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故事]球叔的五十所小学(上)

球叔的儿子：黄永光

黄佩球夫妇

香港老人捐养老金为贵州建小学

　　黄佩球幼年随父母到香港谋生，一生勤俭创造了一份家业。虽然在香港他远不算有钱人，但他却从1997年至今用养老金捐资近900万元为贵州援建了49所希望小学。2005年2月27日，黄佩球老人在香港病逝，未能完成建50所小学的愿望，临终前老人立下遗嘱，把现金遗产的五分之二留给了希望工程，其余的分给五个儿女。而他的儿女们最终决定把父亲留给他们的遗产全部捐给希望工程。这些捐款预计还可以在贵州再建40至50所希望小学。

　　详细内容：

　　2005年8月，一群兴奋的香港游客来到贵州。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无论是窗外的飘雪，还是山区的风情，都让他们觉得不同寻常。

　　黄永光：贵州，我一心想去休息，找贵州的风景，去玩一下。

　　黄永光是香港的一位商人。这段时间他正在休假。车上坐的是他的大姐黄刻耐和他们的家人。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贵州南部高山上的一座苗寨。这里海拔1800米，是苗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的聚居区。四支唢呐一起响起是苗族村寨最高的礼仪．来自香港的客人，从没见过这样的欢迎场面。

　　这所小学是一位港人和民建贵州省委联合捐助兴建的，那位港人正是黄永光的父亲黄佩球，他已在这一年去世了，他生前曾多次来过这里，当地人都亲切地称黄佩球为叫球叔。黄永光今天受到的礼遇亦如父亲当年．

　　黄永光：小孩子们，不要搞那么多仪式，他们很冷。

　　校方领导：学生感激，感激你的父亲，再冷他们也要来。

　　老师：叫奶奶。

　　小学生：奶奶好。

　　这个学校有200多学生，当地受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缓慢，三分之一的孩子都曾失学。球叔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在2004年兴办起这所学校，但他在生前没有机会来看看，孩子们都把黄永光当成他父亲来欢迎。

　　黄永光：很多人问，你家乡是贵州，不是，你亲戚在贵州，没有，在贵州有生意，没有，那你们，怎么跟贵州扯上了。

　　黄永光虽然知道父亲生前每年都要来贵州几次，但并不清楚父亲到底和这里有什么渊源，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从香港跑到这样遥远偏僻的山区来捐学，黄永光的心里满是迷雾．

　　黄永光的家在香港九龙繁华的旺角街区，父亲球叔去世后，留给他一间小百货商场。黄永光衣食无忧，但在香港，远算不上富人。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回归后，黄永光的父亲球叔就经常往内地跑。黄永光在父亲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球叔拍摄的，照片上的生活与香港有着太大的反差。黄永光曾经对照片中出现的人物和地方狐疑过很久，但他不敢问父亲，这些照片在哪拍的？照片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黄永光：爸爸的脾气是这样，你不要多问他，他愿意告诉你，他就告诉你，他不愿意告诉你的时候，就不要讲也不要问。

　　球叔为人严谨细心，他过手的东西全都井井有条．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黄永光几乎每天都能看见父亲不厌其烦地整理这一本本文件。当时，他既不明白这些文件里神秘的内容，也没兴趣知道其中的意味．

　　黄永光：这些字都是他写的，你看，这些都是他自己写的，什么协议书，奠基是什么时候，他都有记录，非常清楚。

　　在父亲留下的每一个文件夹里，都是一所贵州希望小学的详细资料，从投资帐目到合同到学校建筑设计图．直到父亲去世以后。黄永光才第一次认真地看了这些文件。日后，也正是这些文件，将他带到了父亲曾经去过的遥远而神秘的贵州。

　　黄永光到贵州后，找到了一位女士，她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球叔在贵州的陪同，她叫昌静，是民建贵州省委社会服务处的处长．黄永光想从她那里获得更多的父亲当年的信息．

