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此 乐在此——感性说香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王丽丽/香港报道

　　浮城生根

　　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再造几个‘香港’”

　　如果你才十岁,眼前却摆着整个世界

　　6月初的一个午后,深圳河油绿的水面浅浅的。

罗湖边检大楼,自深圳往香港方向,持内地居民旅行证件通关的闸口前排着五六十人。慢慢推进的人龙中,有七八对是母子组合,孩子小的还在童车里哭闹,大的已有八九岁,安之若素地随着大人移动双脚。

　　盖过章,迈进香港地面,走出几米,墙上标着“汇合区”,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男人们迎上来,牵过孩子,接过行李,一家人往火车站月台走。男人们应该是持香港居民证件从另一边的闸口通关的。

　　据说,近些年,在香港注册结婚的每十对新人中就有四对一方来自内地。大略估算,过去10年间,这样在港注册的两地婚姻增加了7倍有余。

　　冷气十足的火车里,不少老人拎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呼朋引伴,坐定后相互比较着“斩获”的日用品。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去深圳消费。

　　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前总是那么拥挤,一对山东口音的男女拎着四个硕大的纸袋从SASA店里走出来。旁边的许留山甜品店里,当内地客操着普通话点单时,服务生头也不抬,刷刷地开好单子。内地访港游客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将近5倍,占据了到港游客的半壁江山,他们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增加了一半,已经超过1100亿港元。

　　几乎在所有的大商场、专卖店和超市,内地银行发行的银联卡畅通无阻。刚刷过卡,手机短信就反馈过来,以人民币结算的消费额,已经比港币标价低了。

　　银行和两替店,一般是100港币兑98元人民币,而马路边就有人举着纸牌,写着“97.6”几个大字。

　　巨大的中环地铁站里,一个粗大的柱子被装饰成了回归十周年倒计时牌,大红底金色紫荆花图案,衬托着闪烁的电子钟。长长的地铁通道里,庆祝回归的芭蕾舞、音乐会海报和新出炉的偶像剧招贴、无偿捐血的公益广告并列。

　　在这个高级写字楼和白领精英最为密集的区域,人流如水,匆匆而又无声地分流、汇合;又仿佛训练有素的士兵,在速度比内地至少快二分之一的滚梯上整齐划一地“靠右企”。

　　地铁列车精准地靠上画了排队标记的月台,“小心月台与车厢之间的空隙”—— 在粤语和英语广播之间,一个悦耳的普通话女声加了进来,重复着同样的提醒。地铁里有人捧着简体字的厚书—— 《谁在陷害股指期货》。

　　九龙尖沙咀,沿着维多利亚湾的轮廓,星光大道蜿蜒着。王家卫、徐克、周星驰……一个个代表着“香港梦”的签名和手模,枕着维港起起落落的海潮。李小龙肌肉浮凸的黝黑铜像,以对岸的会展中心、中银大厦为背景,摆出了“猛龙过江”的招牌姿势。

　　晚上8点,尖沙咀钟楼前的观景台上,人流密密匝匝。一阵裹挟着笛子、二胡的流行音乐声中,“幻彩咏香江”灯光表演开场。这个全球“最大型灯光音乐汇演”尽管已持续三年多,仍然让人看不厌。十几分钟里,港岛维港沿线的18座大厦次第闪亮,银白的中银“,粉紫的汇丰,还有金刚钻一般精光四射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灼人眼目的灯光似乎让海水也沸腾了起来。

　　旅游发展局的预期是,如果旅客为了“幻彩咏香江”而多留一晚,人均会多支出1400港元。

　　看过灯光表演,香港本地人、内地游客,还有印度人、菲律宾人、欧美人纷纷涌向近旁的天星小轮码头,花2.2元港币,这有120年历史的小轮就可以送你渡过海湾。

　　在日复一日的喧闹之后,许多人意识到,这座大都市,就要迎来一个特殊的纪念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岁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时代》周刊调子很高:“如果你才十岁,眼前却摆着整个世界,那是怎样一个境界?相比之下，本地媒体在关注中多了些许冷静，他们把经历过大起大落、正在期待转型的香港形容为遭遇“中年危机”,探讨如何使之转化为“盛年生机”。香港《经济日报》把探讨“危机”的系列文章结集,标题就叫“香港,醒醒”。

