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也浮躁 2006年疑似彭加木干尸炒作内幕

　　干尸意外运回 今夜无人入睡

　　4月14日这一天，沙尘暴过后，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夏老和董治宝他们科考队的三辆车，估计上午10时左右会从敦煌来到“小上海”。傅书记和汪永基他们这时候已经按我们的策划开着一辆“丰田”越野车在路边早早等候了。

其他队员有的去雅丹拍照，有的在帐篷里听候消息。

　　可快到下午一点了，夏老和董治宝他们还没有来。将近两点，傅书记和汪永基他们迎来了一辆越野车，并直奔我们的宿营地。一看，车上下来的是新华社驻新疆分社的负责人张鸿墀和邢静等三同志。他们是从乌鲁木齐昼夜兼程到敦煌，又从敦煌风尘仆仆赶过来的。他们一进帐篷就说，俞铮的文章有些欠妥，外面已经沸沸扬扬，怎么传的都有，一时难以平息。他们这次来，是亲临大漠第一线，考察实情。

　　张鸿墀还带来一封夏老给傅书记的亲笔信。信中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他们4月14日从敦煌出发，15日、16日两天先去考察羽毛状沙漠；二是说让我们探险队可先去彭加木失踪地继续寻找，4月17日与他们再一起去干尸现场。这时候，我们听说，干尸已经被人从第一现场不知何原因向北移动30多公里，去看的只是第二现场。

　　看罢夏老的亲笔信，向导吴仕广说，让咱17日从彭加木失踪地去干尸现场，这根本不可能。那连绵不断的沙丘，什么车都得陷住！这封信让我感到事情更加蹊跷、复杂摸不着底，越觉得去看干尸已十分渺茫。

　　我在想，世界上的事本来很简单，却人为闹得很复杂。说实话，我们不是对干尸有什么特别瘾头或非分想法，而是急着要证实一下到底是不是彭加木遗体，以便决定探险队的下一步行动。是，怎么办？不是，又怎么办？这样兜圈子，捉谜藏，有什么意思？

　　时间已是下午3点20分，张鸿墀说，我已经问过夏老，他们可能明天出发，要是今天出发应该早过来了。我和傅书记一听，立即决定，马上去敦煌金龙酒店，敦促夏老把干尸现场坐标给我们，我们单独去考证；或者让他们改变科考计划，先与我们一块儿去鉴别干尸，然后再去考察羽毛状沙漠。

　　几分钟，越野车已备好。傅书记今天格外来精神，要亲自驾车开往敦煌。车上另外坐着我和司机小周。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就很快抵达敦煌金龙酒店。下车一问吧台小姐，回答说：“夏老他们下午两点半就走了，是4辆车，上面还插着小红旗……”

　　这一听，心里好懊丧！累得够呛还扑了个空。怎么办？掉转车头赶快追！当我们返回到离营地不远的魔鬼城雅丹公园时，正巧碰见夏老和兰州几位同志与一位6旬老汉在卸车，看来他们是把营地设在了这里。此时，新华社新疆分社张鸿墀他们，还有中央电视台两位朋友也相跟来到这里。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关键人物董治宝并没有来。

　　本来已疲惫不堪、满面灰尘的傅书记，一见夏老，情绪激动，怒火中烧，劈头质问道：

　　“夏老，你这是弄的什么事？为什么信上跟我说今天出发，回头又跟张鸿墀说明天出发？说好了一起去看干尸，可你在信上又决定先去考察沙漠；你还没见到干尸为啥就随便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把事情先捅出去，你惹出多大乱子？外面沸沸扬扬的怎么收场？”

　　同样是疲惫不堪、满面灰尘的夏老，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没处发，他主要是生董治宝的气。心想，那么积极张罗约我和他去沙漠考察并辨认干尸，到头来，DV没看到不说，科考计划也全乱了套。可他自己倒扔下科考队先溜了，不打招呼，不说原因，不知去向，神秘兮兮，到底想干什么？平生还是头一次遇上这么窝囊的科考合作！

　　傅书记这么一问，夏老这位老科学家、老知识分子觉得顿时没了尊严，窝囊加窝火的他终于爆发了。这对昔日的师生、今天的上下级，唇枪舌剑，面红耳赤，争论激烈，互诉苦衷。最后，我还是劝傅书记：“有话慢慢说，你是夏老的学生，你得主动去道个歉。”

　　傅书记冷静地思考了半天，走进了夏老的房间。哪知，学生软话说了足有半个小时，火气正盛的夏老一口一个“我拒绝道歉”！他为自己亲自推荐提拔的年轻分院领导这样不冷静而伤心，为自己几天来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倾倒而委屈；而傅书记也为自己身为分院领导却被卷入迷魂阵而懊恼，为自己的老师过早接受采访而遗憾……

