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强调公民意识 自由市场和法治是成功核心

　　苦涩“入出”的期盼

　　在香港，有不少类似的上海人；这些人的真实经历，决定了他们今天对香港目不转睛的关注。

　　撰稿／陆幸生（记者）

　　龚港华在电话里告诉我：到香港来，交通很方便的。

　　而在后来的访谈里知道，龚港华20多年前的香港“交通”，是何其艰难。

　　访谈，在相隔了40年后的同学之间进行。当年在中学教室里，大家吵吵嚷嚷地核对数学作业的答案，今天，在香港位于金钟地铁站附近的高级办公楼里，说的是香港回归十年这个话题。上世纪1985年就来到香港定居的龚港华说，介大的题目，怎么说，我只是普通老百姓。我表明来意，就是想找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听听随心随意的“普通话”。

　　打开话题，她就“前言”似地说：香港，是个岛，既然是岛，就是天下的水聚拢来的地方，但同时又是“流出去”的源头。“这里是中环，再往西是上环，那一带就是早先‘聚水’的地方。”我说，我看到维多利亚岸畔，上环那边用红颜色勾勒了边框的两栋建筑，那就是招商局大楼，前边是运输码头，也就是所谓出水的地方。龚港华答道：对的，岸上的小马路里，都是当年留下来的模样，卖海货的，上海话说，南北行一条街。

　　简单而形象的话语，让我这个老同学兼内地记者，感受到一种需要细细琢磨的历史感和“高端写意”。后面的交谈里，与我脑海里留下的当年同学的单纯印象，已有相当部分难以“重叠”。龚港华的叙述，表达出对香港明天的殷切关心和时政思索。

　　变化，当然是有历史的，反差，当然是有原因的。

　　上辈人从事的物流行业

　　作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的学生，龚港华于1966年初中毕业，遇上“文革”，滞留学校。曾有小清华之称的这所学校里的毕业生们，继续上高中、考大学的惯性愿望，全部沦为泡影。1968年夏，年轻的班主任宣布学生分配方案，龚港华的去向是“市工”，也就是分配到市区工厂当工人。在动荡岁月，这是被上海家长和他们子女们最被期盼的结果。龚港华的笑容尚未绽放，紧接着，第二次确定的修改方案下来了，龚港华的分配去向被改动到“市农”，也就是郊区农场当农业“工人”。其实，就是务农。

　　40年后的龚港华说到此处，声量很低地重复了当年被“降格处理”的原因：说我出身不好，还有海外关系，也就是我父亲在香港。

　　龚港华简略介绍，自己父系的祖辈，是江西人，当年做一点小本经营的流通生意。母亲的上代人，也是同样，农民卖谷，他们就收谷，跑运输，赚些中转的辛苦铜钱。老家有个作坊，做些糕点，也卖油盐酱醋。我说，这些商业活动，即使朝古代推前多少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必需；在如今中国内地，可以算得上是经典的物流行业了。龚港华答曰：你这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观点，五六十年前，做这个的，就是“剥削阶级”。

　　时局危难，上辈人的生意时赚时亏。家族血脉还在延续，上世纪40年代末，龚港华的父母在江西结合，由于生意经营需要，物流转运的重点转移到南边，夫妇两人来到香港，1950年，龚港华生于香港。接着的社会变迁，是政权更替，龚家在上海置有房产，母亲携带女儿来到上海，就此停下流动的脚步，直到80年代。

　　香港有生意，上海有亲人，龚港华的父亲分身乏术，从此在两地之间奔波。她这样表述自己的父亲：他从小接受的生存方式，不是拼体力，不是下田，不是做工，而是用钱来生钱。“这是历史铸造的现实。”

　　以钱生钱，这是资本运行的形象表达。只是，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时段，这样的经济活动在内地被全部摈弃，像龚港华父母亲那样的一代人，奔波于上海和香港之间，挣扎于新老两个社会体制之间，他们进入了自己的“艰难时世”，子女也不能幸免。

　　从市工、市农到香港“入出”

　　龚港华和自己的中学同学一起，下乡来到崇明农场。比起那些必须乘坐70多个小时火车，奔赴北大荒的“兵团战士”而言，崇明与上海的水面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是，从市工被贬送到市农的心理屈辱和折磨，使得龚港华这个单纯的女学生感到，自己眼前的漫漫长途，连接天涯，不知何处是尽头，不知何时能回归正常人的队列。

　　经过无数日升月落的日子，上海工矿企业恢复招工。龚港华重新踏进上海市区的土地，职业身份是家具厂工人。当这位家具厂职工，开始为自己准备简易家具的时候，她理所当然地结婚了。这个家，安在“老地方”。也就是母亲当初来到上海的落脚之地，发生了变化的是，这个位于市区地段独门独家的院落，其中若干房间，已经“分配”给陌生的人们居住。作为曾经的业主，龚家人无反对的权力。

　　十年劫难终于结束。身在香港的父母，开始为一家人的团聚而忙碌起来。龚港华的两个妹妹，分别向上海的有关方面提出申请，理由成立而“名额有限”，看着前边等候出境人们的长长队列，要轮到自己，扳着指头算计，却不知该是什么年月。父母也曾经让大女儿龚港华提出申请，得到同样答案。事情似乎并非绝望，但是遥遥无期。