　　走出金融风暴、SARS伤痛,经济已经复苏的香港,仍面临着挑战。特首曾荫权在其竞选连任的政纲《进步宣言》中提出,在全球化冲击下,香港面对经济转型,社会浮现各种意见和利益,故须正确处理矛盾关系,香港才能踏上新台阶、走向新时代。

　　他把这些矛盾关系归纳为“十大关系”——发展与保育、民主与管治、行政与立法、权利与义务、贫与富、大企业与小市民、一国与两制、中央与特区、香港与国际、进步与停滞。

　　在不少论坛和传媒的回归纪念专刊上,香港人在反思过去的路途并思考未来的方向——作为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的相对优势如何保持?会不会被边缘化?如何重振竞争力?如何协调贫富差距?如何提高教育质素?如何推进政制发展?

　　对于《时代》周刊“晴天有云”的乐观评价,曾荫权认为可能忽视了一些潜在危机。不过他说,香港的基本精神就是很快反思、总结、改善,永不言败。

　　而中联办主任高祀仁认为,当民族复兴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今天的香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浮城生根

　　在明亮得发白的阳光下,香港礼宾府门前的植物却都很精神,圆形花坛中,一棵小松树笔直地站着。

　　戴着深蓝和大红条纹“煲呔”的香港第三任特首曾荫权向记者介绍说,这幢白色的乔治式建筑已经有152年历史,港英时代的28个总督,有25个都曾住在这里。

　　礼宾府的前厅里,五星红旗和特区的紫荆花区旗分列两边,靠墙摆着河南省赠送的国之重器司母戊大方鼎仿制品。

　　曾荫权说,不久前他去北京接受中央政府任命时,温总理对他说,香港十年走过一条不平凡的道路。“这是很准确的。比起1997年,香港更进步，更成熟,更了解自己未来的道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生活方式、两种货币、两套法律、甚至是两套价值观,回顾着10年前不少人半信半疑的心态,曾荫权说,香港人对于“一国”的认同每天都在增强,这不仅是因为金融风暴、SARS期间中央给予的支持,香港人也看到国家的进步,并为此感到骄傲。

　　“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放弃香港的核心价值及生活方式。香港人喜欢的自由,重视的法制,公平的社会,流通的货币,不但没有削弱更有增强。”他说。

　　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告诉记者,20个月前他还是私人执业的律师,只有两名雇员,而现在律政司有1000人,其中300名律师,“是香港最大的律师楼。”

　　“每一年一月都有一个香港法律年度开启的典礼,我和终审法院的大法官以及其他法官都会戴假发、穿上黑袍或红袍,听国歌,作报告。我认为这个典礼可以代表‘一国两制’下香港法制的延续和发展。”黄仁龙说。

　　香港有律师5000多人、大律师近1000人,还有800位海外律师。黄仁龙说,香港司法水平一直给市民很强的信心,国际评级机构给出的评价也很高。

　　在立法会狭小简单的会议室里,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说:“1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是落实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讲法,香港很多人都这样认为;而且不但是香港人这样认为,在英国、美国他们的政府都会定期作一个有关香港的报告,也都这样讲。”

　　范太把“一国两制”比作一株植物,在香港落地生根,但是根还不是很深,“相信再过10年它会更加深入泥土。”

　　香港大学今年4月底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上升到78%,创199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同时对国家和香港前途的信心也分别上升到89%和81%,是回归10年来的新高。

　　回归前香港曾掀起移民潮,1992年有6.2万人移居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近年申请移民的人数已大幅下降,据统计,去年只有约1万人移居海外。同时,也有大批年轻高学历的“移民族”回流。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国两制”成功最直接的证明是香港人不再离开香港,同时,超过100万香港人开始到内地去工作生活,落地生根,说明香港人不担心、也不排斥内地了。“表明生活在香港这‘一制’的人,也开始接受那‘一制’。”

