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重要性凸显 将催动下一轮经济增长

　　土地制度变革催动下一轮经济增长

　　本报评论员 代忘

　　有关中国经济的不均衡性成为当前学界讨论的主要焦点，学者盛洪同意这样一种观点：由于国际收支顺差过大，造成了货币供给过多，这是失衡的根源。

　　他从货币供给的角度向记者解释，这是一种不受中国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发行，中央银行能控制的手段是利率和准备金率，但如果是国际收支，完全要看顺差多大，这由贸易决定，由资本流动决定，不受央行控制。

　　然而，让人们处于焦虑之中的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担忧中国染上“日本病”的声音不绝于耳，盛洪则更加乐观，他认为城市化将令中国继续保持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前提是进行更进一步的土地制度变革。

　　城市化将让中国保持二三十年高增长

　　《21世纪》：当下宏观经济正面临着经济失衡与物价上涨的压力。您曾说中国经济会有二十到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最近也还有人说中国刚刚进入超高速增长的门槛，您怎么看待中国中长期的发展趋势？

　　盛洪：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中一个重头是城市化，现在城市化率大约是以每年1.4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若要到80％的城市化率，也得二十多年。

　　当然除了城市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如中国的劳动力，不说新增劳动力，农村现有的2亿多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都需要二三十年。所以现在工资上涨是受到抑制的，上涨不会很快，除非充分就业以后。

　　《21世纪》：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消失，中国甚至即将迎来劳动力短缺的年代。您是否认同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改良能释放的生产力还有多大空间？

　　盛洪：我对这个判断感到惊讶。从数字上来说还没到这个转折点，关键在于怎么理解失业。实际上农村的很多人是隐蔽性失业。假设一个劳动力能种十亩地，现在每个劳动力才四亩多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个事实还在这儿摆着。

　　中国每年能创造800万到1000万新就业岗位，而且也不是全适合农村人干的，并且还有城市的待业劳动力竞争。我注意到这两年工资上涨速度并不慢，都是超过10％，但不是因为劳动力供给短缺了，而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上升了，劳动力再节俭也得有一张床要睡，而这张床板的价格在上升。

　　局部的民工荒也有，为什么？因为沿海地区的老板还没有适应，什么都涨了就不想给民工更多的钱，所以才出现局部的民工荒。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大量的企业在迁往内地。部分农民工可以就近就业。我认为转折点还远远没到，早着呢。

　　《21世纪》：如果劳动力真还是这种无限供给的状况，包括产业结构、技术更新、制度变革在内的创新会不会缺少推力？如何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使之真正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

　　盛洪：不见得对技术更新有负面作用，关键是适用什么样的技术。可能有一种技术适用劳动密集型，有一种技术适用资本密集型，这时很难说哪个技术更好，有一种技术节约劳动力，有一种技术节约土地。在中国节约土地或节约资本的技术可能更好，节约劳动力的不太受重视，因为劳动力太多。

　　制度也如此。具体的不同情况会产生不同的制度，劳动力无限供给也是在要求着一种相应的制度，制度只有适宜与否，而没有什么抽象的好和坏。不能说原来美洲印第安人那种制度就不好，那么多野牛，他靠打猎就活得挺自在的，没有必要变成另外一个制度。

　　但中国的确面临着一种制度挑战，就是城市化。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中制度要跟上，现在的制度差太远了。比如说户籍制度、城市人口管理制度，还没有转过来。最重要的可能是有关土地的制度。现在土地制度极为落后，它的实际效果是跟我们的期待是截然相反的。

　　土地制度改革将是下阶段最重要的制度变革

　　《21世纪》：有声音说土地私有化不是一个选项。您觉得就中国现在的现实情况来看，比较好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

　　盛洪：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不是土地采取什么所有制，而是如何更有效率地去使用土地，造福于中国人民，这是更高的和更根本的目标。现在最重要的目标是土地要能交易。如果不能交易，土地的配置就是无效率的。现在的法律和管理思路，其基本的目标是要把土地冻结在原来的用途上，只有政府才有权力改变。但这种制度框架所造成的结果恰恰是城市化过度，比均衡状态用了更多的土地。

　　我们有一个政策是控制基本农田，农民没有权力把土地直接卖给开发商，从市场来看，农民的土地权利价值大大贬损。另外由于只有城市政府有权力改变土地用途，同时他们又有强力手段，这样就可以以远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价格去拿土地。假设农民有权利直接转让土地，就会有一个均衡价格，但现在政府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去买，最“合情合理”的地价就是土地上面生产的农产品未来收益的贴现值。

　　农民只能在这样一种水平上去获得补偿。但实际上土地一旦转变为城市用地，它会身价百倍的，合理的交易价格是在这两者之间。一个交易会创造出交易红利，一般买方和卖方要分享这个红利，但现在实际上是让政府和开发商把红利全拿走了，农民一点儿拿不到。这还是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是这么多年规定的所谓土地补偿低于我说的这个数字。

　　由于实际的土地价格被大大抑低，对土地的需求就大大超过均衡水平。有一句话叫做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我最近看了一个数据，百思不得其解。据新华网的一条消息，说城市人口密度在增加，2003年已经达到了每平方公里847人。算一下，人均是1181平方米，将近2亩地，甚至比农村人均耕地加居住用地面积还多。中国的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如此之低！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套土地制度并没有起到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作用，结果恰恰适得其反。

　　城市本来就是聚集点的意思，它靠聚集才有效率，它不可能铺满乡村，必然是国土上的某些点,人均占地应该要比在农村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但由于土地不可交易，离开农村的那些人的宅基地空不出来。如果可以交易，最后腾挪出来的土地也不会闲置。现在的农村宅基地是闲置的。

　　按照国土资源部给出的数据，城市人均占地是133平方米，农村人均村庄用地是218平方米，只要一个人从农村进到城市就会节约75平方米土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账。只要土地可以交易，它一定会使我们有更多的土地而不是更少的土地。现在居然认为城市化是减少了土地，这是不合逻辑的。

　　《21世纪》：如果最重要的是土地的可交易性，怎么样才能让它成为一个可交易的状态？

　　盛洪：承包权就是一种产权，使用权也是一种产权，所谓的所有权和承包权，在产权经济学看来，没有什么特别根本的区别，只是时间的不同，一个是永久性的，一个是有时间限度的，只要在这个时间限度内，产权是完整的。property rights这个词讲的是一个由制度来保证的利益，不管是什么形式，它没有什么最终的、最后的、根本的性质，只要界定出边界就可以，比如说承包权的边界可能是50年，时间只是交易标的的边界，在这个时间边界内都可以做交易。

　　《21世纪》：学者有呼吁，农民也有这种诉求，但不容易推动。有什么动力可以去改变这种逻辑？

　　盛洪：首先我认为没有讨论透。中国下一步非常重要的改革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是必需的战略性改革。

　　动力当然很多，一个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会想看到全国各地那么多因为土地而起的冲突，它要防止因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土地财政和利润而使合法性受到削弱。一个来自有切身利益的农民尤其是几千万的失地农民。

　　还是有些变化的，像二级土地市场的招拍挂。也有一些地方在试点，有的地方，让农民直接进入一级土地市场进行交易。农民也会主动做很多事情。其实在沿海地区，很多地方农民自己去开发土地、盖厂房。他们要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要分享到城市化的好处，尤其是在城市周边的那些郊区，他们绝对有非常大的积极性来做这件事。所以还是有动力。现在搞新农村建设对原有的土地制度也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