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六今年85岁了，上世纪60年代初曾任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是国内知名的话剧和电影艺术家。他近年来尽管听力已有很大的减退，但谈及44年前话剧《雷锋》的创作以及进京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的情景，仍然思维敏捷、恍如昨日。
周总理对我说：“你们沈阳军区能不能把雷锋的事迹搬上舞台和银幕呀？” 贾六说，1963年初，我手头一个创作计划夭折了，正发愁新选题之际，军区文化部通知我去总政参加创作会。
正月十五，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元宵节文艺工作者招待会。会上，周总理对我说：“你们沈阳军区能不能把雷锋的事迹搬上舞台和银幕呀？”我当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一听这话脑子里一片空白。
八一厂的同志见我迟迟没表态，出语相激道：“总理都点题让你写雷锋了，你可得写好哟！”面对如此重大题材，岂能轻夸海口？正在思忖之间，见八一厂有意激我，索性反诘道：“你们八一厂剧作家有的是，你们怎么不写呢？”此话刚一出口，我顿觉失言。毕竟，雷锋涌现在白山黑水，自己身为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如果连周总理点题的话剧都完成不了，不是也太有负全区官兵乃至东三省父老的期待吗！
回团后，我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点题创作话剧《雷锋》的事，团里同志们甭提多兴奋啦！但身为团长，我感受到的却主要是压力。为了尽快完成好任务，我们连续开了三个会，才将话剧《雷锋》的构想、编剧及演员分工等一系列问题定下来。
工作正在展开之际,军区文化部丁洪副部长打来电话：“你可真有老猪腰子,连总理点题的话剧也敢不向上级报告？”我本想绕弯试探一下他的口气，哪知他却不紧不慢地说：“早点完成了好给部队演出。”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急了，问他：“啥时候演？”丁洪说：“最好是军区三级干部会的最后一天。”我一听，就在电话里跟他顶起了牛，我说：“你可是大作家(影片《董存瑞》的编剧)啊！有这么草率出戏的吗？”我这头一顶牛，他不吭声了。我又追问：“到底演还是不演？”丁洪副部长沉思了片刻，说：“还是先写着吧！”
在剧本创作中，我们成立了一个六人创作小组，每两人为一个战斗小组，将八场戏分头落实到三个小组。
我与孙正海是一个小组。那阵子，天一擦黑躲进小屋里开始创作。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反复推敲，遇到拿不准的地方就边演边定词。熬到后半夜，煮把挂面垫垫肚子，再接着写。初稿拿出来了，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刻蜡纸、手工印刷。虽说剧本还很粗糙，但全团齐心合力、废寝忘食、各抒己见的创作精神，却让丁洪副部长惊讶不已。他说：“就凭这种精神，《雷锋》不进京才怪呢！”
彩排结束，全团演职人员累得直打晃。我一算离演出还有三天，便宣布：“全团放假，死睡两天！”谁知这个决定被丁洪副部长知道了，他兴奋地向军区首长汇报说：“贾团长边写边排的话剧《雷锋》，可以在三级干部会上公演啦！”
演出很成功，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看后很高兴。巧合的是，第二天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就送到了沈阳军区。大家那个高兴劲呀，就甭提了。
首场演出后，有人提议应补加雷锋抓特务的情节，我没理这个茬。 看到毛主席亲笔书写的题词后，我照原样放大，悬挂在舞台的幕布上。有人提出异议：“话剧舞台挂领袖题词，政治味太浓了吧？”我说：“这也是一种创新嘛。”
首场演出后，有人提议应补加雷锋抓特务的情节，我没理这个茬。 为啥？话剧创作总不能脱离生活吧？没影儿的事，怎么能乱写呢！同时也有人提出要表现雷锋忆苦的内容，我们也没有采纳，让《雷锋》仍然保持了原有轻松愉快的兵味儿，避开了典型的悲悲切切。
第二稿刚改完，我就接到去总政汇报的通知。到总政后，我将剧情梗概讲了一遍，完了把本子一摊，说：“大致就是这些，具体的你们看本子吧。”原以为咋也得研究几天吧,哪知，几位领导当即拍板：“不必细看了，你们准备进京演出吧！”一听进京二字，我心里咯噔一下！进京？这样子行吗？