　　尽管“一国两制”始终强调“不变”,香港人却已在反思自己理解中的某种偏执。

　　曾荫权说,回归之前部分香港人有一种心态,希望历史凝固,只看到香港和国家的差异,看不到香港回归后的机遇,“这种保守思维,难免令香港停滞。”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张炳良兼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他分析说,当年谈“一国两制”比较重视维持不变,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市场发展、文化教育方面,内地与香港的距离在拉近。“10年后,我们应该考虑怎样在这个框架下让香港和内地进一步发展,产生互利的良性互动。”

　　张炳良认为,香港人不能停留在某种静态的、自我保护的状态,不能总想“井水不犯河水”,要突破“临时”心态,看得更长远。“香港的发展一定要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背景下,否则香港没有前途。”

　　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内地的封闭和落后成就了香港,现在内地经济猛涨、社会发展,香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是什么?

　　“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香港应该站在前沿,担任推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角色。”张炳良说,“香港会不会边缘化,关键要看香港人自己是不是把香港作为国家发展的有机部分。”

　　72岁的作家倪匡出生于上海,半个世纪前移居香港,1992年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去年又把家搬回了香港。“在香港,想得到的东西都有,想不到的也有,这个地方古怪到透顶,从最好到最坏,从最荒谬到最合理,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包罗这么多内容。”

　　媒体采访时他说,香港没变,香港人也没变。他以池水形容香港和内地,回归令两池之间的闸门打开了,从前高低不一的池水已渐渐融合成平面,演变过程远比他想像中来得和平。

　　中国人?香港人?中国香港人?

　　回归前夕,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在《明报》上连续刊发了13篇文章,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人心回归”—— 港人对于国家、对于香港的归属感。

　　在中环怡和大厦戴德梁行的办公室,梁振英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他看到一些香港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履历,在国籍一栏不是填“英籍”,就是填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这些年轻人都是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出生的,他们怎么还会这样填?”

　　BNO尽管国籍是“英国”,但并不享有英国公民权,也不能在英国工作。截至今年4月底,香港特区护照已获得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证待遇,远超过BNO。

　　梁振英说,香港人的心理很微妙，特区护照发出400多万本,有些香港人出国时两本护照都带在身上,碰上麻烦就会找中国大使馆。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林瑞芳相隔10年进行的两次调查,显示出香港青少年在回归前后对中国人、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变化。调查结果显示,回归10年后,香港青少年认同自己属于“中国人,其次才是香港人”双重身份的人数由1996年的15.8%,上升至22.3%,而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单一身份的则由1996年的33.9%降至28.7%。

　　港大发布的调查结果则说,在2006年底的调查中,1000多名受访者除了一半人明确表示自己是香港人或中国人外,还有一半人则模糊地填写“中国香港人”或“香港中国人”。

　　尽管有学者批评这类调查的设置本身就有问题,在人为割裂“香港人”与“中国人”，但是港人的身份认同、港人对于本港和国家的归属感,始终是个重要话题。

　　梁振英分析说,香港经受百年殖民统治,人口进出流量又很大,港人对于香港本身的归属感也有待增强。“对一部分香港人来说,香港只是一块踏脚石或者是个大旅店。”

　　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又如何?香港人对中华文化和乡土文化都有强烈的认同感,香港的公共假期,涵盖清明、重阳、端午、中秋在内的所有传统节日;香港人对内地水灾的捐助,对内地慈善、教育事业的支持,数额可以亿万计。

　　梁振英说,之所以到了今天“人心回归”还是一个议题,主要是“国家积弱百年,香港人对国民身份的光荣感不易树立,反而作为香港人的相对优越感就强烈得多。”

　　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梁君国告诉记者,回归之前,港人政治上身份模糊,历史文化也不强,主要身份定义就是经济成就,有点“大香港主义”。近年来内地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国家经济政治的进步,也在慢慢影响港人的心态。“过去嘲讽内地人叫‘表叔’,现在自嘲是‘港灿’了。”

　　戴德梁行的会议室里挂着华南地区和香港两张卫星图,香港的地理位置一目了然。梁振英说,他总要向人强调香港的地缘关系,香港背靠内地不可分割的特殊地理位置。“小时候上学,我们的地理课本上,新界以北全是空白的,写着‘中国’。”他说。

　　在一篇文章中梁振英这样写道: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对所属社会或国家没有归属感,没有向心力,这个社会或国家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稍有风浪,险象环生。

　　对于香港人的“身份贫乏症”,梁振英认为政府、社会应该做得更多,“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要做”。

　　怡和大厦对面就是香港邮政总局,梁振英说,他经常看到老师带着小学生来参观,看邮差做什么。“再往前走一点就是金紫荆广场,内地游客必去,但是有多少学校带学生去过?”