　　天色已晚，张鸿墀把我拉到一边，透露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消息：“网上说，干尸已经运到敦煌博物馆，我们得马上去那里！”说完，开车便走了。

　　随夏老风尘仆仆来到雅丹公园，本想到大漠去见证干尸的中央电视台的两位记者，也闻讯立即向后转，不知带着何种心情匆匆奔向了敦煌。

　　快夜里11点，我们回到魔鬼城雅丹宿营地。此时的探险队真的是炸了营！下午，我和傅书记离开营地去敦煌后，队员们就情绪骚动、焦躁不安，说什么的都有。无奈，吴仕广只好领着大家去看风光奇特的三垄沙，散散心。

　　现在，队员们也都从网上知道了这意想不到事情，人人心头惆怅，有的怨声载道，有的喝酒解闷，有的长吁短叹。记者们更是为自己发稿步步被动而急得捶胸顿足，小伙子们仰天大叫，宣泄着内心的愤懑：

　　“今晚我可发什么稿子呀！怎么办？怎么办？我可怎么办啊？”有人提出要连夜去敦煌，有的甚至提出要回家。

　　《半岛晨报》摄影记者、留一头长发的曲振伟（队员们送他美称：曲小辫）长叹一声对我说:“唉！唐队，我昨天就失眠一宿，太愧对报社了，今天再发不回新闻，这样下去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他的声音在颤抖。

　　天已快亮，许多人还毫无睡意。我这当队长的面对这局面，也是心绪极乱，有苦无处诉，两眼未合到天明！

　　在魔鬼城雅丹宿营地，探险队员们已经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住了两个晚上了，岂能再住下去？我在思考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明天，我将把这支队伍带向何处？”

　　不行，连夜召开全队会议！

　　探险队紧急会议，在沉重、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天亮前终于结束。大家达成共识：一、新疆分院傅书记和陈百录、姚军等明天前往敦煌博物馆鉴定干尸，结果如何，随时电话联系；二、明天一早，我陪汪永基乘车速去雅丹公园继续“游说”夏老，带我们所有队员去干尸第一发现地和第二发现地，现场分析彭加木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能否走到这里？如果夏老他们不同意，我们就直奔库木库都克彭加木失踪地。

　　好端端的一支探险队，生生被一具干尸搅得全都“今夜无人入睡”！

　　盗尸荒原星夜 敦煌围追堵截

　　这次要与我们探险队共同去见证干尸的，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夏老，就是至今也未曾见面的董治宝先生了。

　　第一次打上深深烙印的是，他作为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第一个”千辛万苦在库姆塔格沙漠里发现了“疑似彭加木”的干尸。经过媒体报道后，全国上下都知道他是干尸“第一发现人”。然而，“董治宝”三个字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未扎牢，就迅速而无情地被彻底推翻、坚决否定，干尸第一发现人根本不是他，而是敦煌市七里镇的干部和农民！让人奇怪和不可理解的是，他明明知道是人家先发现的，还要将“功劳”揽在自己头上。我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二次打上深深烙印的是，经夏老斡旋同意，先在敦煌看董治宝拍摄的干尸DV（后了解到，干尸DV是2005年10月他雇用的敦煌林业局司机徐国强现场拍摄的），然后一同去看干尸第一、第二现场。可到头来，连他的老师夏老都卷入了迷魂阵，不但干尸DV没看到，他一手组织的科考队自己也彻底撒手不管，成了神秘人物。我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三次打上深深烙印的是，他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偷偷地做好木箱，偷偷地雇司机、租车辆，偷偷地深更半夜前往沙漠，要巧妙地越过敦煌，把干尸火速运往兰州！我在问：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还是那句话：那具干尸是彭加木又怎么样，不是彭加木又怎么样？犯得上接二连三这样做吗？

　　为了弄清此事的前后经过，2006年5月6日，我特地从乌鲁木齐飞抵敦煌七里镇，专程采访了了解此事的刘国汉和孙学虎同志。11月16日至25日，我又再次因到大漠探险来敦煌，顺便采访了当事人段海林、李向军、徐国强、干尸第一发现人之一刘强以及原敦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现沙洲镇党委书记李向忠和福来德航空俱乐部的何彦生老总。

