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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窑矿难频发调查:煤炭业人才断层成隐患

  煤窑黑色利益链揭秘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三■本报记者  王克勤  庞皎明   实习生 黄柯杰

    “山西产煤,到处都是黑吃黑啊!”

  从晋北到晋南,这是记者在山西煤区采访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围绕山西煤窑的一系列“黑吃黑”的故事,可谓千奇百怪。

  一块沉睡数万年的煤炭,一旦诞生在黑煤窑里,这块闪亮的“乌金”将会经历一系列黑色的人间“游戏”,它将目睹行贿受贿、吃黑水、收黑钱、搞敲诈、做黑交易的黑窑主、黑车主、黑站长、黑官员、黑记者、黑所长等形形色色的“黑色人物”……

  之一:开黑煤窑

  煤矿从合法性上分为三类:合法煤矿、非法煤矿、违法煤矿。所谓合法煤矿,就是依法取得采矿业“六证”的煤矿,这六证分别是: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所谓非法煤矿就是没有任何法定手续的煤矿;所谓违法煤矿就是虽然有法定证件,但证件不全或部分证件过期。

  而在民间,人们把没有任何手续的煤矿叫“黑口子”,或者叫“黑煤窑”。也就是法律中认定的非法煤矿。

  如何才能开得一个黑口子?山西省河津市的窑主王涛(化名)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程序——他亲历的内幕,要开一个黑口子,一般得经过5道程序:

  首先,老板(投资人)得跟矿产资源局的领导接上头。“你得跟他通个气,自己想挖个口子。”王涛说,有的时候,资源局的人还会告诉你,某村的地界上煤炭资源更为丰富。

  其次,在当地纪委找个靠山。“在这里,纪委什么事都管。在里边没有人不行。”

  第三,找到乡政府。“在乡政府里边说得上话的人,得给他们钱。”

  剩下的两道程序是派出所和村书记(村长)。“不给派出所好处,口子就没法开。他们抓住一个(黑口子)矿工要罚款1万,抓住一辆装载车罚款3万。”王涛说,至于村书记(村主任),他们是土地爷,挖他们地下的矿所以要给些钱,“他们能保证你平安生产”。

  打点这些关系,需要花费多少钱?

  “不一定。”王涛说,“给村长的‘黑水’(即支付开黑煤窑的好处费)一般是2万,给一次就可以了。其他部门的人,要经常走动,经常给钱,但第一次的‘公关费’大约需要20万元。”

  还有一种情况,开黑口子并不一定非经过这5道程序。据知情人说,给村支书每年交10万元,也能确保在其所在村的地界开办黑煤窑。“进村都得经过山路,什么人什么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能帮着放哨”。但是,仅依托村支书为靠山,是开黑口子风险最大的一种选择。

  第二种情况,是直接给乡政府“进贡”20万元。“资源局或市里要来人检查时,可以从乡政府提前得到通知。用铲车把口子堵住就没事了”。王涛说。

  2006年底,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曾租用警用直升飞机对该省的黑口子进行监测。山西省境内共存在14个非法采矿重点热点地区,它们分别是:晋中市的灵石县,忻州市的宁武县,临汾市的汾西县、蒲县、尧都区、乡宁县、洪洞县、霍州市,吕梁市的交口县,运城市下辖的河津市、阳泉市的盂县和阳泉郊区,太原市晋源区和万柏林区。

  在黑口子泛滥的临汾市汾西县,开黑口子的程序与河津市大同小异。该县的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汾西开黑口子,必须打点的部门有:乡政府、国土资源所和派出所。“当然,后台越硬胆子越大,但只要搞下这三关,黑口子就可开张了。”知情人说。

  各种关系打点完毕,剩下最重要的一步是开矿。王涛向记者描述了其在下化乡某村开矿的情形:

  第一步,在试图开矿的方位探矿,找好地点。

  然后,开一辆矿运三轮车,带2个工人和雇一名技术员,在考察好的位置开始挖井。挖一个深50米或者更深的矿井便见煤了。

  从探矿到见煤,所需时间大概是2—3个月,投资需80万-90万或者更多一些。

  见煤以后,第三步是建设地上工作场面,该项费用需要7万到8万元,规模大点的需要更多一些钱。

  “做完以上工作以后,就可以招收工人了。矿工来自四川、河南和东北。”王涛说,矿运三轮车也从一辆增加到十辆。

  由此,一座黑煤窑即宣告诞生,“边挖边卖边发财”。

  两年前,王涛的黑口子在该市下化乡还正常运营,“如今风险太大,不挖了”。下化乡是河津市煤炭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当时,当地明口子(即合法煤矿)有30多个,黑口子300多个。据王涛介绍,如今“明口子有30个左右,黑口子还有200多个”。4月12日下午6时,记者在知情人的带领下隐秘探访了下化村一个黑口子。在一个叫南桑峪村的地界上,山坳间散布着五六座煤矿。记者来到其中的一座,看到100多名矿工正在井口集结,准备下井挖煤,但矿上却没有任何合法证件。

  据记者调查,在山西,最小的黑口子大概有10个人左右,一般的黑口子总人数大概在30人—50人之间。而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最大的黑口子人数可多达300人,“这些口子的后台很硬”。知情人向记者介绍,在河津市下化乡200个黑口子中,矿工约100人的为50个左右,100人以上的仅有几个,剩下的都是30人左右的。

  2005年山西省政府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山西全境取缔关闭4876处非法违法矿点、关闭1156座矿井。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全省“打非行动”期间,大部分黑煤窑进入了“蛰伏”状态。

  然而,对于此种行动,也有人颇为不满。“我的小煤窑因为只是公安局长保着,就给炸掉了,县长保的却没有一点事情。”4月10日,在大同市南郊区的鸦儿崖乡,安毅(化名)抱怨说,“打非行动”让它的煤窑赚不到钱,至今还背着十多万元的外债。

  今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多次在山西境内由北向南采访时发现,山西还有不少黑口子依然正常运行,只是方式更加隐蔽。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同市浑源县打死“记者”的煤矿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手续的黑口子。经记者核实,被山西官方称为“无生产迹象”的这个黑口子,其实是晚上挖煤、白天休息,直到打死“记者”兰成长当天才关闭。

  4月15日,记者一行到临汾市汾西县,恰好赶上汾西打击黑口子专项行动,当晚7时许,汾西县城大街警灯闪烁。晚上11时许,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两个未开工的黑口子。在回来路上,又碰到两拨刚出完煤的三轮车司机……

  晚上12时许,记者一行因为迷路,误入一不知名的山沟,又找到一个黑口子,现场未见挖煤的工人,但洞口有铲车作业的新痕迹。

  4月16日,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兴唐寺镇和明姜镇交界处,记者发现两处黑口子,一处在坡上窑洞内,一处在山沟,用塑料布和黄土遮住洞口。据村民透露,3月份,附近的圣王沟发生矿难,这两个黑口子因为风声紧,都关闭了。

  黑口子的老板们在跟执法行动进行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矿难——执法——息事——再次矿难——再次执法”,如此的循环,似乎没有人能够望到它的尽头。

  之二:经营黑煤车

  煤窑挖出煤之后需要把煤运出山沟。

  记者在煤区采访时看到:有相当数量的报废车和没有任何牌照的车在从事煤炭运输。

  4月12日,记者一行从河津赶往下化乡,进入下化乡地界后,看到不少早已经报废的圆头解放卡车在山沟里运载煤炭,这些“上了岁数”的汽车,车身油漆斑驳脱落,“一磕一磕”地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前行。与记者同行的司机齐师傅调侃说:“这些卡车可以拉去拍解放战争的电影。”

  下化乡的人对这些车并不奇怪,“只要交了钱,你想开就开,没人管你。”

  在山西朔州、大同境内,记者还看到,在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队伍中,许多车没有任何牌照,而挂牌的车里,有近三分之一挂的是外地牌照。

  “都是为了逃养路费。”司机齐师傅告诉记者,“山西的养路费比内蒙古等外省份高得多。”

  超载,是煤炭运输行业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山阴县城通往马营乡的山间公路上,都是装满了煤炭的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缓慢前行。为了多装煤,很多卡车都进行了改装,一般都用的是特制钢板,再把车箱加高许多,超载往往是核定载重的一半或者一倍。