　　昌静：我觉得好像，通过我的语言说不清，我们和球叔的情感，而且说不清，老人身上那种，很多让人感动的地方。

　　球叔每次来贵州，昌静都是陪同，她像球叔的女儿一样细心地照料他的生活。现在她又要接待球叔的儿子黄永光了。

　　黄永光：书上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念书是理性的，去到那里是感性的

　　李德馨：现在的气候，不算最冷的时候。

　　黄永光要去的苗寨位于1800多米的高山上，这里半年时间都在冰冷的雾气包围中，很多村寨汽车开不进去，进寨只能靠步行。

　　李德馨：十年过去了，还有一百多户，住在茅草屋

　　黄永光：还有一百多户。

　　里中村是黔南州平塘县15个极贫村之一；十年前，这里年人均收入甚至不到二百元。当地群众也曾经试图搬迁下山或者到城市打工。但是因为目不识丁，听不懂普通话，最终回到了山里。虽然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变当地的贫困面貌，但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当地经济发展仍然缓慢；

　　李德馨：当年党支部书记家，都是这样，你想一般群众，生活能怎么样。

　　黄永光有关节炎，最怕这种寒冷潮湿的气候。

　　黄永光在40年前，曾经在内地生活过，在广东的深山里兴修水利，尝试过艰苦的生活。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茅草棚，他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这寒冷的日子里，睡在潮湿的泥地上。昌静说，球叔1999年第一次来到这里，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黄永光：贵州确实很穷，看到孩子们念书，好可怕，教室破破烂烂，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黄刻耐：冷不冷，行了。

　　老师：谢谢奶奶。

　　黄永光：连手套都没戴。

　　老师：刚才有一个小女孩。

　　黄永光这次特意从香港为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御寒的衣物。但是孩子们穿上新衣服，他的心情好了很多。昌静告诉黄永光，球叔当年看到这样的景象非常想帮助这些孩子，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球叔幼时从内地到香港谋生，生活艰苦，1941年日本人占领香港，球叔曾无缘无故地挨过日本兵的打，这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曾捐飞机，支援抗美援朝。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变卖老伴的嫁妆，购买国债。内地每遇灾荒，球叔都会积极响应支援。1950年，球叔和一些香港企业家应邀一起去东北参观工业基地，甚至想过要把自己在香港的工厂搬到东北去。

　　黄永光：爸爸是其中一个，结果没搬 为什么，妈妈不同意，她说我们做生意，在那里人生地不熟，怎么做。

　　1950年，黄永光只有五岁，他最小的弟弟才出生，因为家里生活压力太大，球叔迁厂的计划只好作罢。

　　黄永光：我可以讲，爸爸妈妈都很爱国，爸爸当然很高兴回归，他也相信回归以后，一定办得，比英国统治好。

　　黄永光：他说回归了，我们为国家做点事，做什么呢，办个小学，办希望工程。

　　回归之初，已退休的球叔希望回内地看看，他并没有停留在大城市里，而是专去一些偏远的山区，希望自己有限的资金为当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还曾和儿子黄永光唠叨过自己的想法。

　　黄永光：那些工商业的，去西部开发的香港人，那些人去他也去，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又去了贵州。

　　黄永光青年时代曾被球叔送到内地求学，毕业后曾在广东从事水电工程，但文革期间他因有海外背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那以后，他对内地一直有些成见。因此他曾反对父亲在内地捐资办学。父亲对内地坚定的信念，曾让黄永光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父亲正是因为不了解内地，才如此热爱内地。

　　1997年，球叔经民建广东省委的一位老朋友介绍，来到了贵阳。当地希望他能出资推动贵州省的希望工程。在行程中，球叔认识了民建贵州省委社会服务处的昌静，他咨询昌静如何能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兴办希望小学。

　　昌静：因为我们第一次做，也没经验，后来我们就想，我们按照，三个一点原则来办，香港地区爱国同胞，帮助一点，当地政府拿出一点，老百姓投工投劳，自己解决一点，大家参与。

　　球叔做事严谨细心，因当时对昌静并不了解，便利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考验昌静。

　　昌静：他很有心,他也不跟我说,,我每天支出应该怎么样,我就清清楚楚给他记下,到了要走的时候,我就给他打一个单子,老人拿着一看,你很有心,清清楚楚,他说做人就要这样,我后来一想,他可能是试试我.

