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范椒芬：十年风波不断我无愧于心(图)

　　关于回归：

　　廉政公署支持率逐年升高

　　记者：回归那天的情景，你还记得吗？

　　罗范椒芬：回归之前，我担任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所以对回归有种特殊的感情。

如果你问我十年来最难忘的时候，我一定会说是1997年6月30日晚上到7月1日交接的时候。当零点时升起国旗和区旗时，那真是这几十年来最激动的时刻。

　　记者：回归前，有很多人担心香港贪污会变得严重。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罗范椒芬：1997年，著名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中，香港在全世界52个地区中排名第18位，2006年，“清廉指数”包括163地区，香港排行15。在亚洲地区，香港位列第二，排在新加坡之后。

　　有几个数字我必须强调，10年前，私人企业和政府、公营机构的贪污案件大概各占一半。但是2006年数据显示，关于私人企业贪污的投诉占到了61%，投诉政府的大约占33%，投诉公营机构比如电信公司的大约7%。

　　1974年，香港警务人员的贪污是非常严重的。警务人员的贪污案件当时占总贪污案件的40%左右，而现在只占到8%。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可以看到，政府公务员贪污的情况是越来越少了。

　　记者：廉政公署的工作在这十年中有没有发生变化？

　　罗范椒芬：廉政公署是香港人的骄傲。廉政公署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我是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的。

　　回归十年来，香港市民对廉政公署的支持率正逐年升高。2006年，我们得到了99%的市民支持。还有许多数据也创历史最高，80%的市民表示愿意举报贪污，80%的市民认为廉政公署是不偏不倚的。2006年，市民举报中73%是署名举报。而1997年，这个数字是68%。由此可见，在回归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交上一份让人高兴的成绩表。（笑）

　　记者：回归十年，你记忆中最悲伤的一件事是什么？

　　罗范椒芬：非典，可以说是一场噩梦。当时我还在教育部门，如果学校发生情况的话，我们都很担忧，要考虑什么时候该停课。如果停课，就会影响到学生，会引起恐慌。那时又有惶恐，又有压力。但也有骄傲的时候，香港人可以团结起来。也有伤痛的时候，看到太多家庭因为非典被拆散。

　　回忆起来，心情很复杂。十年时间，香港经历了很多，金融风暴、非典、“一国两制”、教育改革争议……香港在这么小的地方、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这么多，今天又可以这样稳定地、繁荣地发展。我想香港人有一种拼搏的精神，越历练越强壮。

　　记者：你自己的十年又是怎么过来呢？

　　罗范椒芬：这十年，我自己的变化很大。回归前，我还是“三位一体”政体下的官员，回归后，我在运输部门工作，近8年一直埋头进行教育改革。

　　教改是史无前例的改革。和面对非典一样，我们也没有经验，都是一路摸索，“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们也加强和外界的交流和沟通。本地、内地、海外的专家都参与进来。这种经历都很珍贵。对我个人而言，做公务员这么多年，规模这么大、影响如此广泛的改革，我都没有做过。中间有风波，但我觉得整体来讲，进步还是很大。《易经》里讲阴阳，事物有利有弊。任何事都有得有失。

　　关于两地：

　　内地很难复制香港反贪模式

　　眼下内地“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在即，标志着打击腐败“从源头治理”的落实，中国内地的反贪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之中。而回归后的香港ICAC，就如一面越来越清晰的镜子，除了提供典范以外，又是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记者：回归初期，相继有来港上市的国企和民企爆出贪污丑闻，上海地产的毛玉萍成阶下囚，中银(香港)前总裁刘金宝在内地更被判死刑。这些事件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廉洁环境？

　　罗范椒芬：回归初期，两地公司的行为方式很不同。我们处理的案件大多都是1999年、2000年、2002年遗留下来的，是那时来港上市的公司“犯”下的。

　　目前这个领域大家正在增加关注，在这些方面也逐渐与国际接轨。近年来，类似的案件已经减少了。对于内地来港上市的公司，我们一样会密切接触。此外，我们还和内地证监局积极合作，向北京、上海等地上市公司介绍经验。过去3年，廉署曾为逾130间内地来港上市公司安排防贪讲座，接触超过6000名员工。

　　记者：回归以后，两地经济交往增多，跨境犯罪是否也增多了？

　　罗范椒芬：关于跨境，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如果香港人在内地犯法，那就可以当作内地的贪污案件，我们没有跨境的管辖权。但公务员就不同了。如果香港公务员在内地触犯香港的反贪污法例，我们都可以在香港控告他。

　　现在也有一些中小企业向我们反映，他们在内地做生意，经常需要给一些额外的开支做“人情费”，以使事情更快捷地被解决。这些是不是贪污我们也很难断定。

　　我希望香港的生意人不要在内地知法犯法，也希望两地政府加强沟通，避免贪污发生，不要让这些商人无所适从。

　　记者：粤港经济交往频繁，在反贪方面，有没有什么合作？

　　罗范椒芬：现在，我们和内地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从1997年到2006年，内地检察机关来港400多次，会见证人约700人，我们到内地240多次，会见证人330多人。年初时，我曾到北京等地，高检和广东省检察院对这种合作都很支持，广东方面也有人来香港交流，和我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框架，希望今年能制定一份新的两地防贪资料册给跨境商人参考。

　　记者：在和内地的合作中，你觉得两地在反贪认识和做法上有哪些不同？

　　罗范椒芬：我接触的官员都是比较高层的。从反贪方面讲，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两地在法规上有点不一样。内地往往会规定一条标准线，比如多少钱以下就不做处理。但香港不同，我们是“零容忍”。比如贪污，哪怕贪再少的钱，都是错的。去年，香港城市大学一名内地博士生用一万元买试卷，被判监禁6个月。犯了事，我们要惩罚，要让她知道犯了错，但事后我们还是很宽容的，不会因为她有案底，就遣返她。城大还安排那个学生继续回学校读书，同学们也都很接受她，学校很照顾。她不了解香港法律，但知错能改就好。

　　记者：你觉得内地有没有可能复制香港的反贪模式？

　　罗范椒芬：大家的理念是相同的，都讲源头治理。但是在结构上，我认为很难完全复制。香港有香港的政治制度，权力不集中，如果要收买就要收买整个部门才可以，这样成本太高，降低了行贿的可能性。

　　记者：关于反贪，我们常说“高薪养廉”，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罗范椒芬：我认为，高薪未必养廉，但是薪酬一定要让人有一个一般的小康生活，要过得去。这只是前提。关键还是要在制度上做到透明、公平、权力分散，让人不敢贪、不能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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