　　听了这些朋友的讲述，我真觉得董治宝先生到大漠偷运干尸的整个过程可谓用心良苦，且滑稽可笑。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董治宝先生本来已经说好，这次他与夏老等到沙漠考察，同时约干尸第一发现人刘强、刘国汉等一起去干尸第二现场的，时间初步定在4月12日，敦煌市和七里镇政府也知道此事。

　　可这一天，他却突然销声匿迹，谁也联系不上他了。殊不知，这一天董治宝先生正忙得不可开交，为大漠偷运干尸争分夺秒地在做准备。一方面，他让2005年10月11日与他一起去过干尸第二现场的南湖乡司机段海林，赶紧在敦煌找一个快手木匠打个大木箱子；一方面，他又联系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福来德航空俱乐部的何彦生老总，打算租用他们的北京2023“战旗”吉普车进沙漠拉干尸。

　　何总诙谐地对我说：“清楚记得，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把“有月亮”三个字，故意拖着长腔说得格外重），有人打电话对我讲，要租我的‘战旗’ 吉普车，我说，这是刚接回来的新车，正在磨合，不能跑那么难走的路。对方在电话里着急了，说：‘帮帮忙，人家要和我们抢那个干尸，今晚必须走，走晚了就落在人家后头啦！’可还是被我一口回绝了。”

　　无奈之下，董治宝只好决定用段海林破旧的带半截车厢的“丰田”，草草准备点儿食物，就连夜进沙漠了。

　　魔鬼城雅丹公园服务站的李向军告诉我：“董治宝乘坐段海林的车半夜进的沙漠，可能觉得单车不安全，加之段的车越野性能差，所以进沙漠没走多远就又返回我这里。当时天还没亮，我正在被窝里睡觉，就被进来的老董叫醒了：‘快，快起来！有急事，开车跟我进沙漠，晚了就来不及了。’我说吃点儿饭再走，老董都不同意。没办法，只好开上我的北京2020越野吉普车，跟他和段海林走了。

　　“到了第二现场，好半天才找到那具干尸，我们按当地习俗洒酒、烧香后，把干尸缠上红布，小心地放在木箱里。这时，我发现掉在沙子上一颗牙齿，马上捡起来放在干尸嘴里。干尸是用我的车拉出沙漠的，给了我600元劳务费。

　　“4月13日晚上6点左右走出沙漠，到了我的服务站，然后把干尸放在段海林的车上运往敦煌

　　……。”

　　2006年11月25日早晨，诚实直爽、快人快语的年轻司机段海林在与我交谈中说：“董老师是想把干尸直接运往兰州，拉到敦煌后，他知道我的车没有牌照不能去兰州，曾经想把装干尸的木箱暂时放在我家里，他再另想办法。我说，这可不行，哪有家里放尸体的？最后决定，放在党河水库北面西戈壁一个隐蔽的地方埋起来。后来，董老师租到一台‘长城皮卡’，准备拉走，可是已经晚了，敦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正在到处堵截我们！”

　　据时任敦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现任沙洲镇党委书记李向忠说：“4月13日，第一个打电话向市政府举报董治宝可能进大漠偷运干尸的，是七里镇干尸第一发现人刘国汉同志。我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七里镇镇长、同样是干尸第一发现人的李春林同志，他说已知道此事。实际上，这两天所以不见董治宝人影，手机也不开，敦煌人已经断定他偷偷去沙漠运干尸了。”

　　我对李书记说：“有人告诉我，此事不但惊动了敦煌市政府，连公安局刑警、交警都出动了，在各路口进行围追堵截。董治宝去兰州必定经过敦煌，可以说是‘华山只此一条路’，大家四处找不到董治宝，就找小段，听说连市长、市政法委书记、七里镇镇长都找了段海林，还严厉批评他说，偷运干尸是犯罪行为，不交出来就判刑进监狱。还说，你是敦煌人，本来就是敦煌人发现的干尸，你为什么帮助往兰州偷运？为什么还隐瞒不报？最后，段海林只得说出了干尸藏匿的西戈壁具体地点，董治宝也被迫同意交出干尸。是这么回事吗？”

　　李书记听了笑笑说：“4月14日，我和刘强、刘国汉、文化局张鸿泰局长，还有敦煌博物馆傅立诚馆长，与董治宝、段海林等来到西戈壁，挖出埋藏的干尸后，经过一番交涉达成协议，董治宝同意把干尸交敦煌方面保存。放在哪里呢？最后我提出，放在敦煌博物馆比较妥当，并准备共同起草一份备忘录。这时，董治宝又提出一个让我们无法接受的要求，要在干尸第一发现人名单里写上他的大名，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我们的拒绝！”

