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恩柱谈香港回归十年：香港是本深奥的书(图)

　　香港是本深奥的书，我还在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姜恩柱和香港有着不解之缘，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后的10年，他负责过许多筹备和谈判工作，期间在香港工作了5年。

　　在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期间，他工作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向英国方面说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如今回忆起香港，他依然饱含深情。

　　日前,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文/本报驻北京记者赵琳琳

　　在初到香港之时，姜恩柱曾经感慨说，香港是一本深奥的书，这句话为香港媒体所广为报道，而在离开香港后，他再次向媒体表示，即使自己离开了香港，也仍在继续读这本书，而且在新的岗位上有新的感受。

　　关于回归：

　　10年来的历程很不容易

　　记者：你如何评价香港回归祖国10年来的表现？

　　姜恩柱：香港回归10年来的历程是很不容易的，香港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后，不久就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遇到了禽流感，2001年，又遇到了全球经济放缓以及美国9·11事件的影响，2003年又发生了“非典”，这些事情的发生和香港回归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发生在香港回归之后，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在经济上遭到了困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香港遇到了这样严重的困难，但是香港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中央也大力支持香港克服这些困难。

　　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香港缓解这些困难，尽快恢复经济，这些措施很多，首先，中央决定人民币不贬值，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支持港币同美元保持联系汇率的稳定。其次，在香港回归的当天，中央政府向香港特区政府转交了1700多亿港元的土地基金，因为在过渡期批地要中英双方对分，中方的由土地小组负责，土地小组将这笔基金储存起来，通过运作使其升值，到1997年7月1日时，已经增加到1700多亿港元，在交接仪式上，把这些港币当面交给特区的行政长官，这笔钱就转入了香港的外币储备，增强香港的经济实力。

　　其三，我们原来内地到香港去旅游有限制，后来采取措施，开放内地个人和旅游团到香港去旅游，从珠江三角洲扩大到全国沿海地区，进而推广到全国各大主要城市和主要地区，大批旅游者去了后带动了香港的餐饮和服务业，原来去香港旅游的游客携带人民币的数量有限制，中央后来又决定放宽这一限制。

　　另外，我们加入世贸，在不违背世贸规则的前提下，我们有些在世贸承诺下要对外开放的领域，首先向香港开放，允许香港的律师、会计师进入内地市场；在不违背规则的前提下，做出了内地同香港建立增加紧密的经贸联系的安排，在原产地产于香港的产品进入内地实行零关税，允许香港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我们支持鼓励内地有实力的，资信好的企业到香港去上市，鼓励香港和内地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为香港的商界提供更多的商机，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缓解香港的经济困难。

　　所以，到2003年下半年开始，香港的经济就完全复苏了，这几年香港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增长，财政赤字变成了盈余，香港的失业率大幅度下降，就业的人数在增加，香港市面现在一片繁荣。

　　关于香港：

　　确实是一本深奥的书

　　记者：你在香港有一句名言，被香港媒体广为报道，你说香港是一本很深奥的书。

　　姜恩柱：（笑）香港确实是一本深奥的书，这本书并不是到香港回归时就写完了，这本书在香港回归后还在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断增添新的篇章，所以我还继续关心香港情况的发展。

　　香港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它虽然地方不大，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不多，只有六七百万人，但是香港在我们整个国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记者：能不能谈谈“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的成就？

　　姜恩柱：香港回归是洗刷我们祖国百年耻辱的一个历史性事情，我在香港回归前后能有幸参与这个过程，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非常自豪。从香港回归十年来的情况看，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国两制方针首先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本来是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是首先应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后来又应用于澳门问题的解决，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虽然在香港并不是完全一帆风顺，但是回过头来看，在这10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50多年中，英国人统治香港，一直是由伦敦派人到香港当总督，总督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香港的行政局、立法局只是港督的咨询机构。

　　关于香港同胞：

　　他们对国家感情深厚

　　记者：你在香港工作了5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姜恩柱：许多事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香港有大批的金融管理人才，对国际金融和贸易很熟悉；广大的香港同胞对国家有深厚的感情。

　　1998年，长江发生水灾，香港同胞纷纷慷慨捐赠，我接到了许多人的电话。一位大企业家在看到长江发生水灾的消息后立刻打电话给我，说“希望马上见你行不行”，我说非常欢迎，他马上拿出了5000万港元的支票要捐给灾区；另一位企业家也要求见我，他说自己家里商量了，要捐出5000万港元，并拿出5000万港元的支票请我代为捐赠灾区，我代表内地的同胞和灾区人民感谢他们，并把这两张支票马上转给了民政部。

　　我还收到一位香港退休老人的信。这位老人说自己从报纸上看到内地发生水灾，要把几万港元的积蓄全部捐出，请我转给内地有关部门，我考虑他在香港只有几万港元的积蓄，经济尚不算宽裕，而且他这么大年纪，以后还要养老，我和他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你是不是象征性的捐一点，留下些养老，他还是坚持全部捐出来了，最后，我们只好尊重了他的意见。

　　那次长江发生水灾，许多香港市民都自发捐款，数量巨大，后来我们专程成立了一个班子处理这个事情，把款项转给民政部，并让民政部把这些款项的使用情况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向香港捐赠者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