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一个诗人在香港的浪荡时光
廖伟棠 发自香港
1997年7月，香港回归没几天，我正式成为香港居民。
那一年，正如陈果的电影名称 ：《去年烟花特别多》，我住在九龙的老区红北拱街某公寓25楼，小窗远眺，恰能越过维多利亚港窥见港岛上空一角，时有烟火璀璨。当时既失业，又怀念故乡，心中甚是寂寥，看着那远处的烟花和霓虹，只觉得那个香港并非我的香港。还记得那年十一国庆节，窗外更是火树银花，香港电视的英文台却在播放《阳光灿烂的日子》，不知是误读还是有意讽刺，我在空落的屋子中看罢只有苦笑。 1997年的7月阳光当然灿烂，我无所事事，终日背着我伯送我的一台老尼康相机闲逛，走遍九龙的老街、废旧的工厂和码头，累了就钻进香港无区不有的公共图书馆，享受空调和禁书。最爱留连的，是尖沙咀海旁的文化中心，它的美术馆和艺术图书馆我几乎每两天光顾一次，看着琳琅满目的名画、艺术品、外国画册，那些都是我以前求之不得的恩品，如今却徒添惆怅。看腻了这些和自己生活相去甚远的艺术，我会信步溜达去天星小轮码头，坐只需一块八毛钱的过海渡轮（也许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也是香港最怀旧的一景，60年代的遗物，木头的椅子、木头的窗子，由蓝色海魂衫老水手带领着，伊伊呀呀二十分钟才到达对岸），到对岸湾仔艺术中心看看免费演出，然后又带着被音乐灌得醉熏熏的脑袋再坐渡轮回来。 一天下午，我在天星小轮码头售票处外面，碰见了我最热爱的香港“艺术家”曾灶财。他正在一个邮筒上面大肆涂鸦，用钝笔浓墨书写着他那份循环重复的家谱：“九龙国王曾灶财曾富堂曾荣华……” 那天我拍了两张他的剪影，其后多年却没有碰见他的机会，只能拍摄他各处的墨宝了。此后我在香港慢慢认识了一些诗人、前卫艺术家、作曲家、传媒名人等，却大都未如只见过一面的曾灶财可亲。在民间，年轻人中间，更难找到这种有至真艺术家性格的人。直到我认识了阿高和查理，才接触到一个更真实和我更贴近的香港。第一次见阿高和查理，在一个画家的画室派对上，阿高腼腆地坐在画室一角，查理则自顾自地一直在院子里玩滑板。我越看越觉得厚嘴唇的阿高除了肤色偏白一点，像极了我热爱的60年代吉他大师Jimi Hendrix，于是以此为由和阿高攀谈起来，原来他也极其喜爱60年代文化，自己画画和玩音乐，我们一下子谈得兴高采烈。 但那夜过去后，差不多一年我都没见到阿高和查理，其间我换了几个工作：婚纱摄影，书店店长……直到1999年冬，我和几个诗人朋友一起开了一间文学书店“东岸”，取“东方的塞纳河左岸”之意，书店位于旺角熙熙攘攘的西洋菜街“上空”，某老式唐楼三楼。西洋菜街值得一提，你会惊讶这个香港最繁华的地段怎能容下这么有书卷气的一条街，短短百米街道上见缝插针地挤了近十家书店，而且各有特色。更奇怪的是与这些书店比邻而居的，是海味店、服装店、小吃店甚至妓院，而就在这“食、色、性”之间，这十来家书店仿佛一个个得道鸿儒，风雨不动安如山。东岸书店曾是当时西洋菜街上最有特色的书店，它的主打项目竟然是诗！在东岸，你总会碰见一些诗人把书畅谈，仿佛忘记了一窗之隔就是带着浓浓脂粉味的红尘俗世。但东岸书店最终还是因为曲高和寡，在2002年停业了。 那时我天天在柜台伏案看书，一天抬起头，看见阿高很憨厚地对我微笑。原来他也在离旺角不远的大角咀上班，工作竟然是糕饼店的面包师傅。他每天在面包店工作10个小时以上，每周休息一天，而这一天，他会约上查理和我，到他们租的一间位于葵兴工厂区的房子玩，画画、玩音乐、看影碟，或是无尽穷聊。这样的厂房在九龙的葵兴、观塘一带非常多，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期最为繁盛，大多从事加工业——服装、印刷、电器组装等，自从90年代大量厂家北移到广东（因为那里相对香港廉价的劳动力），香港原有的工厂区都没落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工厂大多空置，以极低租金出租，结果成了渴望自由的年轻人的乐土——比如说阿高他们租房子玩的那座大厦，起码有20支地下乐队驻扎于此。这些简陋的工厂可以让年轻人发挥无穷的精力和想象力，每一间“band房”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像阿高他们，就把房子漆上了60年代精神的象征：胡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海报、Beatles《黄色潜水艇》的色调。工厂的工人绝大部分都“下岗”了，只保留了几个“看更”的老保安，他们对这些乐哈哈的前卫年轻人都见怪不怪，有时还跟我们打趣几句：“今晚唱乜 歌啊？猫王定 披头四？” 阿高和查理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艺术家，查理还算干着和艺术有点沾边的工作——平面设计师，阿高却很神奇地一直在做面包。但是他们的心性却完全属于艺术，并通过他们在社会基层的生活，他们的艺术和曾灶财的相类，比学院里的更为可信和可亲。后来香港经济越来越不景气，查理的公司倒闭了，他失业了足足两年，阿高的工资也减了，但他们还是想办法维持着那个“band房”，因为那几乎是这个高速都市里他们唯一可以悠然飞翔的地方。 