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回归十年开新局

　　《瞭望》文章：回归十年开新局

　　香港主流意见于乐观中不乏清醒，期待香港更上层楼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 刘延棠

　　正当七一，内地与香港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活动达到高潮。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赴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

　　仅29日这一天，胡锦涛先后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看望香港精英运动员训练基地的运动员，出席“京港同心庆回归迎奥运”青少年交流会，看望香港市民，还会见了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

　　抚今追昔，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提笔赋诗一首，《香港回归十周年与旧时诸战友重聚》：“南海珠还恰十年，神州豪气更无前。当时共预补天事，此日长歌老骥篇。”

　　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教授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作为中国宪法学界的一代名家，因赶上香港回归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参与了基本法起草及筹备、回归的全过程。

　　在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框架下，背靠崛起的祖国腹地，香港光彩尽显，赢得寰球尊敬。面对今日胜景，香港主流意见于乐观中不乏清醒，在回顾与展望中期待再上层楼。

　　10年成功赢得世界尊敬

　　“‘一国两制’有两个目标，一是确保香港回归，主权完整；一是确保香港繁荣稳定。后来的政策都是按这两个目标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他是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以下简称委员）王铁崖教授的弟子、前委员萧蔚云教授的副手，内地最早研究基本法的学者之一。

　　九七回归让第一目标一锤定音地实现，确保香港繁荣稳定这第二目标则以10年时间经受住考验。当前各项数据都显示，香港经济是20年来最好的。

　　“回归10年，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港人的价值观，港人喜欢的自由，港人重视的法治、公平的社会，流通的货币 香港的每一个价值不但没有削弱，而且更有增强。”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曾荫权称，“现在看来不管是‘一国’，还是‘两制’，在香港已很明显地取得成功，得到了落实。总的来讲，这10年，是香港成功的10年。”

　　首届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也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得到成功落实。香港这十年取得的成绩，绝对值得我们骄傲。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孙恪勤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10年前，内地与香港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加上资本主义的小尾巴（特区），“两制并存”能不能成功，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没有先例。双方从法律渊源、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都存在差异，使得各个环节的衔接上存在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

　　而10年后，国际社会已普遍认同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孙恪勤注意到，英、美、法等国官员均公开表示香港回归十年取得很大成功。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2007年5月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香港回归中国十年来取得了成功，并将继续保持繁荣和活力。并称，现在香港已成为连接中英两国的桥梁，充满了希望。法国驻港总领事戴博也称，香港回归十年历程，展示了“一国两制”原则对香港的成效，而香港也尽得“两制”的好处，继续成功发展；并表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对香港回归后取得的成功深为感动，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结果。

　　再上一层楼有所期待

　　而香港主流意见在庆祝回归之余，更留心于香港未来的前景。不少香港学者、研究机构和媒体认为，香港经济欲再上一层楼，还要克服困难，以加快经济转型，缩小贫富差距。

　　香港经济保持繁荣的标志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但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前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认为，仅凭金融服务业不足以养活香港700万人口，香港必须发展科技。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鉴林则指出，香港在新一轮经济转型中没有实现由服务经济向知识经济延伸发展，而是延续了房地产、金融、商业、旅游等传统结构行业，忽视了对研发和创新的投资。

　　一些香港学者分析认为，经济转型受阻，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复苏后转型意愿不高、人才匮乏、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劳工市场结构失衡等。

　　香港特区政协委员刘乃强日前撰写系列文章《下一个十年》，在“经济篇”中指出，香港经济的问题只有一点：空心化。现有产业提升是“正兵”，不能不投入大量资源做好，而真要突围，为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火车头，则不得不搞产业转型这一“奇兵”。这与叶刘淑仪再举科技大旗的建议不谋而合。

　　此前一段时期，香港曾掀起过有关政府“积极不干预”方针的讨论，取得的共识是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不干预。但具体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刘乃强认为，应该进一步深化，走出“模糊状态”。

　　根据香港近期民调结果，大部分港人对现在生活感到满意，对未来表示乐观，但仍有相当部分的中低收入人士的信心需要提振。

　　《信报》日前一篇社评称，香港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少工人无法投入劳工市场，或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无法改善生活。特区政府要解决这个难题，最终应在就业、培训及协助工人转型上着手。还有学者指出，加强低下层家庭的教育是让其摆脱贫穷、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措施。