　　干尸第一发现人刘强、刘国汉当场怒斥董治宝：“老董啊老董，干尸明明是我们发现的，你为什么向媒体说你是第一发现人？这还不算，你还私自雇人雇车想把干尸偷运到兰州，你也真不够意思啊！”

　　“我错啦！我错啦！”董治宝连连道歉承认错误。

　　在有人愤怒、有人尴尬的极不和谐气氛中，傅立诚代表敦煌博物馆，董治宝代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共同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全文如下：

　　2005年4月11日，由敦煌市七里镇组织的穿越沙漠考察队在库姆塔格沙漠西北部发现一具干尸（发现人：刘学仁、刘国汉、刘强、李春林、孙学虎、达甫、王吉辉等）并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2005年10月11日，由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组织的库姆塔格沙漠科学考察队董治宝研究员（队员有王训明、张克存等）对该干尸进行了鉴定，疑是1980年在该沙漠周围科学考察中失踪的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由于该发现可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与敦煌市博物馆就此事达成下列共识。

　　1、 干尸的身份需要进一步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来

　　确认，在此之前，双方不得作不真实的报道。

　　2、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负责

　　身份鉴定工作。

　　3、 敦煌市博物馆妥善保存干尸，并积极配合中

　　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取样与分析工作。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董治宝（签字）

　　敦煌市博物馆： 傅立诚（签字）

　　2006年4月14日

　　据说，敦煌方面考虑，董治宝先生起早贪黑打木箱、雇车辆，把干尸运到敦煌也真不容易，还付给他500元辛苦费。那么，董治宝先生为什么遭敦煌人怒斥并围追堵截？原因有二：一是新华社4月13日发布的消息里，说“疑似彭加木”干尸第一发现人是董治宝，这让敦煌人很恼火并开始密切注意他的行踪；二是他偷运干尸惹出了麻烦。

　　董治宝先生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分析认为，他已经知道我们探险队专门为寻找彭加木来到敦煌，住在阳关大酒店，探险服上又写着十个大字“寻找彭加木，环保罗布泊”，而且他也知道夏老已把发现干尸一事告诉了我们。他可能担心我们探险队把发现之功“抢”了去，甚至把干尸也“抢”了去。

　　另外，他也知道探险队里还有彭加木生前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无形中多了一些想法：这发现之功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新疆分院就这么轻易地白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把干尸轻易地运到新疆去！

　　也有人说，中科院新疆分院和兰州方面这些年因为争沙漠考察项目和资金，关系一直不融洽，甚至有点紧张，这也是干尸偷运兰州的原因……

　　上面这些说法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究竟为什么？只有董治宝先生心里最清楚！

　　那么，董治宝先生有没有难言之隐呢？有的！司机段海林曾向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董老师决定进沙漠运干尸其实很为难。去，还是不去？我亲眼见他在屋里足足犹豫了两三个小时。他对我说，人家探险队是专门来寻找彭加木的，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干尸现场；再说，我这样做也对不起我的老师（指夏训诚）。可领导有指示，干尸不能让新疆分院拉走。最后他说，我再给领导致个电，如果有松动，我就与夏老和探险队一起进沙漠。可董老师电话一问，领导还是坚持把干尸运到兰州。这样，董老师就没办法了！”

　　听完段海林的话，我倒动了恻隐之心。段海林帮助运干尸，是奉人民币之命；可董治宝夜进大漠，则是奉上司之命。他那么辛苦，又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容易吗？尽管他有些地方做得实在不妥，令人生气，但现在我要说：“从未谋面的董治宝先生，我还是深深地理解你！”

　　两种声音迥异 纷争令人反思

　　2006年4月16日一早，火红的朝阳刚刚出山，傅书记和陈百录他们就赶到了我们驻扎的山中营地。队员们走出帐篷，热烈鼓掌欢迎，感觉好象不是分开才一天，倒象是久别重逢，可见大家的期盼心情！

　　顾不得吃早饭，我们就一齐围住了傅书记，在电脑上看他从敦煌博物馆拍回来的有关干尸的图片。傅书记说，“见到这具干尸可真不容易，阻力重重啊！”

　　他告诉我们，昨天一到敦煌博物馆门口，就被人家拦住了，说上级有指示，只准有关领导和中央电视台记者，还有新华社兰州分社记者可以参观并拍照，其他人一律不准进入。

　　傅书记赶忙解释，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是彭加木生前工作过的单位，我是院党组书记，陈百录是彭加木生前带领的罗布泊科考队员。……按理说，这完全有资格、有理由、有责任、有义务前来鉴别，可得到的回答还是：“不允许！”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看到有关干尸的报道，十分关注。”傅书记据理力争，“他特地打电话给新疆分院，让迅速查明干尸是否是彭加木遗体。”

