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香港文化的明天需要体制和人才支持

胡恩威：这十年对我对香港都很重要

　　这十年对我对香港都很重要

　　主持人：香港回归十年，这十年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回归十年，它可能有一些影射到每个人身上的变化，我想听听您这十年在做些什么？

　　胡恩威：这十年，刚才说香港回归那几本书，还有办了一个杂志叫《E+E》，我们跟几个文化还有社会上关注公益教育的，我们办了一个高中，是创意书院，这里是基本的艺术和文化的特色，因为很多学校都没有教，我们增加的跟几个有关的。

这十年来，对香港来说，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我做剧场，当然在创作上，市场是受欢迎的一些戏，也做了一些市场不受欢迎的戏，这是很正常的，不可能每个戏都受欢迎。还有你做市场受欢迎的是相对性的，你永远都不会做的。几千觉得很少，几万是多吗，也不一定很多。这是你的作品会不会对我自己的创作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比较重要。香港这十年还有一种自由的空间来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下一个十年，希望把这自由变成发展的空间，这种发展空间是允许香港有规律，很理性，很多元化的自由可以变成连续下去的，我们也可以提供参考给国内在发展市场跟艺术中间，怎么找一种平衡对整个国家文化最有利的。

　　主持人：内地的普通观众更多认识您是从那场话剧《半生缘》，在北京演出时很盛况，那段时间很多媒体很多人都在谈论《半生缘》话剧，这是您第一次与内地文化人的合作？

　　胡恩威：之前也有很多，不过是地下。我们跟国内之前有很多交流，但是每次大家比较多人指导的。话剧对创作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怎么去找一个题材。比如我看到《黄金甲》，看了《夜宴》，看了之后很不舒服，因为看了之后，感觉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因为你做一个创作，一定有一个情感跟观众分享，尤其你做一个有故事性的电视，比如你看《走向共和》，你会觉得有感动，你觉得创作人有一个想法想表达出来，你同意不同意，他有一个感动，至少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他的观点说出来。但是你看《黄金甲》，还有最近的一些电影，他们没有想法，也不是很懂去做。你就觉得看着很不舒服，尤其是《黄金甲》，那个剧本，你说《雷雨》的概念，你说了很多话，你觉得这个戏是一个戏吗，他们还说黑泽明怎么影响我，你看黑泽明拍每部电影都有想法，对日本的社会很关心的，对社会的议题很关心的，有看法，有批判性的，不像他们。

　　在唐人街的餐馆做菜，要想象老外喜欢吃什么，就做什么，电影不是想象出来的，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因为电影很重要的艺术媒体，没有让大家想一些。你看《疯狂的石头》这么受欢迎，它是跟生活有关，跟大陆的生活状态有关，所以你看的时候觉得很过瘾，有一种共鸣在里面。但是你看另外这些大片，拍给谁看的，你都觉得有一点奇怪，他说的大场面，也拍得不好，你说故事也不好，他是受香港不好电影的影响。

　　主持人：大陆的导演可能也存在一种迷失的情况。

　　胡恩威：很严重，一种是拿奖，你拍电影，你自己是控制不了的，都是命运安排的，当时陈凯歌和张艺谋拿到奖，是命运安排，是生活对了时间，跟大陆的政治状况还有他们片子的本质。有很多事，有很多条，有很多钱在里面。你看到日本的导演很多是拍给日本人看的，50年代、60年代，有几个导演，他们都是拍给日本看的，他们都是讲关于日本人的故事，这些片，现在看觉得很感动。现在很多大陆导演拍的不是拍给谁看的，比如说王家卫拿到奖了，模仿类似的片子，或者找欧洲的艺术片模仿一下，拍一下，把大陆的故事套进去。所以拍的东西没有力量。

　　中间谈文化产业，说编剧，剧场跟电影的关系很重要的。在美国好莱坞也是，因为他们很多做编剧，做演员，都是跟百老汇，跟戏剧有关系的，还有电视有一种互动。所以他们比较有活力，常常有新的想法，你看美国的电视剧，几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出来，因为他们有这种互动在里面。香港为什么没有人才，我们十几年之前没有培养人才的条件。以前有，70年代拍试验电影，6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电影文化很开放，很多电视台很开放，拍纪录片。现在没有培养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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