　　特区政府针对港人的身份困惑,已经加大了国民教育的内容,2004年国庆开始,香港的两大有线电视台翡翠台和亚洲台,每晚都会定时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看来,回归10年,香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从前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做一个香港人,对于殖民地政府的期望不会很高,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时候,期望和要求就会高很多。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这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帮助他们完成对于身份的追问。

　　据说,1997年香港曾举办一场大型足球赛,当国歌奏响时不少人不知所措;而几年后听到国歌很多香港人会自然地站起身,把右手放在心房的位置。

　　曾荫权说,他看过电影《墨攻》,“这部电影让我产生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攻心为上’,要给年轻人时间。”

　　“无敌海景”的经济晴雨表

　　维港沿岸那些租金在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高级写字楼,每幢都有“无敌海景”可看。满身都是“经济细胞”的香港人,会特别留意海面上货轮、驳船的多少,因为那是香港经济景气的指标。

　　这个面积1100平方公里、700万人口的小地方,依靠外向型经济做主导,成为全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人均GDP达2.7万美元。

　　回归10周年之时,香港经济运行处于20年来最好水平。2006年,香港新股首次公开发行集资额达3333亿港元,超过纽约跃居世界第二位,港股市值突破13万亿,成为全球第六大股市;集装箱吞吐量在过去15年一直位居世界前两位;连续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吸引外资排名世界第七,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银行四分之三在香港营业。

　　谈起经济复苏,唐英年说4年前他接手财政司时,并不知道当时低迷的经济已经“到底”。过去三年香港经济平均增幅7.6%,失业率也从8.6%下降到4.3%,香港正在出现加薪潮,七八成的公司给员工涨了3%-5%的薪酬。公务员加薪也在计划中,增幅不低于私营企业。

　　唐英年回忆说,回归以来香港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值在一年内缩水近60%,普遍做七成按揭的银行却没有一家倒闭,“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这说明我们对银行的监管是比较完善的。”

　　同时,累计14%的通缩,GDP平减指数下降24%,“一个经济体系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没有崩溃,这是很大的挑战。”他说。

　　唐英年告诉记者,上任时港府的财政赤字占到GDP的5%,这是不可持续的。“第一我有基本法赋予的责任,要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第二,我做财政司,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另一方面要搞好公共财政。”

　　最终只用两年时间财政就恢复收支平衡,2006年还可以有相当于GDP4%的财政盈余。港府拿出200亿元向市民“派红包”。

　　“既然市民跟我们共度时艰,财政改善后也可以藏富于民。”总是笑眯眯的唐英年说,“每一块钱放在市民口袋里,要比放在政府口袋里运用得更灵活,效用更大。”

　　正如大多数港人都会把金融风暴、经济低迷当作一个经济体的正常兴衰,而不是与回归挂上钩一样,在看待经济大势方面,香港人也不会只做纵向比较,而是眼睛盯着亚洲区内的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甚至是纽约、伦敦这样的大都会,而同样以国际金融中心为定位的上海,拥有盐田港、大铲湾的珠三角,也让他们感到了压力。

　　在香港贸发局采访过后,贸发局的传播顾问张志辉带着记者来到会展中心新扩建的一处通道,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会展中心布展面积4万平方米,这个通道建好后可增加2万平方米,多出两个展馆。

　　他说,这个新通道是围海填出来的,维港区域以后都不可能再填海了,会展中心地方总是不够用,希望找地方建新翼。

　　不过随后他又说:“我们其实和深圳、广州没法比,他们的展馆大得多,我们只能增加软件,提高服务水准。”