  超载的重车下坡,一段路开过后刹车片就会因为过热而失灵。记者看到,很多重型卡车都用水管一路向刹车片滴水降温,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矿区下山的路都湿漉漉的。超载的卡车一踩刹车,随着“噗嗤噗嗤”的刹车声,轮胎间就冒起一阵阵水汽,弥漫开来。

  一位司机告诉我们,盖着篷布的车子都是开往省外的,没盖篷布的都是运往省内或者煤场的。这位司机告诉我们,他的车一次要装140吨煤。

  “油价这么高,不超载我们没什么钱赚的。”这位司机向记者坦白说,“通过治超点时,交点钱就可以了。”

  之三:开黑煤场

  在黑煤窑的“食物链”中,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级——在黑矿附近正规的煤矿或煤场。一般黑煤窑都是在晚上出煤,为躲避检查,白天黑煤窑都是掩盖起来的。通常,黑煤窑的煤是边挖边运的,矿工用三轮车把煤运到井口,就由装载机立即装上车,然后运到外地去,也有黑煤窑的煤拉到合法矿上或者黑煤场。

  “价格190元/吨的煤,黑煤窑卖出来就是120元/吨,合法矿不花一点投入,就能转手赚个差价。”

  更多的黑煤窑把煤都送到煤场去,“选好煤场很关键,煤场如果选对了,开黑口就没人查你。”临汾一位煤老板道出其中的奥妙。

  据他介绍,很多煤场都是有“后台”的,专门收黑煤窑出的煤,因为黑煤窑的煤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60%,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

  2006年,据太原市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太原市外环路两侧不足五公里的地段,储煤场就达90余个,其中90%均为“黑煤场”。而记者在临汾、忻州和河津等多个地区看到,许多黑煤场就光明正大的建在公路两旁。据了解,山西省非法储煤场每年偷漏税费近10多亿元。

  贩黑口子的煤,比挖黑口子的煤更赚钱。一位矿主向记者分析,由于有些煤场同时从四五个黑口子拉煤,整体而言要比单个挖煤的黑口子赚得多。

  之四:煤检站吃“黑水”

  黑煤窑的煤拉运到煤场,要平安上路必须持有“煤票”,并且必须路过“两关”煤检站和治超点。

  从1979年开始,山西省政府对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吨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俗称“出省大票”的一种煤票,仅针对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所有出省的煤车必须携带此票据以证明缴纳了基金。

  当时,山西省政府将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征收权授予山西省煤运总公司,而山西省煤运总公司可以从征收费用中提取2.5%的服务费。自此,煤运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条公路上设置煤检站,如今已经形成覆盖全省的煤运网络。

  煤检站的职能,是对出省的运煤车辆进行复磅计量、补征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对运煤车所携带的由上游的煤焦营业站开出的票据进行核对,对与实际重量和应收基金数额标准不符的进行量差和价差的补征。

  2005年,为了彻底切断黑煤窑的生命线,山西省煤炭局下发铁令,要求煤炭系统禁放没有“合法煤炭销售票”(“煤票”之一种)的煤炭进入市场。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规定提出,所有“证照”齐全的矿井必须执行“煤炭销售票”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无“煤炭销售票”的煤炭。

  这些煤票,只有正规注册的煤炭经营企业才能拿到。知情人向记者介绍,为了让运煤司机在自己亲信的加油站加油,煤场老板手里的“煤票”,往往会“寄存”在加油站老板的手中,“我们得过去加高价油,才能拿到煤票”。河津一运煤司机对记者说,拿到煤票,黑煤即刻“洗白”。

  “煤检站是山西最肥的差事!”山西的朋友们告诉记者。

  记者通过对朔州市、临汾市、河津市等多个煤检站的现场观察,许多煤检站形同虚设。运煤车排着一条长龙停在路边,有的,则根本不上煤检站的地磅。

  记者采访了一位曾在煤检站工作的人士,解释了其中的奥秘。

  “不过地磅的,都是在站内‘有人’的煤车,而排队等候的,是在找人帮忙通关。”他说,煤检站一般一个班工作8个小时或12个小时,24小时轮班。

  煤检站的工作,即是“验票”和“补票”,但此项工作几乎在山西全境的煤检站都难以认真执行。“跟站里的头(站长或班长)打好关系后,一切都好办了。”知情人说,煤检站采取的方法,即是不开票或少开票。比如,一个车队有10辆车,只开5辆车即可放行;一个车实际载重有60吨,开票时只收20吨的钱。