　　“那请出示中国科学院证明！” 对方又出难题。

　　无奈之下，傅书记只得拨通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电话，说明缘由，并请立刻将介绍信传真到敦煌。可对方见了傅书记出示的中国科学院介绍信传真件，又难为说：

　　“不行，得需要原件！”

　　“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傅书记火了，“要原件除非是让中科院派人坐火箭送过来！”

　　争执了很久，最后总算是“请进”啦……

　　傅书记指着图片边解说边下结论：

　　“我们几个都认为，这具干尸绝不是彭加木。理由有五条：一、彭加木身高1.72米，此人为1.53米；二、彭加木是宽额头，头顶到眉骨足有8——10厘米，而此人只有大约3厘米；三、彭加木生前没有留长指甲的习惯，而此人右手拇指长指甲特别明显；四、根据体貌特征和那根红柳拄棍，还有那块矿石，我猜测此人是去沙漠找矿的；五、彭加木那么聪明，他找水应该去可能有水源的古河道，为什么来这大沙漠？不可思议！……”

　　我带领探险队6寻彭加木从库木库都克出来，刚刚抵达乌鲁木齐，就从网上、报纸上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而且是极具“权威性”的声音。

　　这声音来自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先生和北京华大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博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研究员刘武先生等组成的专家小组。其中，邓亚军博士曾参加过印度尼西亚海啸遇难者尸体鉴定检测工作，被公认是尸体鉴定权威专家。

　　这个小组亲赴敦煌检测过干尸，结论是：干尸是彭加木的可能性极大。理由也有五条：一、死者死亡年龄约50岁左右，彭加木失踪那年55岁；二、死者死亡时间约30年左右，彭加木失踪已26年；三、死者身高1.65米以上，彭加木身高1.72米；四、死者脚上可穿42码鞋，彭加木脚上穿的恰好是42码翻毛皮鞋；五、死者后脑勺部位是短发，彭加木此次考察留的正是短发。

　　专家的五点，就差说出：“这就是彭加木！”他们还终于留有余地；“是不是彭加木，最后还要做DNA鉴定！”

　　这时候，又传来了彭加木在上海的儿子彭海的表态。这些年来，不断有发现怀疑他父亲遗体的消息传到他的耳边。他严肃地认为，这具干尸是父亲遗体的可能性很小。说到做DNA鉴定，他一直婉言拒绝。

　　2006年5月上旬，我和夏训诚老师京城相遇，一起去《凤凰卫视》做节目。我询问彭海对做DNA鉴定的态度，夏老不无遗憾地说：

　　“昨天，我还用手机与彭海商谈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他同意，我和邓亚军等专家就马上飞往上海。可是，彭海没有同意。他说，如果中科院专家有95％的把握，认定那是我父亲的遗体，我可以做DNA，否则不予配合。你说，谁敢下这个结论？”

　　近年来，罗布泊每年都不断传出发现怀疑是彭加木干尸的消息，让彭加木的亲人心里那刚刚抚平的伤痕，一次又一次被失望、叹息加烦恼所揭开。那个痛，应该说更为剧烈，更让人难以忍受。难怪中国科学院的权威专家们也十分客观而无奈地说：

　　“这具干尸我们只能说‘疑似’，不能说‘就是’；我们只有50％的把握，不可能有95％的把握。不做DNA鉴定，之前的一切检测都毫无意义！”

　　26年前，彭海先生曾到罗布泊找过父亲，他何尝不希望早日解开彭加木失踪之谜，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请让我们换位思考，对彭加木的亲人就会多一些理解，少一些牢骚；多一些等待，少一些抱怨！

　　我在北京还听说，为了尽快从彭海那里取样做DNA，有人打算派人悄悄跟踪，趁彭海洗头、梳头之后，将洗梳掉的头发偷偷拿起几根去做DNA。我一听，心中陡然增添愤怒：未免太卑鄙、太不人道了吧？这一做法亏得有人想得出来，再着急，也不该出这损招儿，这要传到彭海耳朵里还不气炸了肺！

　　5月底，敦煌七里镇的刘国汉同志给我打来长途，报告了一个已被2006年4月26日《兰州晚报》证实的消息，说有一支彭加木遗物搜寻队到大漠干尸第一现场，搜索了几天，想意外发现彭加木生前携带的水壶、照相机、罗盘、匕首、地质铁榔头以及日记本、手表等遗物。结果一无所获，无功而返。