　　让张志辉羡慕的广州琶洲展馆,室内外展览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

　　尽管举办展览每年为香港带来的收入达到190亿港元,香港也在计划成为亚洲的国际展览中心,但是忧患意识仍然强烈。

　　在葵涌港一号码头采访时,年处理能力700万标箱的现代货箱码头公司,向记者介绍的未来规划中,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内地经济热点一个不缺。

　　这家码头公司在深圳西部的蛇口码头、赤湾码头、大铲湾码头都持有股份,又在太仓建了国际集装箱码头,年初还与大连签订了合作协议。

　　“内地港口追上我们一点困难也没有。”项目发展及工程总裁卢伟民毫不讳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香港近三年经济复苏的主因,一是“灵巧的宏观经济管理、灵活的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基建的持续巩固”,二是“强劲的外围经济环境”,这显然主要是指连续10年保持10%左右经济增长的中国内地。

　　而在香港固定直接投资额达300亿美元、雇佣人数25万的美国企业,也很看重香港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梅三乐告诉记者,他们近期做的一份调查显示,会员对香港未来三年的营商环境非常乐观,因为“香港内地间货物、资金、资讯、人才的自由流动和融合,超越了任何人的预期”。他说,在会员提出的乐观原因之中,香港接近内地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过去5年来内地给香港的帮助和支持。“两地人民增加了解,增加了人们对于贸易投资和旅游的信心。”

　　梅三乐说,我们在港的1100多家企业中,已有25%从CEPA受惠,“这个成绩很不错。”而今天，在香港生活的美国人超过5.5万。

　　不过,对于CEPA ,对于自由行,很多港人都不认同“送大礼”这个说法。“香港每天有那么多人去广州去深圳消费,现在搞自由行,等于是打开了一个通道,让内地也有些水对流过来,这是互利,不是送大礼。”张志刚说。

　　“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坐在香港最高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55层,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对于内地股市相当关注。

　　5月30日上午9点半,任志刚用急速但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告诉记者,今早开市跌了5%,然后回升2%,现在还是跌3%。内地刚刚在前一天调高了股票交易印花税。

　　香港已成为内地企业最大的国际融资中心,单是通过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就超过1.5万亿港元,QDII、人民币债券获准发行也不断刺激着香港的金融市场。

　　香港始终希望能在人民币业务方面先行一步。任志刚说,一个人民币即时支付系统一经建好,并已和港元、美元、欧元的系统连接起来。

　　作为香港的中央银行机构,金管局的主要职能是维持港元汇价稳定,促进香港银行体系安全稳健,管理香港官方储备等。

　　对于如何平衡经济自由和有效管理,任志刚连声说“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但是我们1997、1998年的经验证明,自由市场也可以变成一个被人自由操控的市场。”

　　作为亚洲金融风暴时港府入市的操盘者之一,任志刚说,当时看到国际炒家把香港的金融体系当作“提款机”,心里很不好受。“一向以来,大家都说自由市场很好,很多人认为香港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突然,自由市场给你这么大的麻烦,也给你一个风险,就是整个金融体系在被操控之下可能崩溃。”

　　“要一个相信自由市场的人去干预市场,很不好过的,”他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清楚了,自由市场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操控的市场,我们是有规矩、有底限的。”

　　从“自由经济”到“积极不干预”,再到“大市场、小政府”,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香港人的表述近几年也在发生变化。

　　任志刚说,那时候港府出手干预市场很有争议,被很多人骂,“但是市场是很现实的,赚钱就是对了,我们赚了1000多亿港元,成功了。”

　　之后金管局着力强化金融体系。任志刚记得很清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开始有弹性,此前一两年,已经有人以炒卖港元作为炒卖人民币的工具。在2005年5月18日,人民币汇改出台前两个月,金管局优化了联系汇率制度,汇改并未引起港币波动。

　　“经过金融风暴之后,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啊!”任志刚重复着这句话。

　　对于一段时间以来争论得热闹的“上海取代香港”,任志刚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要太关注于香港和内地城市之间的竞争,有竞争是好的,但是发展空间其实很大。”他说,在一个国家内,有两个金融制度,这两个组成部分应该有很好的渠道去合作,现在需要关注的是怎样建立这个渠道,让资金融通更有效率。

