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别无所求，别无它求，就是希望香港繁荣稳定” 本刊记者/刘婉媛 秦轩
作为当年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佐洱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经过。回忆起当年中英谈判的往事，这位曾被英方评价为“强硬但讲道理”“最难对付又达成最多协议”的中方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在谈判过程中时刻抱定一个信念，那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回归前后，什么事情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佐洱 ：1997年6月30日子夜，香港风雨大作。
这时我已经在香港工作了好几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狂风骤雨。我想，这是天人合一，冼涤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国耻。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中国政府提出香港回归的历史性议题的时候，就制定了在“一国两制”下保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个基本战略。“繁荣稳定”这四个字，也是中央政府在中英谈判中的出发点。我有幸参加了其中一部分工作。1990年的时候，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被提了出来，英方表示，香港回归时，他们留给香港的财政储备只有50亿港元。大家应该都记得，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向英方提出义正辞严的交涉，大声呐喊“50亿，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在经过一系列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艰苦谈判之后，当1991年6月30日我把整理起草的中英谅解备忘录文本摆在英方代表面前时，英方终于在“留给香港特区政府使用的财政储备不少于＿＿亿港元为坚定目标”中，填下了“250亿”这个数字。当时我们考虑，中方管理的土地基金可以有约700亿到800亿，如果再加上250亿，那么起码就有1000亿以上的家底，勉强够特区成立时开张。
临近1997年，英方大幅度提高福利。当时香港GDP年增长率约5%，可是英方悄悄地以每年27%以上的速度提高香港的福利。1995年末，一位港英负责官员终于说，我们已经用了5年时间提高香港的福利，我们还要用5年时间以这种速度发展福利，这样，到2000年香港就会成为世界上福利好的地区。我们中方肯定就不干了，这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另外，福利增长幅度太高，前几年它可以“做好人”，后来接手的特区政府就难当这个家，因为底数越来越大，更何况如果香港经济放缓，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香港特区还没有成立，只有中央政府能够代表香港未来的利益与英方谈判。因此，我当时很着急，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跨九七财政预算案专家小组中方组长，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我们要为香港多争一些财政储备，留个好一点的家底。用香港同胞的话来说，“我们要看住这个数”。
由于祖国内地经济迅速、健康地发展，使得香港在过渡时期后半段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动力。所以在香港回归、特区政府成立的时候，中央政府从英方接管的财政储备是4575亿港币，当即一分不少地全部依法移交给了特区政府。正因为有了这个家底，在1998年抗击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特区政府才有力量重拳出击，击退国际金融大鳄对香港的冲击。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香港的未来有什么期许？
陈佐洱 ：对香港的未来我是非常乐观的，甚至可以说信心坚定。记得在香港回归前夕，江主席的题词是“香港明天更好”，我相信这个预言。再过十年，我可能早就离开国务院港澳办这个工作岗位，我还会坚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中央领导人时时刻刻都把香港放在心上。尽管日理万机，但只要香港有什么事情，中央领导就会非常关心并很快做出决策，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在国务院港澳办工作了20多年，在三任总理的领导下从事关于香港、澳门的具体工作，我觉得中央领导人、国家领导人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地操心着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央政府别无所求，别无它求，就是希望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本身是一个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基础设施很发达，国际联系很广泛，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法制也比较健全。所以，香港有很好的营商环境。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经济的发展，并给予全力的支持，特别是前几年在香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CEPA、自由行、开放香港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等等。香港人说这些措施是“送大礼”。
实际上，在两地的互利合作当中，对内地的发展也获益匪浅。香港除了给予内地的改革开放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借鉴和支援以外，在帮助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独特的作用，这个作用随着国家快速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经常说，俄罗斯很羡慕中国，因为俄罗斯的发展其实很需要一个像香港这样自由开放程度高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而新加坡很羡慕香港，因为香港有祖国广阔的腹地，给香港带来巨大的机遇和取之不尽的发展动力。这就是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关系，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正因为如此，香港必然在旧的优势发扬光大的同时，还有了新的发展优势。
(责任编辑：梅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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