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挣钱法子都与地产有关？

　　香港：挣钱法子都与地产有关？

　　——梁文道的香港回归十年冷思考

　　■特派记者／杨一

　　光是“马照跑、舞照跳”够不够？ 大多数人崇拜的都是富商李嘉诚，这样的社会心理是否健康？ 老社区在逐渐被商业楼宇和超市所瓦解，是不是很可惜？ 一个日趋贫富悬殊的社会，是不是应该反省其发展的路径？ 2007年6月22日,香港牛棚书院,香江著名的“知道分子”梁文道畅话香港的历史、香港的市民、香港的希望。

　　底层疾苦应受关注

　　杨一：香港回归十年了，我们想探索些人们甚少关注与提及的议题。在没有开放“自由行”之前，多数大陆民众没有去过香港，想象中的香港，是高楼大厦、衣香鬓影、灯红酒绿、一片繁华。然而，来到香港自由观光后，在各处街头巷尾细细探访，会发现在流光溢彩的香港背后，其实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底层社会，民众生活的艰辛与紧张程度，甚至并不低于内地。你认为，为什么大量媒介中，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呢？

　　梁文道：香港的底层社会，最近十几年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扭曲和掩盖。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那种最极端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多国际机构每年自由经济体排名中，都排第一。诸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激赏香港。为什么这样？就是香港向来奉行这样一种原则，号称“小政府大市场”。就是说政府不管那么多事，大部分事由市场决定。这样管治下就出现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处境、生活轨迹，都是个人责任。这种想法有一个假设，就是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原子化个体。过去那么多年，香港都相信这一套，这套大白话就是过去我们常常听说的：“香港遍地都是黄金，”只要努力就能发财。香港当年最流行的就是捧一些白手起家的神话人物，比如李嘉诚。香港人为什么崇拜李嘉诚呢？是因为香港人觉得李嘉诚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只不过是他有运气抓到了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努力、有眼光。然而，正是在这种富商崇拜的意识形态底下，香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现象，即贫富差距加大。

　　杨一：香港现在有种说法，即“边缘劳工”。他们应当是贫富悬殊社会的产物吧，现在他们的生存景况有什么特点？

　　梁文道：边缘劳工在香港指的是这样的一群人：有工作，但薪水非常低，仅比香港的综合援助金高一些，甚至差不多。那么综合援助金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社会保险金，一个月大概是三千多块，以内地角度来讲，实在就好得不得了，但在香港来讲就是吃饭都不够的。那么像这种劳工为什么会领到那么低的薪水呢？其实就是在全球化竞争下，这批工人被认为是负担，公司拼命压价，竟相裁撤员工。而且全球化另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公司比如麦当劳聘请弹性劳工，雇主对这些劳工没有相应责任，保险金、退休金、离职费等等都没有,等于是兼职打零工，薪水也是很低的。边缘劳工还包括香港的菲佣、泰佣、印佣，也包括性工作者，还有清洁工。香港在回归以前，就有十几二十万这样的劳工。

　　在香港搭公交时，你会发现不少人宁可多等20分钟，也要坐没有冷气的巴士，只为省下五毛钱。仅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穷人也不少。

　　杨一：今天香港的基尼指数，也就是衡量贫富差距的系数，已经超过美国和新加坡。你认为，这一趋势有可能刹住吗？

　　梁文道：这个趋势我觉得还会更严重。因为，第一，现在香港的教育改革也有歧视穷人的倾向，为什么？因为过去填鸭式的教育大家都说不好，可起码是公平。现在，光成绩好没用，还要看特长、修养、口头表达啊，这都不是穷苦家庭的孩子拥有的能力，这批人升学出现了问题。结果贫穷变得像遗传一样，跨代传下去。

　　第二，香港现在一直想往金融中心方向发展，一个城市如果金融业特别旺盛，一定是贫富差距很大。因为金融业挣钱特别多，比如说做投行的，一年可以拿一千多万港币。由于高收入人群的增加，会使得整个城市生活成本也增加。他们抢高了地价，抢高了所有东西的价格，边缘劳工的生存空间就会恶化。