  煤检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分析,如此做法,除了“国家该收的钱没有收到以外”,其好处有三:第一,运煤车老板少交了钱;其二,煤检站工作人员得到了“黑水”;最后,帮助“过关”的人也获得了提成。

  帮忙过关的人,一般都是当地所谓的“老大”,他们的工作是疏通煤检站和运煤车老板的关系。2005年,山西省五台县石咀煤焦管理站站长王清祥,因拒绝与押运煤车的“老大”合作而被殴打。

  “一个煤检站普通职工,一年挣十几万轻轻松松。”

  一个班一天大约有5万元“黑水”入账,站长一半,副站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平分另一半。“在临汾,花一百万元攻关,煤检站的站长都不一定能当得上。”临汾的知情人士说。纠风办、煤运稽查队等对此现象严查多次,“但煤检站已经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他们根本撼动不了煤检站暗中搞的动作”。在临汾,公安系统有个大队专门处理与煤矿有关的案件,其被坊间称为“黄金大队”。

  在煤检站工作是一项美差。据山西本地媒体报道,有些煤检站的工作人员进行赌博时,其赌资是“值班的资格”——尤其是夜班。

  2007年4月1日,山西省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目前,此基金仍由税务部门委托煤检站代为补征。5月15日凌晨3时,本报记者对大同某煤检站进行调查,有的车拉了六七十吨,但煤票却只开34吨,而有些车拉了160吨,煤检站却按16吨收费。

  “在山西,与煤有关的部门都是肥差。”

  记者雇用的司机齐师傅曾经开过多年的运煤卡车,谈起煤检站的工作职责,他说:“见票才放行,否则一律补交罚款。”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齐师傅告诉记者:“那里面的猫腻多了。”


  根据齐师傅的讲述,2003年他给一个倒煤的老板做司机。“我们过煤站时候都是一溜车,常常是10多辆,如果真的按照规定交钱,老板肯定赚不了多少钱的。”

  “一般都是老板先去找一个本地的专门‘送车’的,送车的人都是和煤检站的负责人联络好,不开票直接交点钱就行了。

  运城河津一位长期运煤的司机给记者讲起一句顺口溜:煤站煤站,两天一万。
  他谈起自己的一次找“送车人”经历:“送车人正在玩麻将,当时告诉我把钱和车号留下,你们直接开过去好了。”

  关于煤检“油水”的最大传闻就是“赌一班”,司机齐师傅解释道:“‘赌一班’就是谁赢了谁就上岗多值一个班,那里面全是好处。”

  之五:黑记者经营“封口费”

  在黑煤窑的利益链上还有一个行使着“监督权”的“记者”群体,他们也是“乌金”、“黑水”的割肉分羹人。

  今年1月,《中国贸易报》驻山西省大同市工作人员兰成长因为到黑煤窑去“采访”,被矿主纠集同伙将其殴打致死,事件惊动全国。

  据山西当地媒体资深人士介绍,在山西从事“创收”的“记者”比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要多得多。大同、吕梁和临汾等地,几乎成了“假记者”的重灾区。

  “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200人。” 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如此对记者表示。在吕梁,一个怪现象是,有些人“早上摆地摊,下午到现场(新闻采访现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山西,由于煤矿存在的各种问题突出,尤其是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窑非法经营,而且问题很多,为行使“监督权”的“记者”们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许多“记者”往往以对方的问题与违法事实相要挟实施“创收”,为媒体与自己创造经济效益。

  3月28日晚上12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亲历了“记者”们创收的场面,当时,朔州市山阴县腰寨煤矿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各路“新闻工作者”迅速聚集该矿,从车牌号上看,共有4个省份的车牌。

  “记者”们在当地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一个小屋等候调查组发布消息。桌上放着两条名牌香烟,“记者们”在宣传部拿出的签到单上签名以后,坐在椅子上或床上吸烟。在签到单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签名为“李有”、“王二”等“记者”,其所供职的媒体只写着“朔州记者”、“中华报”等。凌晨2时许,有些“记者”等得不耐烦而吵了起来,此时,一个人拿着皮包进来,里边装的都是钱……

  晋城一位矿长曾向记者介绍,有一次他的煤矿因事故死了一个人,他花费了290万元打发“记者”,才将此事瞒了下来。“只要你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你就得低头,你就得花钱啊!”