　　事过7个月后，在魔鬼城雅丹公园服务站，李向军对我说，干尸被运出的第3天，也就是2006年4月15日我们大部队进沙漠那天，董治宝与他等开车又来干尸第一现场，寻找过所谓的“彭加木遗物”，而且还与我们探险队及夏老不期而遇，有人还下车跟我们打过招呼，说是拣石头的，所以谁也没在意。董治宝当时就在车里，但他却没有下来。

　　四五天之后，董治宝又来到干尸第一现场，并借来了金属探测器，再次寻找“彭加木遗物”。结果，只找到了一把不知何人（绝不是彭加木）丢弃的化学梳子，上面刻着8个字，一面写着“自力更生”，另一面写着“丰衣足食”。

　　干尸是不是彭加木还没有结论，就急着去找什么“遗物”，真不知是处于一种什么心理？

　　6月份，我又从网上看到，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董治宝等，请专家在为干尸复原。我在想：这复原究竟要复成什么模样呢？复原成彭加木吗？那会有多少人相信？复原成找矿的吗？复原成少数民族吗……这岂不又违背复原者的初衷？就说曾经轰动一时的楼兰美女复原，究竟有多少可信度，鬼才知道！

　　干尸复原有何意义？我真要划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2006年4月13日，“发现疑似彭加木干尸”新闻铺天盖地后，直到有人偷运干尸、最终存放敦煌博物馆、专家亲临鉴定、疑似彭加木可能性极大、动员亲属做DNA鉴定，以至到后来的大漠寻找彭加木遗物、为干尸复原等等。可以说，干尸事件搅乱了2006年一个宁静温馨的春天；干尸事件让人们如坠五里烟雾；干尸事件给全国读者、观众带来了乱七八糟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和叹息。

　　冷静地思考一下，罪魁祸首就是两个字：浮躁！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此事件上新闻界的浮躁和科学界的浮躁。

　　我也是新闻记者，但这件事上新闻界显露出来的种种浮躁，不容回避，不容掩饰。扑风捉影、胡编乱造、人为炒作、追踪好奇、不择手段、抢发快发、追求轰动、不计后果等等。新闻界的浮躁决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随便举一例。前不久，知名艺人李亚鹏、王菲夫妇生下一唇颚裂女婴，一些记者闻讯后，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守候在医院，四处打听，软磨硬泡，死乞白赖，红着眼等待着“猎取”这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难得”的“珍贵”镜头。弄得初为人父的李亚鹏，想看望自己的亲生女儿，还得化妆成穿白大褂的医生。其实，这何止是新闻界的浮躁？简直是不道德！

　　结果怎么样？李亚鹏、王菲夫妇索性向媒体主动公开此事，并善心促善举，斥资100万人民币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会，又募捐到可观的善款，用于挽救全国唇颚裂患儿。这件事已经够新闻界反思一阵子了。

　　干尸件事上，科学界同样存在着浮躁，也同样不容回避，不容掩饰。科学本来就是十分严肃的，如同一加一必须等于二，对科学的回答，要么肯定，要么否定。最终结论未出，决不能说出模棱两可的话，或带有某种倾向性的主观臆断，以吊大家的胃口，让人们去胡乱猜想。如果再像极个别人把科学的严肃性与金钱、地位、名利、得失紧紧挂钩，那就更糟糕了。科学界的浮躁也决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然而，坏事终能变成好事。令我和所有人高兴的是，干尸事件以其独特的方式，终于让彭加木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终于让彭加木的高大形象在所有人们心头熠熠闪光了！有谁能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呢？

　　永远记住吧：2006年4月——一个浮躁加可笑的春天！

　　盗尸荒原星夜 敦煌围追堵截

　　这次要与我们探险队共同去见证干尸的，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夏老，就是至今也未曾见面的董治宝先生了。

　　第一次打上深深烙印的是，他作为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第一个”千辛万苦在库姆塔格沙漠里发现了“疑似彭加木”的干尸。经过媒体报道后，全国上下都知道他是干尸“第一发现人”。然而，“董治宝”三个字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未扎牢，就迅速而无情地被彻底推翻、坚决否定，干尸第一发现人根本不是他，而是敦煌市七里镇的干部和农民！让人奇怪和不可理解的是，他明明知道是人家先发现的，还要将“功劳”揽在自己头上。我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二次打上深深烙印的是，经夏老斡旋同意，先在敦煌看董治宝拍摄的干尸DV（后了解到，干尸DV是2005年10月他雇用的敦煌林业局司机徐国强现场拍摄的），然后一同去看干尸第一、第二现场。可到头来，连他的老师夏老都卷入了迷魂阵，不但干尸DV没看到，他一手组织的科考队自己也彻底撒手不管，成了神秘人物。我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三次打上深深烙印的是，他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偷偷地做好木箱，偷偷地雇司机、租车辆，偷偷地深更半夜前往沙漠，要巧妙地越过敦煌，把干尸火速运往兰州！我在问：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还是那句话：那具干尸是彭加木又怎么样，不是彭加木又怎么样？犯得上接二连三这样做吗？