　　说到自己最后来港的原因，龚港华稍稍有些激动：母亲终于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只要是在香港出生的子女，只要父母出示这个孩子当年的相应证件，便可到香港出入境部门办理手续，获得入境批准。“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姆妈把我当年医院出生填写的那张纸头，用手帕包裹着，一直保存着。姆妈把这块手帕找出来，这张出生证明还在，纸也快烂了，折叠的地方已经断裂。到香港‘部门’核对，全部清清爽爽。于是，我就获得了‘英国海外属地公民’的身份。”她补充一句：我的上代人都老实，以前从来没有打听过有“海外属地公民”这样的说法，看我们多费了多少周折。

　　龚港华得到从香港寄出的证明，是“入出证”，而不是“出入证”。这张“倒签证”，香港方面表达的内涵非常清晰：这位公民可以入境。1985年，龚港华步出罗湖口岸，踏上香港的土地。随后，根据相应规则，龚港华的女儿也来到香港。

　　龚港华这样的香港“入出”，带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缘由，也沉淀了多少现实的苦涩。生于何地，有些偶然，返回香岛，却是必定。因为，曾经害怕，现在挣脱，曾经屈辱，现在逃离。龚港华说道，在香港，有不少类似的上海人；这些人的真实经历，决定了他们今天对香港目不转睛的关注，比如，和平稳定，比如，继续享有机会。

　　于港于华的所有期待

　　35岁，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年龄，但是一个出得动力气的年龄。龚港华到香港的电子厂里做工人。再后来到制衣厂做工。80年代中，香港服装行业生意好得“翻上了天”。那是龚港华在表述中用“开心”两字形容的时光。计件工资，没底薪，做得多拿得多。“那辰光，临时加工的订单来了，香港话就叫炒单，老板出通告，到处找熟练工，就是从一块布头到做成衣服，一百样生活都会做的人。老板给大家去订饭，儿子也出来帮忙，做杂务。”龚港华说，当地南边的工友，很讲义气的。从公家单位到私人企业，龚港华在不经意间迈过了不同的经济体制。她当然体会得到各种社会性质的差异，只是在谋生这两个字面前，一切沟沟坎坎都被踏平了。

　　她的女儿，进了全日制幼儿园。后来，上小学了。岁月的时针在缓慢地迈进。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紧接着，香港回归。国家政治生活的律动，产生的效应是立体的、全方位的。经济活动有着周边世界的资本牵扯，有着自身运行的起伏规律。本来在香港生产的大批量成衣业务，进入成本更加低廉的深圳、宝安一带，劳动密集型的香港制衣厂，日近凋敝。今天的龚港华，是上海一驻港公司的职员。办公楼坐落在繁华的金钟地段。公司繁华过，现在也只是平平。

　　今天的龚港华，与年迈的母亲生活在一起。20岁出头的女儿在澳大利亚上学。6月下旬，女儿将回港，既是探亲，更要紧的是家里人要为第三代人的毕业就业事宜，进行共同“探讨”。是留在异国即刻踏入职场，还是先回港来，在比较熟悉的环境内操练一番，在社会经验和职业范畴里取得种种经验，然后再步入更加广阔的天地。权衡和取舍，在香港这家普通居民的生存路途上，仿佛是一架一时难以驾驭的跷跷板。

　　龚港华和自己的母亲，在80年代中期“聚水”于香港，新世纪初，龚港华与自己的女儿，却在为以后时日内的是聚是散，分心劳神。在与龚港华的交谈中，她经常会说到上海（这是她嘴里的内地的代名词）和特区，特首与选举，选举与民意，民意和机会，机会与生存，等等。上下语意环环7项相扣，几乎密不可分的表述，使得我必须聚精会神地听着她的讲话，而不容遗漏。

　　临近分手的时刻，我对老同学龚港华说，当年的同学情意和信任，为我们今天的谈话“打底”，彼此坦诚，非常真挚；我们当年的经历，你在崇明岛，我在北大荒，动乱和劫难，都在我们脑子里烙下了难以泯灭的记忆。这20多年，我在上海，你在香港，“一国两制”，你今天说的，我都能听懂，我今天讲的，你也能够明白。只是我们两个人讲述的“内容”中，有差异，有不同；我们不讨论这些，我这个上海记者关心的，你这个香港居民期待的，也就是我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寄希望于香港更加稳定和富有发展的明天。龚港华用非常明确的口吻回答：是的。

　　龚港华所在办公楼的窗外，一块空地上留着已被拆除的房屋的痕迹。龚港华说，这里原来是英国人驻兵的营房，后说是要造办公大楼的，后来市民反对，面临维多利亚海湾，这么好的地段，不应该再造高楼了，现在的方案是要构建一块绿地。

　　龚港华生于港，归于港，中间时段生活在上海。在她的生活里，港华两字已经永远不能分割。于港于华，苦苦思索的缘由基于此，远远展望的期待也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