　　“那时就不会说香港、上海怎么怎么样,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壮大很有潜力的金融市场,两个组成部分互动起来,国家就强大了。”他说。

　　任志刚特别提到,今年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了几句话—— 要继续推进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要发展两个金融体系的三互关系,互助,互补,互动;要继续巩固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者胡坚分析说,上海和香港有很强的互补关系,上海更多地是作为国内的金融中心在发挥作用,而香港是作为中国的离岸筹资中心发挥作用。如果两个城市都按照过去10年各自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往前走的话,上海要达到香港的水平需要10年,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上海追上香港要20年。

　　高祀仁告诉记者,中国需要多个中心城市作为经济的引擎共同拉动,内地城市的发展对香港而言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个合理分工、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邓小平早就说过:“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期待自我创新

　　特首曾荫权常把纽约和伦敦作为香港的基准,他不容许香港成为“二流城市”。回顾来路,面对今天的全球化竞争,他说香港“不可能再以二流人才、利用资讯不流通去作中间人,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香港正面对着来自东京和新加坡的严峻挑战。新加坡已经变成一个全球生物科技中心,对研发投入巨额资金,争取学者和学术机构的支持,而香港还在依靠着地产和金融服务等传统的财富来源。

　　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说:“我们不能创新,在建立全球性经济研发中心等方面,我们落后了。”

　　在聚集了大量财富的香港,在以港人的拼搏精神著称的香港,在改革开放之初将制造业内移而获得大量收益、却因此遗漏了产业升级环节的香港,今天要实现转型,似乎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不足。

　　尽管有“光纤之父”高锟,尽管SARS病毒分离是率先在香港完成,但是和巨大的资金流、信息流不相匹配的,是香港疲弱的科技创新能力。

　　作为建筑测量专业人士的梁振英说,“自我创新”,创新前面是“自我”,没有自我就没有创新。

　　他说,香港之所以没有自我,是因为没有远近亲疏的概念,奉行拿来主义。香港设计师世界有名,但是大型项目香港建筑师、工程师拿到的很少。“香港新机场开幕的时候,我也感到骄傲,但是我的骄傲程度可能和那些中东产油国家一样—— 我们有钱,可以买来任何新技术,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积累。”

　　梁振英说,设计新机场的那位英国建筑师,8年时间赚走了全世界最大一笔设计费,到1997年金融风暴香港经济衰退,他辞退了在香港雇用的所有职员,走掉了，以至于新机场维护时设计图纸的解释成了大问题,造成很大麻烦。

　　梁振英回忆说,70年代他在英国读书时看了一部内地电影《创业》,对于中国人自己打油田的精神印象深刻。“自主创新必须是我们的方向。”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告诉记者,香港的科技创新现状与它的经济实力确实不符,这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科技发展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一定要跟社会、政府、工业界紧密配合。

　　“在香港我们缺了一环就是工业,我们学校希望走尖端科研路线。我们回头看美国硅谷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生产和工业,但却创造出很高的附加值,这一点非常值得香港借鉴。”他说。

　　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表示,政府计划动用2.5亿元成立基金,推出“设计智优计划”,并成立“创意及设计中心”,期待以优秀的设计令本港工商业脱胎换骨。

　　在大学生占本地人口14%的香港,约350万就业人口中,学历为初中或以下的却超过100万人。人才不足被视为香港转型的严重瓶颈。一个常被援引的例子是,科学园2006年10月因本港人才不足,率团到西安聘请了100名科研人员。

　　有研究者称,香港人在未来要掌握“五大能力”—— 中英文沟通能力,创意思维,专业技能,国情了解,良好工作态度。

　　这个700万人口的城市期待在未来将人口增加到1000万,接近伦敦和纽约,以解决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去年实施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将在每年引入限额1000名的优质专业人才,第一批通过这个计划成为香港公民的83人中就包括郎朗。

　　唐英年对记者说,香港人素质很高,他举出的证据是,“禁烟令”颁布后香港式的“打边炉”很兴旺。“一个社会的稳定、长远的发展还是要靠人的素质。”

　　而《时代》周刊则说:“香港是一个搏动的生命体,由世界上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组成,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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