　　为了弄清此事的前后经过，2006年5月6日，我特地从乌鲁木齐飞抵敦煌七里镇，专程采访了了解此事的刘国汉和孙学虎同志。11月16日至25日，我又再次因到大漠探险来敦煌，顺便采访了当事人段海林、李向军、徐国强、干尸第一发现人之一刘强以及原敦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现沙洲镇党委书记李向忠和福来德航空俱乐部的何彦生老总。

　　听了这些朋友的讲述，我真觉得董治宝先生到大漠偷运干尸的整个过程可谓用心良苦，且滑稽可笑。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董治宝先生本来已经说好，这次他与夏老等到沙漠考察，同时约干尸第一发现人刘强、刘国汉等一起去干尸第二现场的，时间初步定在4月12日，敦煌市和七里镇政府也知道此事。

　　可这一天，他却突然销声匿迹，谁也联系不上他了。殊不知，这一天董治宝先生正忙得不可开交，为大漠偷运干尸争分夺秒地在做准备。一方面，他让2005年10月11日与他一起去过干尸第二现场的南湖乡司机段海林，赶紧在敦煌找一个快手木匠打个大木箱子；一方面，他又联系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福来德航空俱乐部的何彦生老总，打算租用他们的北京2023“战旗”吉普车进沙漠拉干尸。

　　何总诙谐地对我说：“清楚记得，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把“有月亮”三个字，故意拖着长腔说得格外重），有人打电话对我讲，要租我的‘战旗’ 吉普车，我说，这是刚接回来的新车，正在磨合，不能跑那么难走的路。对方在电话里着急了，说：‘帮帮忙，人家要和我们抢那个干尸，今晚必须走，走晚了就落在人家后头啦！’可还是被我一口回绝了。”

　　无奈之下，董治宝只好决定用段海林破旧的带半截车厢的“丰田”，草草准备点儿食物，就连夜进沙漠了。

　　魔鬼城雅丹公园服务站的李向军告诉我：“董治宝乘坐段海林的车半夜进的沙漠，可能觉得单车不安全，加之段的车越野性能差，所以进沙漠没走多远就又返回我这里。当时天还没亮，我正在被窝里睡觉，就被进来的老董叫醒了：‘快，快起来！有急事，开车跟我进沙漠，晚了就来不及了。’我说吃点儿饭再走，老董都不同意。没办法，只好开上我的北京2020越野吉普车，跟他和段海林走了。

　　“到了第二现场，好半天才找到那具干尸，我们按当地习俗洒酒、烧香后，把干尸缠上红布，小心地放在木箱里。这时，我发现掉在沙子上一颗牙齿，马上捡起来放在干尸嘴里。干尸是用我的车拉出沙漠的，给了我600元劳务费。

　　“4月13日晚上6点左右走出沙漠，到了我的服务站，然后把干尸放在段海林的车上运往敦煌

　　……。”

　　2006年11月25日早晨，诚实直爽、快人快语的年轻司机段海林在与我交谈中说：“董老师是想把干尸直接运往兰州，拉到敦煌后，他知道我的车没有牌照不能去兰州，曾经想把装干尸的木箱暂时放在我家里，他再另想办法。我说，这可不行，哪有家里放尸体的？最后决定，放在党河水库北面西戈壁一个隐蔽的地方埋起来。后来，董老师租到一台‘长城皮卡’，准备拉走，可是已经晚了，敦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正在到处堵截我们！”

　　据时任敦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现任沙洲镇党委书记李向忠说：“4月13日，第一个打电话向市政府举报董治宝可能进大漠偷运干尸的，是七里镇干尸第一发现人刘国汉同志。我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七里镇镇长、同样是干尸第一发现人的李春林同志，他说已知道此事。实际上，这两天所以不见董治宝人影，手机也不开，敦煌人已经断定他偷偷去沙漠运干尸了。”