　　民建贵州省委为了配合球叔助学，还成立了办学小组。他们向球叔提供了当地的经济资料，危校的照片，以及新建学校的详细计划。

　　黄永光：爸爸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我不全部投资，他说为什么，把地方都拉进去，因为你的钱，通通放进去了，地方没那么痛苦，一定要你也放钱进去，他们的心里面痛苦，人家的钱丢了，可能没那么紧张，自己的钱丢了就紧张，所以他就抓这个心理。

　　为了让做事严谨的球叔放心，贵州地方政府和民建机关对每一所捐资兴建的学校都实施了担保。

　　黄永光：辛辛苦苦，爸爸赚钱回来，不希望辛苦钱，给人家白白吃掉，就是这样。

　　学校建成了，球叔说不出地高兴。民建贵州省委助学小组的办事作风也让老人颇为满意，1999年一年，他就在贵州投入了办学款230.6万港元。

　　昌静：当时道路条件很差，老人过来以后，我们就跟他说，能不能选一两个地点，去看看就行了，剩下的就不去了，但是老人坚持，他说他都要去看。

　　昌静告诉黄永光，他们今天走过每一条路都有他父亲球叔当年的足迹。

　　黄永光：有一天，走了三个小时，三点钟走到六点钟，才走到那个地方，八月份热得要命。

　　黄永光今天要去的学校都在非常偏远的山区。而且分散在贵州全省各地。每去一所学校，几乎要花上一整天时间，夜晚来临时，道路会结冰。行车异常危险。1999年，球叔来到贵州时，已经是86岁高龄，当时的路况还不如今天。

　　黄永光每到一处，当地人就像当年接待球叔那样，尽其所能款待疲惫的远方客人。但是当年，球叔个性很强，他不喜欢大家围着他转，菜上多了也要挨骂。

　　昌静：点了一大桌子吃不完，他一点都不含糊，很不客气，因为很不熟，他就说出来了。

　　球叔生活节俭，特别痛恨剩饭，每次饭后，总是把没吃完的馒头包起来，舍不得扔掉。

　　黄永光：他看不顺不好的东西，他真的讲话很绝。

　　小学生：黄爷爷的家人，以及各位来宾，你们好。

　　昌静说，每所学校奠基的时候，球叔都要求举行盛大仪式，为的是造影响，让社会各界都来监督学校的建设，然而，当学校落成的时候，球叔则希望仪式要简化。

　　这每一所学校都是用黄永光的父亲黄佩球的名字命名的。这些学校指引着黄永光的旅程，每多走一地，他就了解父亲多一点。1999年，球叔已经在贵州捐建了八所希望小学。每座新校建成，他尽可能到实地来考察，考察建筑情况。

　　黄永光：建成这样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工程现在还没有办好，再接着办。

　　建校时，球叔签署的合约要求建筑公司为学校承诺二十年的质量保证。考察时，他连黑板，墙缝都会认真地检查。

　　黄永光：这个房子有问题，建筑质量出问题，你这个建筑公司，保证二十年。

　　昌静：球叔跟我说，我办的学校，就像我自己，留在贵州的孩子一样，既然是孩子，我就要关心它，我就要知道，它长得是什么样子，有时候说的话，让你感觉，他像个小孩似的。

　　昌静告诉黄永光，球叔当年建校还有一个原则，他的每一个学校，都要建在汽车开不到的地方。因为那里往往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最缓慢。

　　黄永光：他选这个地方选得很对。因为老人家的原则，就是雪中送炭，真的是雪中送炭，爸爸做这个希望工程，好的地方他不管，穷的地方他就帮，给你建的教学楼，建好了，比如说，原来是一百个学生，因为穷，只有八十个能够上学，还有二十个适龄儿童，不能上学怎么办。

　　球叔捐助的学校虽然建成了，但因当地群众生活贫困，有的孩子甚至因付不起2元钱的考试费被迫辍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球叔又希望为每一个贫困的孩子提供为期四年的助学金。

　　昌静：他说我不怕，给贫穷的孩子用，我就怕钱用不到位。

　　贵州当地政府虽然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贫困孩子失学的问题，但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限制了当地的计划。球叔的助学对当地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为了让老人放心，当地政府甚至将申请助学金的孩子的姓名，张榜公示一周，并留下投诉电话，以保证每一分助学金都能及时地发到孩子们手中，1999年，球叔发放首批助学金两万八千元。

　　严谨的球叔每次回到香港后，都不停地打电话，不厌其烦地询问民建助学小组的工作；球叔希望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能真真正正地为希望工程发挥作用。

　　昌静：在说话 办事方面，丝毫不含糊，你有什么错，他打电话来，就在电话里，说得非常严厉。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严重影响香港经济，2001年，球叔在香港投资的地产变成了负资产，他还有能力继续在贵州助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