  “拿了钱的记者最好对付。”他说。

  今年4月初,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临汾采访时得知,两名某报的工作人员因重伤躺在临汾市的某个医院。此前,他们去了某个煤矿,“然后不得不从该矿办公楼的二楼跳了下来,骨折了”。

  当地人称临汾市为“记者之家”。据了解,在此设办事处或派驻工作人员的媒体,“有近百家”。此外,还有许多拿着各种境外不知名刊物的“新闻工作人员”。“只有少数媒体从事正规的新闻报道”。一知情人对记者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媒体,聚集于一个非省会地级市?知情人道破天机:此处有煤,煤田面积占了全市面积的75%。此外,在山西省14个重点热点非法采矿区中,临汾就占了6个。

  “舆论监督权不仅可以交易,而且还可以派生出其他好处”。

  在大同,有位电视台的制片人如今的“副业”是帮助运煤车“过关”和为煤矿搞新闻攻关,“她每年至少有三四百万元的收入,她的威望是打出来的。”当地一位媒体朋友羡慕地说。

  随着假记者的泛滥,被山西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被法院判刑的“假记者诈骗案”也开始多了起来。近年来,黑记者敲诈案也不断被媒体曝光。

  之六:黑官员

  黑煤窑要想继续存活,除了用钱来买通“新闻工作者”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官员。在山西,黑煤窑似乎与当地的官员都有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
  凭借手中的“管理权”、“审批权”,许多官员将手伸向了煤窑,有的人担当着煤窑的保护伞,还有人入干股,甚至有人直接经营黑煤窑。而一些官员由于“运气”不好,为此丢了前程与纱帽。仅2006年,山西先后有7名安监局长因此落马,其中,两名被判刑。

  据公开的报道显示,2006年9月6日,阳泉市盂县原安监局局长韩斌因为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韩斌从2003年7月6日起担任盂县安监局局长,到2005年7月29日,两年里敛财近500万元。2003年5月至2005年4月间,盂县王村煤矿矿长苏秋爱,在承包王村煤矿时,得到韩斌的“帮助”,煤矿在日常的安全检查、复工、审批火工炸药、雷管等品等方面都得到“关照”。为感谢韩斌,苏秋爱先后8次送给韩斌人民币80万元、阳泉市工商银行3万元的牡丹卡一张。2003年11月,赵玉忠以188万元的价格,从原承包人胡良国手中非法接包了盂县西南关煤矿西沟坑口煤矿。赵玉忠为感谢韩斌在其接包煤矿和经管过程中的“帮助”和“关照”,先后分7次送给韩斌人民币236万元。

  2004年5月18日,交口县双池镇蔡家沟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93.3万元。之后,经过吕梁市检察院的调查发现,该矿的投资合伙人中,竟然有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和交口的一名检察官。

  2005年年底,吕梁市检察院以其涉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武小莉任交口县安监局局长期间,指使该局职工李建军和王海宝在出售煤炭准销票时,私自使用自制普通收据收取管理费53.43万元,由李建军保管。后李将其中50万元存入交口县回龙乡邮政储蓄所,余款存入交口县工行,并将存折交给武小莉。但在武小莉调任交口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后,向新任安监局局长高树春移交财务时,并未移交此款,而是据为己有。

  经调查,武小莉家共有存款和现金445万元,除去贪污的60万元、受贿现金2.365万元、收受礼金2.5万元、合法收入及债权65万元,对其余314万元,武小莉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2006年7月27日,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不仅一些官员个人以“管理权”交换煤窑利益,还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同样也以自己手中的“管理权”从大大小小的煤矿换取好处。去年12月《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忻州煤矿安监局建设豪华办公楼的事实,正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该局仅仅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而他们建房的部分资金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

  以上是直接获取利益的官员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许多煤矿而言,更多的是应付日常的“检查”与“管理”。

  河津的黑矿老板王涛向记者抱怨说,有一个月,资源局的人一共来了三十多次,“来一次一人给一万”,“有时候还要到市里吃饭、开房、找小姐,每次都是高消费”。在临汾,一名煤老板说,“我这里谁都能管,连计生委的人都可以过来收矿工的超生费,老百姓永远惹不起当官的。”

  “只要能管着你的,你都不能得罪,你都得给人家进贡。其实煤窑最大的公关费就花在官员身上了,煤矿最多的利益并没有进入投资人手里,而是流进官员的腰包里了。官就是管啊!”

