这十年，香港的问题大致都已清楚的呈现了，许多人更渐渐意识到问题的深层根源，这是一个契机，现在要看市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智慧了。我在大陆、台湾地区居住了15年，看着两地如何克服重重巨大困难，给了我一个信念，就是：香港的这些内部问题在下一个十年内是可以舒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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