　　持续繁荣不虞政制基础

　　本刊记者采访的有关专家指出，对于香港回归十年所取得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国内外都是肯定的，西方对香港有异议的是所谓香港的民主问题。但实际上，未来香港的持续繁荣按照基本法有足够的政制基础，多数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专家对此也表示认同。

　　中央党校教授刘建飞对本刊记者说，在他和一些美国学者的交流过程中，也有人批评香港的民主程度不够，认为香港还没有达到西方所标榜的那种民主政治。其实，回归之前在港督统治下的香港有多少民主可言？刘建飞认为，这些人仍然是用带有冷战思维的偏见来看香港，他们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模式，比如普选、“三权分立”等看成是最好的、甚至惟一的，要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推广这种模式。同时，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刁难中国政府。

　　刘建飞举例说，美国传统基金会有一个中文名叫谭慎格的学者，看台湾什么都好，大陆做什么都不对，认为香港的繁荣是假象、不可持续，因为相关的制度问题没有解决，偏见固执到已经无法交流的地步。

　　分析西方某些势力对香港回归的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心理，孙恪勤把它归纳为九个字：不甘心、不放手、要引导。他说，西方在香港的利益非常明确，一是经济利益。无论美资、英资还是日资，在香港都有很大的投资和贸易。二是安全利益，香港是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最大的情报搜集地，也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个休整港口。三是政治和战略利益。在西方眼中，香港决非仅仅是中国管辖下的一个特区这么简单。他们认为一国两制是可以做文章的，要引导香港建立英美政治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某些势力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按照他们画定的路线图来推进香港的所谓民主改革。英美的民主模式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香港是中国这个单一制国家的一个地方政权，并非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三权分立”在香港回归前就被否定了。基本法确立香港政治体制实行“行政主导”，明确高度自治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及香港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到了香港的长治久安。

　　刘建飞表示，他接触比较了解中国的专家，大都能表现出相对务实和客观的态度，承认香港在经济繁荣之外，自由民主也有进步。如哈佛大学很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付高义（中文名）就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包括香港，如果民主进程进行得太快了，容易出现不稳定，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民主不见得能真正扎扎实实发展起来。另外如斯坦福大学胡弗研究所的马若梦（中文名），他在上世纪90年代曾写过一本书赞美台湾的民主制度；但2004年，他对台湾的民主已经不看好，认为走偏了，反而认为中国大陆的做法是比较对的。

　　记住为回归作出贡献的人

　　不管是因成就而自豪还是因问题而清楚，舆论普通认为，今日局面来之不易，相较十年前，香港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新起点上。那些年事已高乃至逝去的当事人可告欣慰。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原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日前在北京大学一场演讲中指出：“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年，我们将永远牢记着‘一国两制’的工程师邓小平先生、基本法起草的委员、咨询委员们，以及无数为‘一国两制’出谋献策、默默耕耘的人士的汗马功劳。”

　　临近回归十周年之际，两地关于邓小平的回忆文章、广电节目陡然增多。由那些当年谈判、起草、筹备的亲历者带头，亿万人民共同缅怀这位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国两制”的工程师、香港回归的掌舵人。鲁平、周南等回归亲历者在接受采访或撰写文章时，都津津乐道地谈起邓公当年在谈判、起草时的坚定与灵活、智慧与勇气。

　　据董建华回忆，由于九七回归时，邓公已经去世，未能亲见那伟大的历史时刻，于是在回归庆典上，特意郑重介绍邓公夫人卓琳女士，“当时我话音刚落，卓琳站起身来时，整个大厅掌声雷动，实在难忘。那不是事先预演的场景，是发自与会者由衷的敬意，他们用双手拍打出同一个讯息——邓公，香港终于回归，您老人家当可含笑九泉！”

　　许崇德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清楚地记得，1990年2月17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基本法草案并决定在4月初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会议临结束时，小平同志用洪亮的四川口音对委员们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小平同志的评语，使许崇德备受鼓舞，兴奋不已。他有诗为证：“五载辛劳起草完，回看白发照衣冠，邓公勉慰情真切，一夜心欢泪不干。”