　　中产阶级出现下降危机

　　杨一：有一个普遍观点，就是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也就是说，巨富和极端贫困家庭，都是社会中的极少数，多少人生活较为富足、稳定，对未来有良好预期。在你看来，香港社会的中产阶级能否发挥稳定社会的功能呢？ 应该看到，香港中产阶级现在面临着一种下降的危机，就是日本所说的“下流社会”。过去的社会走向是大家相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可是现在是反过来，向下流动的机会多了。举个最具体的例子，你原来在菜市场卖鱼卖菜，当然称不上是中产阶级了，但是起码有个小生意。可是最近香港的大型超市不断扩大，里边也卖鱼卖肉，市场都给超市垄断了。从政府或发展商的角度上来看，变成超市后，管理就方便了，可这同时意味着很多小贩的生意没了。他们靠什么为生呢？那么就只能为超市打工，一下子从小老板变成打工阶层了。因为垄断的力量越来越大，所以香港人往下移动，中产阶级也有危机感了。

　　杨一：据说香港民间社会的最大变化是，从前民间普遍推崇、敬仰李嘉诚这样的大富翁；现在，李嘉诚民望跌落了，甚至民众评价有些负面。这是垄断的结果吗？是否可以说，因为整个社会过度重商，使民间出现仇富心理？

　　仇富心理是有其基础的，就是大家开始发现贫穷不一定是某个人不努力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是机会被掠夺的问题。那么，大家就不免开始反省与思考。虽然现在反省还不是很“主流”，但是起码开始了。从前我有些朋友搞NGO（非政府组织），搞扶贫组织，常常被人骂，被人说，“你这混蛋，怎么帮着懒人”。但现在，很多人开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我觉得变化正在发生。

　　城市的发展不应只靠地产

　　杨一：香港的民间社会活动一向公认是较为活跃的，而近年，比较显眼的事件则有天星钟楼事件、红湾半岛事件、保卫海港运动、湾仔利东街居民的抗议、保护中区古建筑行动等，大多数与抗议城市化改造有关。您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件？

　　梁文道：香港民间社会近年很关心的一个课题，就是城市空间规划的问题。 香港最大的产业就是地产业，也就是说，我们的楼房是最大的工业产品，而整个香港过去的城市发展的逻辑，挣钱的方法都与地产有关。

　　为什么香港的金融业很发达？因为不断地存款增加、投资增加，这些钱从哪里来呢？是从炒楼里赚来的。当地产成为龙头产业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首先让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第二，市区面积那么小，怎样搭建更多楼房呢？前提必然是拆掉老城区，所以香港的旧房子是不断地被拆的。香港就像这样一只蛇，不断要蜕皮以获新生，它不断地盖新楼、不断地填海、不断地拆旧的东西，而每次盖的楼宇价格都会上升，但原住民怎么办呢？比如原来住在湾仔老城区几十年的居民，赔偿方法就是在同区找个面积差不多的房子，让你搬到那里去住。但是这样的待遇，只有业主才是这样，如果你是租户的话，政府就把你安排在边远地区的廉租房。于是，原有的社区网络就解体了，大量人口被赶到边远地区，而且因为打工、孩子上学都还在原来的地方，许多人往返要一两个小时，很多家庭问题都出来了。

　　在那些边远新市镇，孩子放学后，整天在街上乱逛，父母很晚才回来。这些劳作者甚至发明一种独特的睡眠方法，提早两小时起床，然后上车再睡，所以你早上常看见巴士上的人都在睡。

　　杨一：这种现象在大陆不少城市也正在出现。普通的市民，对城市改造的干预力度近于零，话语权都在地方政府和发展商那里。这种重商主义的发展路径，即使给城市的改造添加了表面的光彩，但是，却损伤了诸多市民的具体利益。

　　梁文道：香港市民要思考，到底是不是还是要靠老方法来挣钱来繁荣呢？还有没有别的工业、产业来带动经济？不能再光靠地产了！可是这种话说出来呢，一般人还是不大懂，也觉得很难适应。所以你看见，有一些公民团体在倡导老街保存和古迹保存，用的名义叫做“集体回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与生存相关的现实问题。

　　我认为，正是这些基于社区民生问题的抗议活动，使得这个城市不至于那样苍白。现在很多的民间团体都是最近发展起来的，正因为有一批年轻人很自觉地为城市的健康发展努力，才是这个城市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