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港督卫奕信：想过续租新界但遭北京拒绝(图)

卫奕信

卫奕信和本报记者合影。

　　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园里居住着一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重要人物，他就是第27任港督卫奕信。在整个香港回归谈判的过程中，卫奕信都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见证者。在他的任期内，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香港的政治改革和新机场建设也摆上了议事日程。

　　在采访中，卫奕信提议记者用普通话提问，他用英文回答。就这样，我们同卫奕信展开了一场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有趣对话。

　　我是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他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浑身焕发出权威感，很有感染力。

　　当时的场景确实非常让我激动，看着我自己曾经服过兵役的军团在场上游行，给英国在香港的统治画上句号，非常激动人心。

　　“你要是见到他，你可以跟他说普通话。”熟悉卫奕信的人通常都会这样向人介绍这位有着传奇色彩并对中国文化异常着迷的港督。

　　谈首次见邓小平：

　　“邓小平说‘请香港人民放心’”

　　记者： 许多人说正是因为您是一个中国通，所以您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非常有技巧，不像彭定康那样，因为他不太了解中国。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

　　卫奕信：好。让我回答您的问题的第一部分。简而言之，我对中国确实抱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生中也有很多时光要么是在香港和北京工作生活，要么就是在处理与香港或中国内地相关的事务，甚至有时身在他处时也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事情。

　　我希望这些经历，对我在有效处理香港政府与大陆关系的问题方面都起到帮助作用。我希望这些经历是有益于我的工作的。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为香港人民和香港居民谋福利。

　　记者：1979年的时候，麦理浩成为第一个以官方身份访问北京的港督，当时您也陪同去了，而且也见到了邓小平先生，您对邓小平的印象怎样？他当时对您谈了什么？

　　卫奕信：我是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他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浑身焕发出权威感，很有感染力。

　　记者：有没有邓小平说的一句话给你印象特别深的？

　　卫奕信：有的。那句话后来在我回香港后得到多次引用，那就是，“请香港人民放心”。

　　谈中英谈判：

　　“如果北京同意，我们就在1997年后继续租用新界。”

　　记者：也就是在那次之后，英国方面知道了中国人想收回香港的决心是很强的。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把香港谈判的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卫奕信：对我们这方来说，那次访问是第一次在高层提出那个问题，使得1997年的问题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必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找到解决方案。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香港的投资将会流失殆尽，这将会对香港经济以及香港市民造成严重的影响。

　　我们在谁也不清楚中国政府态度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想处理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就是新界的土地租用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我们提议，如果北京同意，我们就在1997年后继续租用新界。这样的话，中国何时收回香港的问题就会得到延迟处理。

　　让我再解释一遍。你也许记得，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香港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在适当的时机予以解决。我们每次提出香港前途问题时，中国的立场都是这样。邓小平当时说的是，虽然1997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他还说，香港会继续成为自由港口，请香港人民放心。

　　谈“一国两制”：

　　“那就是历史现实。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确保它切实可行。”

　　记者：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撒切尔夫人，当时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不知道撒切尔夫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协议的？

　　卫奕信：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她当时对那个协议不满意。她觉得一块在英国治理下的土地、并且其中一部分已在19世纪签署的条约中割让给英国，要回归中国，基本上她对此是不高兴的。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人，所以她不喜欢这个协议。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承认，达成协议对香港有益，当然她后来也接受了联合声明的细节。

　　记者：香港回归中国对于中英两国来说是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不管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

　　卫奕信：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吗？！（停顿了一会）那就是历史现实。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确保它切实可行。

　　记者：其实在这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实际上双方展开了很多的谈判，“一国两制”，这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可以这么理解吗？

　　卫奕信：这样说吧。当时关于1997年后的安排必须要达成一个协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原因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不签协议的话，香港的经济可能会崩溃，继而给香港市民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所以协议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签协议，完全不作为。我个人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选择。

　　麦理浩爵士于1979年访问北京时，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很有远见，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概念，这也是非常幸运的。在现在看来，我们都可以接受，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当时这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提议。

　　谈“港督”生涯：

　　“我的职业顶峰非港督莫属”

　　记者：1992年7月，您任满离港。您在香港工作了5年，您是否享受当港督的日子？当港督是否是您一生中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

　　卫奕信：毫无疑问，我的职业顶峰非港督一职莫属。对于像我这样在香港生活过很长时间并参与其中诸多事务的人来说，能够被委任为香港总督、对当时的500多万香港人负责，是件意义相当重大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做得好还是坏，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荣幸。

　　当然，在此之前我也做过许多事情，而且我也乐在其中。但不用质疑，担任香港总督是我一生中以及我的职业生涯的顶点。

　　记者：作为曾经的在香港的最高统治者，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怎样？

　　卫奕信：能担任香港总督，我觉得非常自豪。我对香港的英国管理机构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差不多所有的成果都是香港人民取得的，而并非在香港的英籍官员。所以在观看仪式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情景。

　　第一个是，参加仪式时，我坐在那里，发现湾仔与我印象中学生时代的湾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环绕我四周的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成群的银行、成堆的办公楼，环绕我的是一个繁荣的1997年的香港，一个比我在20世纪60年代读书时繁荣得多的香港。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

　　第二个印象，可能听上去也有点奇怪。那就是英国驻香港的最后一支军队。那支军队在仪式的第一部分时上场列队行进，叫作黑卫士兵团，是一支苏格兰高地兵团，我曾在这个兵团服过两年兵役。当时的场景确实非常让我激动，看着我自己曾经服过兵役的军团在场上游行，给英国在香港的统治画上句号，非常激动人心。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就是倾盆大雨。当时每个人都淋得湿透了。下雨可以被看作是繁荣的象征，因为下雨和下鱼差不多，汉字写法有点不一样而已。我希望那场大雨意味着香港会越来越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