　　“当时起草的困难是有的，但有小平同志的掌舵，中央定好了原则、政策、方针，我们只是将中央政策法律化。”许崇德谦虚地评价自己作为委员的工作。

　　基本法起草委成立时共有59位委员，内地36位，香港23位，许崇德表示，两地委员由于教育背景、工作生活环境，尤其是两地不同的法律体系等不同，起草过程并不一帆风顺。

　　“但我们不靠多数压倒少数，而是充分地协商，起草为什么要五年时间？就是因为要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协商过程。”100多条的基本法草案，是起草委员会采取三分之二多数逐条表决通过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

　　法制仍将是繁荣基石

　　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黄仁龙看来，以基本法为核心的法制，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根本原因，“我每天所做的工作都是落实基本法。”

　　黄仁龙用一个例子形象说明“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法制现状：“每年一月都有一个香港法律年度的开启典礼，我和终审法院大法官都会戴假发、穿黑色或红色的袍子，听国歌，出席作报告。这个典礼代表‘一国两制’下香港法制的延续和发展。”

　　许崇德回忆，基本法起草时，中央授予香港的自治权的程度，让内地一些地方都有些“眼红”。中央和特区关系小组是起草委五个小组之一，另外四个分别负责政制、权利和义务、经济、文化教育、综合方面的内容。

　　关于中央和特区关系、香港政制，基本法已有明确规定，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丰富，有些原则也不断被强调。如1999年居港权之争，香港终审法院认为有权审查全国人大立法，其实基本法明确规定解释权归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释法之前，许崇德便和肖蔚云、邵天任、吴建璠一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依据基本法申明法理，一时间，“四大护法”之名流传海内外。

　　饶戈平也记得，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继任特首任期前，他和清华大学的王振民教授当时还不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两人作为学者在香港就此发表见解，次日即成为各大港报头版头条。他称，加上2004年释香港政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共三次释法，针对不同问题，但共同点都是明确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更进一步，则是明确中央和特区关系。

　　黄仁龙表示，香港是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不同于内地，但香港立法里任何和基本法冲突的，就不能成立。“对于基本法最终的解释权在全国人大，这是不容置疑的，解释权适用于所有的条文。”

　　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弘毅日前撰文指出，从法治和宪政实践的角度看，十年来，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和基本法的基础上自治、法治、人权和自由都得到相当成功的实现。不单是港人本身，即使是国际上也普遍承认，中央政府十分尊重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没有干预特区政府的决策或施政。

　　在融合中分享未来

　　回归之初的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的SARS、随后的禽流感，在香港面对种种挑战和灾难时，中央政府始终是其坚强后盾。

　　“谁是朋友，谁是在困难时雪中送炭的，我们看到了。”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表示，“所以回归到现在，一路走来，一些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港人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上升，不信任的越来越少。”

　　两地不仅共担灾难，更在共造繁荣、共享繁荣。回归十周年前夕，《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补充协议四签署，国家开发银行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香港报章普通认为，这些是中央再送“大礼”，是对维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大力支持。

　　CEPA是2003年签署的，同年被称为的“大礼”还有“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香港加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

　　解放军驻港部队更是亲见了十年间的融合过程。驻港部队无偿为香港居民献血、捐资、植树，为了不扰民，甚至训练不喊口号，休息不吹军号，使港人对其态度，经历了从疑虑到观察到信任的转变。现在，每当驻港部队军营开放，都会吸引很多市民前往参观，军民亲密接触，相处得不亦乐乎。

　　人心的回归是真正的回归。香港民调显示，港人的国家认同度近年逐步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以中国人身份而自豪，且“爱国”与“爱港”存在高度相关性。香港舆论普遍认为，人心回归的趋势将继续。

　　“‘一国两制’好比一棵植物，已深深埋根于香港的土地。我相信时间长了，它会长成参天大树。”范徐丽泰表示。

　　在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日前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基于对过去十年的正面评价，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郭明瀚对香港未来十年也持乐观态度。“我们眼中的香港是一个繁荣、稳定和自信的中国的一部分；它继续高举自由经济、公民自由和尊重人权的明灯，对中国和世界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