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力挺”社保案后的上海和上海官员

��[提要] 中国人大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回首上个世纪的“光荣岁月”，他说在上海工作20多年，对这个城市依然充满感情，还借用邓公的话，“力挺”社保案后的上海和上海官员。谈及对1987年陈良宇由上海市老干部局长平调到黄浦区当区长时，称陈良宇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赵启正

　　事件当事人不要企求简单地请媒体主管部代替自己解决问题；真实、公正的报道才能促进社会和谐；上海人民会继续按小平关于上海的讲话精神去奋斗

　　赵启正，1984年至198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86年至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1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1992年10月兼任浦东新区（筹）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同年12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1993年1月起任中共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1993年2月至1998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历任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1998年1月后离开上海到北京工作。

　　他曾以国新办主任、浦东新区首任管委会主任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他在上海工作20多年，在他担任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历经芮杏文、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等4任市委书记，他的前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

　　他是赵启正，卸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后，除了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回首上个世纪的“光荣岁月”，赵启正有话说，他在上海工作20多年，对这个城市依然充满感情，在与本报记者的对话中，他还借用邓公的话，“力挺”社保案后的上海和上海官员。

　　5月末的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院长办公室，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赵启正。在将近3个小时的交谈中，涉及诸多敏感话题。

　　回头看仕途

　　记者：你年轻时有志向当部长吗？你做过很多工作，哪些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赵启正：当部长？绝对没想过，我最想当科学家或教授。后来的路，很少由我主动选择，如果说选择，那是时代的选择，我能主动选择的就是“努力”工作。我的夫人在上海工作，虽然她是很能干的技术人员，但我所在的单位也未能把我的夫人调来北京。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得天下还有“走后门”这件事。后来我夫人的单位欢迎我，我选择了上海。这些岗位中，只有到上海来是我选择的结果。

　　记者：你当年的同事，很多人都当国家领导人了，你怎么看自己的仕途？

　　赵启正：人各有优点，水平有高低，进步有快慢，这很自然的事。我的同班同学中还没有当部长的呢，老同学见面时，可不比这个，比这个，那就不亲热了。

　　其实，决定人生道路的还有很多因素，比如说，你可能是很棒，但现在需要一个懂金融的人担任领导，而你只懂工业，这就不能比较了。就能力而言，我已经“物尽其用”了。

　　记者：1982年你是一个工厂的高级工程师，汪道涵是上海市市长，你们第一次是怎么接触的？

　　赵启正：1977年以后的几年中，我在电视技术上有一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突破，在上海和航天部当了几次劳动模范，后来他看到过我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有哲学味，他让人告诉我修改得再简明一点儿，在市里的一份参考资料上再发表。

　　1982年，他和我同是十二大代表，我是上海年轻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一块开会，所以有轻松的接触机会。他问我学什么专业，读什么书?芽 他建议我适地当读点儿有关科学进展的新书，让我订阅一本叫《世界图书》的杂志，他说读书评的好处多：发现好书；书评有时比读前言开阔视角，可高效地收集新信息等等。

　　记者：汪道涵先生是不是你仕途上的伯乐？

　　赵启正：虽然汪老是忠厚长者，但他当时是市长，12大之后，我还在工厂工作，直到我进入市委前，没有机会再见面。个人的交往还是在他退出领导岗位之后。要说伯乐，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时代，是当时的上海市委：群众推荐、组织考核、市委集体讨论、上级批准，对每个干部都是一环不少的。

　　谈上海社保案

　　记者：你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长，那时候干部的廉洁情况怎么样？

　　赵启正：在我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干部的廉洁问题还不突出。举个小例子：大概是1987、1988年时开始有的单位在中秋节送来几盒月饼，退不回去的，就交给办公室。可办公室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回答”送给幼儿园吧！又问，“如果食品不干净，怎么办？”后来放到月饼长了毛。我还记得当时一个大城市市委组织部长一行来上海考察，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同志，于是在家里请他们吃饭。那时组织部门之间还没有公家宴请的习惯。

　　记者：你在浦东新区工作的时候，你是怎么从机制上预防腐败的？

　　赵启正：当时新区党委有“三条高压线”的规定：领导干部个人不许直接谈判地价；不准参与工程承包过程；不准为朋友、亲属的动迁、安置打招呼等。“三条高压线”的做法得到普遍的拥护和执行后来，上海市纪委把 “三条高压线”变成“七条高压线了”，使内容更丰富了。

　　记者：1994年就确定了“高压线”，后来还是发生了社保案，你是否很痛心？

　　赵启正：有的时候，对有的人单靠规定，甚至法律也是没用的，说到底，也得靠自觉性，靠文化的传承和品德的修养。那时浦东新区强调“养成教育”，养成什么？很简单，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好习惯的养成是有继承性的，好传统是一代一代往下传的，继承也很不容易。有时我们感觉很焦虑：当前社会许多方面缺乏诚信，什么都敢做假，连博士论文都有人代写！这是很丢人的事情，如果社会对此“宽宏大量”，这类现象就难以克服。

　　记者：1987年，陈良宇由上海市老干部局长平调到黄浦区当区长。还记得那次为什么调整吗？对他有什么印象？

　　赵启正：他当时还比较年轻，如何为全市老干部服务，他不太会做，因此老干部们有些意见。后来调到黄埔区，经区人大选举当了区长。当时他就是一名上海市厅局级干部，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记者：经历了社保案后的上海，怎么才能摆脱阴影？

　　赵启正：社保案发生时，虽然对上海有一定冲击，但一定要看到，上海多年来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历届党中央正确领导、上海市委的努力和上海人民多年奋斗得来的。上海人民会继续按照小平同志关于上海的讲话精神去奋斗，他在90年代初说过，“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他还说过，“上海人聪明，素质好”。“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

　　现在上海党代会刚开完，新的领导集体正在卓有成效的工作，正全力以赴为把上海建设成“四个中心”而努力；正在迎接2010年的世博会。世博会将是全世界和全中国聚焦上海的时刻，我相信上海会交出一个好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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