　　我对李书记说：“有人告诉我，此事不但惊动了敦煌市政府，连公安局刑警、交警都出动了，在各路口进行围追堵截。董治宝去兰州必定经过敦煌，可以说是‘华山只此一条路’，大家四处找不到董治宝，就找小段，听说连市长、市政法委书记、七里镇镇长都找了段海林，还严厉批评他说，偷运干尸是犯罪行为，不交出来就判刑进监狱。还说，你是敦煌人，本来就是敦煌人发现的干尸，你为什么帮助往兰州偷运？为什么还隐瞒不报？最后，段海林只得说出了干尸藏匿的西戈壁具体地点，董治宝也被迫同意交出干尸。是这么回事吗？”

　　李书记听了笑笑说：“4月14日，我和刘强、刘国汉、文化局张鸿泰局长，还有敦煌博物馆傅立诚馆长，与董治宝、段海林等来到西戈壁，挖出埋藏的干尸后，经过一番交涉达成协议，董治宝同意把干尸交敦煌方面保存。放在哪里呢？最后我提出，放在敦煌博物馆比较妥当，并准备共同起草一份备忘录。这时，董治宝又提出一个让我们无法接受的要求，要在干尸第一发现人名单里写上他的大名，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我们的拒绝！”

　　干尸第一发现人刘强、刘国汉当场怒斥董治宝：“老董啊老董，干尸明明是我们发现的，你为什么向媒体说你是第一发现人？这还不算，你还私自雇人雇车想把干尸偷运到兰州，你也真不够意思啊！”

　　“我错啦！我错啦！”董治宝连连道歉承认错误。

　　在有人愤怒、有人尴尬的极不和谐气氛中，傅立诚代表敦煌博物馆，董治宝代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共同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全文如下：

　　2005年4月11日，由敦煌市七里镇组织的穿越沙漠考察队在库姆塔格沙漠西北部发现一具干尸（发现人：刘学仁、刘国汉、刘强、李春林、孙学虎、达甫、王吉辉等）并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2005年10月11日，由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组织的库姆塔格沙漠科学考察队董治宝研究员（队员有王训明、张克存等）对该干尸进行了鉴定，疑是1980年在该沙漠周围科学考察中失踪的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由于该发现可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与敦煌市博物馆就此事达成下列共识。

　　1、 干尸的身份需要进一步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来

　　确认，在此之前，双方不得作不真实的报道。

　　2、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负责

　　身份鉴定工作。

　　3、 敦煌市博物馆妥善保存干尸，并积极配合中

　　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取样与分析工作。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董治宝（签字）

　　敦煌市博物馆： 傅立诚（签字）

　　2006年4月14日

　　据说，敦煌方面考虑，董治宝先生起早贪黑打木箱、雇车辆，把干尸运到敦煌也真不容易，还付给他500元辛苦费。那么，董治宝先生为什么遭敦煌人怒斥并围追堵截？原因有二：一是新华社4月13日发布的消息里，说“疑似彭加木”干尸第一发现人是董治宝，这让敦煌人很恼火并开始密切注意他的行踪；二是他偷运干尸惹出了麻烦。

　　董治宝先生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分析认为，他已经知道我们探险队专门为寻找彭加木来到敦煌，住在阳关大酒店，探险服上又写着十个大字“寻找彭加木，环保罗布泊”，而且他也知道夏老已把发现干尸一事告诉了我们。他可能担心我们探险队把发现之功“抢”了去，甚至把干尸也“抢”了去。

　　另外，他也知道探险队里还有彭加木生前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无形中多了一些想法：这发现之功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新疆分院就这么轻易地白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把干尸轻易地运到新疆去！

　　也有人说，中科院新疆分院和兰州方面这些年因为争沙漠考察项目和资金，关系一直不融洽，甚至有点紧张，这也是干尸偷运兰州的原因……

　　上面这些说法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究竟为什么？只有董治宝先生心里最清楚！

　　那么，董治宝先生有没有难言之隐呢？有的！司机段海林曾向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董老师决定进沙漠运干尸其实很为难。去，还是不去？我亲眼见他在屋里足足犹豫了两三个小时。他对我说，人家探险队是专门来寻找彭加木的，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干尸现场；再说，我这样做也对不起我的老师（指夏训诚）。可领导有指示，干尸不能让新疆分院拉走。最后他说，我再给领导致个电，如果有松动，我就与夏老和探险队一起进沙漠。可董老师电话一问，领导还是坚持把干尸运到兰州。这样，董老师就没办法了！”

　　听完段海林的话，我倒动了恻隐之心。段海林帮助运干尸，是奉人民币之命；可董治宝夜进大漠，则是奉上司之命。他那么辛苦，又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容易吗？尽管他有些地方做得实在不妥，令人生气，但现在我要说：“从未谋面的董治宝先生，我还是深深地理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