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强调公民意识自由市场和法治是成功核心-搜狐新闻

　　改变真实的世界

　　从特首到巨富到电台DJ，从明星到平头百姓，从医生到学者，感人的故事在这样的时刻层出不穷。

然而，最后一锤定音的，仍然需要科学家。

　　撰稿／汪伟（记者）

　　九龙观塘区的淘大花园，是几栋香港常见的高层公寓楼。2003年这里几乎是和北京小汤山医院一样有名的地方。这一年，香港经济渐有起色，眼看有望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黑色梦魇， SARS成灾，296名患者死亡，商务、旅游遭受重创，一切重回谷底。

　　灾难之后检视SARS，观察者大多认为，香港的制度和市民素质经受住了考验。灾难凝聚了人与人的感情，压力让人振奋，还催生出了当代的城市英雄。

　　特首曾荫权说，我们香港人很胆小，没有人想做这个英雄。然而，美国《时代》杂志2006年11月选出的全球18位“医疗英雄”中，就有一个供职香港大学的科学家——管轶。

　　作为一个科学家，管轶最初受到广泛的注意，就是因为他最早在果子狸身上找到了与人体SARS病毒几乎完全相同的冠状病毒。这是SARS防控的一个里程碑。

　　一位科学家怎样能被称作“英雄”？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也许管轶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他更愿意以此来称呼2003年与他并肩作战的钟南山，还有坚守岗位的医生和护士。钟院士有原则，敢言，而在SARS期间，普通的医生护士坚守岗位，冒着生命危险救护病人。

　　管轶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岗位。《时代》杂志引用过他的一句话，“搞科学图什么呢？写论文吗？还是去改变真实的世界？”他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果子狸身上的发现使政府在SARS可能第二次大规模爆发之前，有效地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链。SARS之后，他对禽流感的研究一度引起了莫大的争议。但是管轶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不一定对”，但管轶说，“科学家要忠实于自己的发现，到它被证实或者证伪为止。”他认为，只有坚持，科学家才可能“改变真实的世界”。

　　改变真实的世界

　　管轶说：“很多人已经忘记了SARS。”

　　但香港很难忘记，管轶显然不能。SARS改变了香港，也改变了管轶的生活，把他变成了公众人物。

　　坐落在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是2003年挂牌的。这间实验室本身是SARS的产物。在SARS爆发期间，他作为WHO工作组成员赴北京考察防治情况。他向卫生部提出来，可以在香港设立实验室，目的是利用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搭建互信和沟通的桥梁。管轶现在是实验室的负责人。

　　2003年3月24日，管轶所在港大微生物系从SARS病毒中分离出冠状病毒，两个月后，管轶和他的团队在香港宣布，他们从果子狸身上分离出了冠状病毒，并且证实这种病毒与SARS感染者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十分相似。前一个成果与钟南山有重要的关联。实际上，管轶拿到的SARS病毒是当年2月10日从钟南山那里拿到的。而后一个成果经过媒体的热烈的报道，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在普通中国人的语汇里，“果子狸”这个词从此半永久性地与SARS联系在了一起的。

　　此时，正是香港的悲情时刻。2003年3月，针对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发现的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都指向他们是在香港感染了SARS病毒，而救治中又有许多医务人员接连感染。

　　尽管有着优良的公共卫生制度，防疫体系也运作正常，但香港是在本来可以察觉但终于毫无察觉的情形下被SARS击中的，它不幸错过了防疫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时间。

　　3月底，淘大花园的业主连续出现SARS感染者，不远处的威尔士亲王医院也有大量医务人员感染。从3月31日到4月9日，淘大花园E座被隔离，这里成为香港禽流感疫情的中心。政府在考虑要建造一个类似于小汤山的专门的治疗机构。经历了最初的忙乱，尤其是政府机构的茫然，香港的防疫机制高效运转起来。对卫生防疫年复一年的投入和日常维护这时候发挥了功效。防疫机构、医院和研究机构迅速在灾难中明确并且坚守了自己的职责。

　　有人说，香港的成功在于遏制住了恐慌的蔓延——许多人避难般地离开了超级拥挤的香港，更多的人只能继续留在这个弹丸之地里面。生活仍然要继续。张国荣跳楼自杀，关锦鹏就顶替在美国的周润发，给张国荣扶棺。从特首到巨富到电台DJ，从明星到平头百姓，从医生到学者，感人的故事在这样的时刻层出不穷。然而，最后一锤定音的，仍然需要科学家。

　　这就是管轶扮演的角色：用研究成果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怎样处置。

　　到2003年10月，管轶的研究证明，包括果子狸在内的野生动物交易随时可能导致SARS在广东卷土重来。12月，广东发现了SARS疑似病例，管轶的报告随后通过钟南山送到广东省政府，2004年1月，广东省政府重申了捕杀果子狸的命令。