葵兴的“band房”是我们隐秘的乐园，但是仍有光怪陆离的冒险纪录在这个城市的角落等待着我们，我们平日最经常流连的是九龙油麻地的庙街和荔枝角的鸭寮街，那都是热爱寻觅这个城市的隐秘历史的人所热衷徘徊的地方。庙街名字来源于它中心的榕树头公园的一个小庙，从40年代起就是各色闲杂人等的聚脚地。庙街有廉价的小玩意、魔术师般的算命先生和专卖老照片和假画的摊档，满街的退休老人和买异国情调的尼泊尔人，到了傍晚，在街头还有专业的粤剧票友，唱起南音《客途秋恨》“凉风有信，秋月无边——”我在庙街最惊险的拍摄不是因为偷拍那些来自北国的妓女，也不是因为在一条条后巷追拍那些玩杂技般的流浪猫，而是一天我发现了一些隐蔽的地下赌局，中年人和老人们围成一圈赌“大小”、赌“鱼虾蟹”。我蹲着把相机裹在脱下的衣服里只露出镜头，小心翼翼地从人们的小腿中伸进去偷拍，幸好人们的叫吆声掩盖了快门声。 名字古怪的鸭寮街则都是卖二手唱片、二手乐器、二手照相机的地摊，足够让我们像一个沉醉于对发黄的旧时光的幻想的老先生一样，消磨整个下午。鸭寮街最厉害的人就是查理的好朋友，一个叫阿Paul的40岁独身男人，他的二手唱片“店”拥有数十万张老唱片，所谓的“店”都被这些没人买的黑色塑料塞得满满的，仅能容一个人出入。晚上阿Paul要把一些唱片搬到街上去，才能打开他的折叠床睡觉。阿Paul不怕唱片被盗，因为那都是早被遗忘的歌手、乐队的东西，如果有小偷识货，阿Paul还应有知音之乐呢。鸭寮街他的小店早被存货挤满，阿Paul又在新界的旧厂区租了两个廉价的大仓装货，不知他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些唱片严重的出入口失衡。阿Paul完全是一个生活在旧时代的人，永远穿着落伍的飞鹰标志皮衣（就像60年代歌坛偶像许冠英），留着重金属长发，时有一些属于旧时代的浪漫行为——比如说，如果你在小店门口看不见他，而门上又插了一枝玫瑰的话，那就表示他的老相好：一个空中小姐又飞回香港啦。 我们自由的流连和消磨时光一直延续到2001年，那年我和查理去了北京，从此我成了一个在香港和北京来回飞的两栖动物；查理在北京呆了两年，做了两年广告公司的廉价劳动力，终于抑不住对香港的想念，去年回去了；只有阿高还一直在面包店做着一个个香喷喷的鸡尾包。 我写过两首诗：《查理穿过庙街》和《阿高在街上弹吉他，在BAND房睡觉》，值得在这里引用，因为它记录了当年像我们这样的香港年轻人的郁闷、愤怒和坚强。曾灶财、阿高、查理、我，还有许多也许可以称为香港的波希米亚人的人，曾经如此，画下了香港的浮世绘。
阿高在街上弹吉他，在BAND房睡觉
于是我们走吧，我们从大角咀 阿高的房间走下，就像今年无数个这样看完电影后 疲惫的黄昏，并没有麻醉的暮色在我们面前展开。 阿高扛着他的木吉他，扛着扛着 他就索性弹了起来。于是街道开始闪烁， 教堂和妓院都亮起了灯，当然，夜晚迫使我们明亮。 满街的箭头指引——和我们不一样的幽灵， 他们与垃圾同时迈进，奔向美丽……与夜的暗香。 我在心中追问：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速度？ 然而阿高却在唱着：“噢，噢噢，花房姑娘……” 他的嗓门咿咿又呀呀，他的吉他铿铿又锵锵， 和弦变换，我唱着又打着拍子，我把一盏盏灯拍灭； 同时我又拍出满街的蓝天，满街的海潮， 虽然不过仍然是黑夜。灰尘从吉他弦上飞起也有点像 萤火虫？像不像？虽然那只不过是一把旧的原声吉他， 阿高的朋友用五块钱在鸭寮街买到， 转送了给他。但那原始的声音多么好听！ 在马路中心，汽车们绕着我们旋转（就像星星）， 报纸档卖马经的阿叔也对我们投以 赞赏的目光：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马经阿叔 当年也听猫王的歌，交通灯变换，节奏也忧郁的 为我们应和。要懂得在大角咀窒息的街道上 用残旧的木吉他边走边唱（崔健或者Kurt Cobian）， 又要懂得子夜过后，在葵芳工厂大厦Band房里蒙头大睡， 这不容易。当我们鼓声震响高唱国际歌的时候， 当我们喝醉了廉价的生活高谈它的摇滚价值时， 阿高，我要说你熟睡的脸跟一把木吉他相像—— 你熟睡的心里也应该会有一些木头的歌在震响。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做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人， 做那个红旗下的歌手，做那个睡在公园纸箱里的画家， 我们不比他们差。过了子夜，大角咀街道 更加兴旺，箭头和垃圾交织着网罗我们的网。 电吉他轰轰烈烈呼唤着，工厂大厦却空无一人。 于是静静的，我想起我们看过的电影里 纽约街头涂鸦的青年们，他们的画惊奇而鲜艳， 就像我们在Band房地板上做的梦，画着贫民区的大麻。 于是我们走吧，在沉到海底之前大声叫喊吧！ 在我们全都睡着的时候，阿高才醒来离去， 因为凌晨他要到大角咀的面包店上班。阿高，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烘烤我们的黑夜。
(责任编辑：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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