  “当然关系混熟了也有许多好处,如果一个黑口子出事了,那么其他黑口子都要关闭,上面会打电话来通知的。”

  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大同市打死“记者”的侯四开个煤矿,凡是能有点权、能来查的部门都会来查,“随便开个车来查一下就是几万块钱,没有钱摆不平的事。”

  开采黑煤矿是违法和暴利的,煤老板们能用钱来摆平所有的关系,就像村民所说的那样,“黑煤矿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台,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

  之七:黑社会

  “开煤窑没有背景不行,没有势力也不行。”

  “找个当官的做后台,也得找些兄弟哥们给看家护院啊。”一位煤老板神秘地告诉记者。

  他说,许多有规模的煤矿都有自己的武力护矿队,现在煤矿这么赚钱,谁不眼红,谁都想来黑一把,加之大部分煤窑本来就是黑的,谁都想敲你,我们心里也发虚,破财免灾。最怕人家来个黑吃黑,于是一些矿主也就想出办法了,找一些自己的兄弟处理“麻烦事”。

  今年1月发生在大同市的矿主打死“记者”兰成长案中,煤矿矿主侯四就有一批自己的兄弟,经常到矿上去,为自己摆平所有不能摆平的事情,包括打伤打残周围的村民,最后以至于打死了来“找麻烦”的兰成长。

  侯四曾经嚣张地对村民们说:“大同过去有‘红人’,让政府给崩了,我是二把手。”

  “他们就是流氓。”一位妇女愤愤地告诉记者。打死兰成长的几个人中“有四个光头”,“他们都是黑社会”。

  之八:黑心“矿工”

  山西多煤窑,更多矿难。每每发生矿难,便有许多发黑心财者纷纭而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从左云、山阴、怀仁等县的芍药沟——宝湾——八一煤矿——安荣——观音堂——高山——教场坪等知名和不知名的煤矿沿途探访中得悉,冒领矿难中矿工尸体的坊间故事在许多当地人口中流传。

  矿难赔款额提高到2万元左右以后,煤矿发生死伤多人的矿难,常常有一些矿工的尸体被人冒名领走。“矿老板有时候也不知道谁是他们亲属,尸体让人抬走后给钱就行了。”据矿区的一些居民介绍,被冒名领走的尸体,被人背走后就扔到了山沟。

  更可怕的是,一些矿工在井下故意制造死亡事故,然后从煤老板手中领取赔偿金。记者在山西采访时,正好看到山西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2006年10月29日,山西省交口县人乔喜平、郝卫平二人将河南农民刘继善骗到该县桃红坡新建煤矿井下打死,然后伪装成冒顶事故,郝卫平以自己“哥哥”出事为名,从煤矿骗取22万元赔偿金。

  之九:黑线人

  矿难还引发了一些头脑灵活农民的“商业意识”。

    “余家岭矿难”所在地的矿区,农民李大力(化名)对记者说,他现在有一个秘密的“副业”——向记者曝料。今天3月份,当地一名“记者”通过他的线索而得到了好处费5000块钱,分给他1000块钱。“他叫我以后买辆摩托车,先帮他踩好点再合作。”王说,如果有黑煤窑晚上偷偷地开,他们就可偷偷地“发财”。

  李大力曾经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他还将自己十多年前获得的“优秀共产党员” 等奖状一一展示给记者,以便提高自己的资信程度。

  山西从事“矿难线人”生意的人,不仅仅只有这个老支书,在山西各产煤区的城市里,一批职业线人经常相互买卖煤矿事故信息。记者在大同与临汾就见到过好几位专门做这个生意的“消息灵通人士”。

  这么多人都在围绕煤窑“发财致富”。那么,山西的煤窑到底是怎么样的?煤老板们又是如何组织生产与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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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安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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