　　香港是一个有序社会

　　管轶是江西人，讲一口带江西口音的普通话，频繁地夹杂着英语。这是他30岁从协和医学院来到香港之后养成的语言习惯。

　　他的自信写在脸上，甚至咄咄逼人。讲话中时有粗口，不时掀开海景办公室的巨大玻璃窗，站在窗前抽烟。这鲜明的作风顽强地保持着他来到香港之前的性格。

　　他爽快地承认，香港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那些成熟有序的社会，都有一个好的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你努力就会有回报。有序社会的年轻人，都会梦想成功。”

　　管轶眼里的香港，是这样一个有序的社会。

　　他从橱柜里取出两本笔记。一本是他自己的，一本是他的博士生导师的。两个本子都普普通通，因为时日久远发了黄。他的笔记上，记载着1993年他在港大念博士时的实验数据；导师的笔记则记载1975年到1981年间香港禽流感病毒检测数据，以及港大的实验室里保存的禽流感病毒毒株进出情况。

　　字迹都很清楚，看得出来，写的时候很规矩老实。管轶把导师这些规矩老实的笔记称作“传家宝”：不仅数据本身惠及后人，这本发黄的笔记本上，还凝聚着港大的学术传统。他认为，只有身在有序的社会，人才会有耐心，才会养成传统。

　　管轶是这个传统的产物，也是受益者。从1993年1月到1995年4月，每周五下午3点半到4点半，他要到导师的办公室里去接受询问，问题永远只有一个：这个星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管轶必须回答，美国和日本的实验室里在做什么，他们用了什么方法。

　　据说，在这种英国式的面对面谈话的催逼下，管轶不得不把前20年的主要研究全部装进了自己的脑子。15年后，他开始为国际上一些重要的专业杂志审稿，拜当年的文献阅读所赐，他很快能够判明眼前的稿子有没有创新之处。

　　港大的导师告诉管轶，成功是10分钟的事情，不外乎是机缘巧合的结果，所以可遇而不可求；做学问，态度最要紧，努力最重要。

　　1995年，他到美国孟菲斯大学做博士后。导师是流感研究领域的第一权威，也是有名的工作狂和苦干家。他告诉管轶的道理是，人除了要聪明地工作，更要勤力地工作。博士后出站，回到港大，管轶谨记两位老板的教诲，发现渐渐看不懂国内同行的作为：一个人能身兼几个学校的教授，学术界打假的口号常喊常新，好多教授没有时间做学问。

　　“如果有一个公平的体制，大家虽然穷，但是生活可以改善，积少可以成多。”管轶说，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做一点自己的、具体的事情，就会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就是社会向前进步的动力。

　　30岁的时候，他对中国学术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想，以中国人的人口基数、智商和勤奋程度，“可以拉起一个伟大的团队”，“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和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些过去我看来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仍然离我们还很远。”他不无恼怒地说。

　　因为SARS和禽流感这两个机缘，管轶的学术生涯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成功。在禽流感研究领域，他自信可以站在全世界的最前沿。但禽流感病毒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甚至在某些时候变成政治的一部分，他的研究一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些压力里面，香港大学为他承受了很大一部分。他自称生活低能，因为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一直在家里、办公室和飞机场之间奔波。他在奔波之间的路上发现的香港，显然让他很安心。

　　安守科学与政治的边界

　　实际上，SARS爆发之前，管轶最担心的是东南亚会爆发人感染禽流感疫情。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前车之鉴。1997年香港出现过一次禽流感疫情，共有18人出现重症肺炎的症状，政府和医疗界无从应对，直到世卫组织的专家在香港活禽市场上发现高比例的鸡带有禽流感病毒，政府下令捕杀所有活鸡，才阻断这次危机。

　　1997年之后，管轶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禽流感上。是禽流感研究启发了他在SARS爆发后，到动物身上去寻找病毒。10年之后，他在港大主持的实验室，成为世界禽流感研究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尽管并无确凿的先例，但禽流感的人际传播一直是近年来挥之不去的梦魇。对此，管轶总是重申他的几个原则：疾病防控，第一重要的是信息公开。为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便利，让不同的学术观点互相竞争，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对SARS和禽流感这样的公共卫生难题的解决有所促进。

　　“永远不要依赖攻关，没有任何重大的科学问题是通过攻关解决的。”管轶说，他顿了顿，又补充说，“永远不要依赖紧急动员。防控体系要长期投资维护，要靠平时积累，不要轻易搞紧急动员。紧急动员意味着伤筋动骨，成本太高。”

　　由于禽流感的踪迹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东南亚更是成了重灾区，事态的发展到了需要动用政府间力量来协调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刻。禽流感防治毫无疑问成了一个国际政治的课题。在这个时刻，管轶的发现，某种程度上也因为他性格鲜明的作风，使他和他的实验室常常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科学研究是一种竞争，只要有规则，守规则，其结果，大多于科学无害。这是从SARS到禽流感的教训，也是管轶体验的有序社会的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