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常老人。
在战地手术队时的李志常(第二排左起第二)。
战争年代在后方的李志常(回头看者)。
本报记者杨佳薇/文 孟宇光/图
人物
李志常
张家口市万全县人,1927年生。
战争中,死亡总是不可避免,由于身处战地手术队,在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李志常老人的记忆中,60年前的解放石家庄战役,更多的不是战火硝烟,而是无能为力的伤亡。
“当时送到我们战地手术队的伤员都是伤势非常严重的,团里、旅里都已经无能为力了,有的甚至在转运到我们这儿时就已经牺牲了。”6月13日上午,李志常老人缓缓地向记者述说着60年前的场景:没有战火的后方手术台上,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着一次次大手术,虽然没有真正到过前线,却通过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员更深刻地体会了战争的残酷。
李老说,其实,从1947年参加战地手术队、参与解放石家庄战役到最后石家庄解放,充其量不过100多天,不过,这100多个日日夜夜却总是不时地浮现在他眼前。
入读护校遭遇转移
1946年,年仅19岁的李志常终于如愿考上了地处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护士学校。在李老的记忆中,当时大多数学生都是新招考的青年学生,年龄最小的才十四五岁,只有少数学生是在解放区参军或已在军队中任护士、卫生员等职的骨干。和所有的新生一样,当年的李志常因为在军队的学校学医感到特别振奋,他觉得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离军人和白衣天使的梦想都更近了一步。
我们是1946年的8月下旬正式开学的,开始以为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学习期,没想到,开学不久,蒋介石就撕毁国共两党的和平协定,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当时傅作义的部队受蒋介石的密令,以步、骑兵联合行动的方式进攻晋察冀军区绥远、大同、张家口一线的解放区。
当时学校动员时就说:‘时局紧张,我们是非战斗部队,为防敌人的袭击和敌机的轰炸,我们暂时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待时局稳定后再回来学习。’由于时间紧迫,我们上午动员,下午就收拾行李前往张家口火车站了,因为当时是开学不久就遇到这样的大转移,我们新生心里都有不少顾虑,总是害怕出去就不能回来学习了。一路上,和我们一起转移的白求恩医科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们还一直给我们做思想工作。
晚上8时多,我们准备上火车出发时,学校领导带了一位首长来看我们(后来才知道是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尹校长),见我们这些新学生都穿着很单薄的便衣,首长当时担忧地说:‘这些娃娃们穿这么少,冻着了怎么办?’随后还对他身后的一个干部说:‘给他们拿些棉衣来。’
紧接着,我被派同管理员一起到供给部去取棉衣,我记得当时到供给部时,部里的同事告诉我们:由于时间仓促,供给部当时并没有男棉衣,列宁式的女棉装也只有一部分。供给部的同志问:‘行不?’管理员当即就说:‘女装也可以。’于是,我们领了80套黑色粗布列宁式的女棉装。当晚,我们全体新生每人都穿上了一套新棉装,大家都特别高兴。
仅仅10人的战地手术队
紧急转移的路上,李志常和新生们一同以每天60华里的行军速度向保定完县(今顺平)转移。
在李志常的记忆中,转移的路上是紧张而有序的:马车和驴车上装着学校拉运的器材和物资,学生们各自背着自己的行李徒步行走。为了防止敌机的轰炸,护士学校与医科大学的队伍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我们大概走了一个星期,最后到达了目的地———完县北洪城村。安定下来之后,我们护士学校就正式开课了,课程安排得非常紧张,除了学习有关医护知识外还有一些军事课,最后突击的是学习野战救护,大家在欢乐而紧张的环境中进入了学习状态。
当时原计划护士学校是两年制,培养较高级的护理人才,但由于前方急需大量的医护人员,于是,我们护士学校和医科大学的8个区队就提前毕业了,分配到了野战军的医院,我当时被分配到唐县的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外科手术室任护士。
大概1947年8月前后,因为战争的需要,军区卫生部决定在附属医院组织一个手术队,为前方伤员作后送前的手术。当时手术队一共有10个人,除了队长、医生外,护士只有3人,我被任命为护士班长及党小组长。因为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接到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任务,所以当时觉得异常兴奋。
手术队后来被归属到三纵队七旅,组成手术队后,我们10个人就成了最亲密的战友,我们一起一路经历了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在我的记忆中,一开始,手术队的任务并不重,因为保北战役和清风店战役都打得比较顺利,这两场战役,几乎都只有十几个手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那时觉得自己真的是在救死扶伤,而且是最有意义的救死扶伤。
三天三夜的“生死瞬间”
战地手术队转战到石家庄附近,准备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时,李志常和他的战友们才真正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生死一线间的感觉油然而生。李老说,在那里,他完成了毕业后最为艰难也最有意义的工作,他真正体会到了面对战争的无可奈何。
在我军攻打内市沟时,战地手术队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抢救伤员,做了百余个手术,可是,就是这样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干,很多时候,仍然只能无力地面对战士们的死亡。
攻打内市沟时,我们战地手术队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伤员几乎是一批一批地送过来,可当时我们的条件和人手都有限,手术室设在一个老乡的家里,屋顶有个大洞,只能用布帘遮着,手术用灯就是最普通的煤油灯,手术台就是老乡家的几张桌子拼成的。可是每天送过来的伤员伤势都非常严重,大部分都满身是血,有的甚至是没胳膊没腿了。
当时送来的伤员大部分都因为伤势太重已经进入昏迷状态了,有的甚至在送来的路上就已经牺牲了,还有很多因为伤势太重最后牺牲在了手术台上。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伤员被机枪射中了胸部,必须做开胸手术才能取出子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开胸是很危险的,手术队的医生们商量了很久,最后,由手术队队长林思平亲自开胸取子弹,子弹最终是取出来了,但取出来不久,由于缺乏必要的药品,那名战士还是牺牲了。
这次手术让我记忆特别深刻,因为加入手术队后我一直觉得很自豪,这一次觉得特别无力。在这之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马不停蹄地做手术,我们都希望能尽最大努力让更多的战士留下来。
滹沱河边的生死转移
说到战争的伤亡时,李老有些感伤,他重复叨念着一句话:“太残酷了。”他甚至觉得,那三天三夜的生死瞬间影响了他很长时间。经过7天的浴血奋战,石家庄全面解放后,他的喜悦中仍然有一些感伤。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沉浸在对战友伤亡的感伤情绪中时,他自己也经历了生死瞬间。
解放后,我们手术队也在第一时间从后方赶到了市中心的大石桥附近,这也是我第一次到石家庄。一到市里就听到人们在说活捉国民党师长刘英的事情:由于通信联络不畅通,当时在大石桥下面的地下指挥部睡觉的刘英丝毫不知道地面上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被我军活捉。
我们只在石家庄吃了一顿饭,就向唐县的附属医院转移了,因为看到了胜利的果实,一路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没有作战经验的我们也没考虑到市内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力量在活动。
在经过滹沱河时,我们遭遇了最惊险的一次敌机扫射。我们大部队正在过河时,突然就有一阵阵机枪向我们扫射起来,副队长赶紧叫我们全趴下。因为无处可躲,我们只能蹲到了水里,露了半个脑袋出来。这是手术队第一次碰到空袭,大家都显得有些慌乱,好在敌机扫射了一阵之后,由于找不到目标就飞走了,我们匆匆忙忙地过了河,后来才听说这些敌机是河南郑州派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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