情急之下，我几经周折找到了正在北京养病的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将军。时值盛夏，赖政委随和地扔给我一个苹果，我哪里能吃得下呀？忙汇报说：“总政要调话剧《雷锋》进京，怎么办？”赖政委表态道：“这是咱沈阳军区的光荣榜，调就来呗！”
我说：“话剧团是个穷单位，哪有钱进京啊？”赖政委爽朗一笑，说：“经费的事，花多少给你多少，你只管把戏演好就行啦！”听赖政委这么一说，我的腰板立刻就挺了起来。
剧团进京后，北京军区的同志热情告之：“廖汉生政委听说娘家人来了，早就安排好了房间。”在赖政委的安排下，我们没直接进中南海演出，而是先在北京军区近郊部队边演边改。7月31日上午，中央保卫局来人通知我：“今晚上毛主席要看话剧《雷锋》的演出。”我一听，脑袋嗡地一下，这可咋办呢？我说：“赖政委也在这，我得向他通报一声。”来人命令：“谁也别告诉。”
一筹莫展之际，我突然想到了罗瑞卿总参谋长。早在抗大二分校时，我俩就认识了。对别人保密，对罗总长不至于也保密吧？
于是，我让俱乐部主任给总政文化部的陈亚丁打电话，请他来当面听汇报。
须臾，陈就到了。我说：“豁出去犯错误了，也得跟您讲。”陈问：“到底啥事呀？”我说：“今晚上毛主席要看话剧《雷锋》，你能不能把罗总长和周总理都请来，让他俩陪主席？”
“行！”陈当即给总理和罗总长打电话。哪知，二人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没有人。最后一直把电话打到人民大会堂，才找到他们。秘书当即告之：“主席晚上看戏的事，总理和罗总长都知道了，到时候一定都去。”
晚上，我安排完后台，便站在幕布后焦急地看表，并不时探头看看观众席。果然发现毛主席坐在前10排过道边上。
“主席已到了！开演！”我的话音刚落，场内灯光刷地一亮，观众们看到毛主席来了，顿时报以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只见毛主席站了起来，朝观众挥了挥手，以示致意。继之，便是一阵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演员们也激动地喊了起来。我忙把眼睛一瞪：“各就各位，准备开演！”
当时，中南海怀仁堂剧场的顶棚等设施还没建好呢，地板铺的是大方砖，观众坐的还是小板凳，有人干脆是站着看。剧中的鞭炮配音，是手握两个宽竹板打出来，大一点的声响则用鼓声代替。尽管如此，演出效果仍然很成功。
美中不足的是，当演员王长贵演到雷锋与工会主席的一段对话时，竟然将“工会主席”说丢了前两个字，而且连续重复了三遍“主席”。这一卡壳不要紧，演员们立刻紧张起来。我一看坏了，王长贵呀王长贵，这么关键的台词你咋给我丢字呢？主席可在台下听得一清二楚呀！幸而，有着丰富补台经验的他将这一疏漏巧妙地掩饰过去。
罗总长激动地说：“毛主席看了你们抗敌话剧团的演出，这是你们抗敌话剧团的光荣！” 演出过程中，我在旁边始终观察着主席和总理的表情。当演到雷锋做后进战士金大力的思想工作时，但见张玉敏饰演的雷锋从挎包里拿出一本毛著对金大力说：“你这点错误，毛主席早开好药方喽！”
“毛主席咋说的？”金大力好奇地问道。
雷锋指着书上念道：“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
金大力高兴地说：“毛主席真是这么说的？我也上毛著啦！”
这时，只见总理和毛主席相视而笑。始终为这句台词担心的我，总算放下心来了。
送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后，罗总长激动地说：“毛主席看了你们抗敌话剧团的演出，这是你们抗敌话剧团的光荣！”
我一听，心想：行了，这可是最高的评价！比得什么奖都强。
话剧《雷锋》在北京演出的成功，及时地配合了全国学雷锋热潮的兴起。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八一电影制片厂随后拍摄电影。因为丁洪曾创作过《董存瑞》等多部电影剧本，而且在话剧《雷锋》的创作中多次到现场提出修改意见，八一厂邀请他出任电影的编剧。于是，丁洪和军区创作室的崔家骏，八一厂的陆柱国、冯毅夫四人，在原话剧的基础上，共同创作出了电影《雷锋》文学剧本，影片由董兆琪导演，1965年3月5日在全国公映。
1978年3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又拍摄了彩色故事片《雷锋之歌》。该影片和60年代拍摄的《雷锋》一起，成为历次学雷锋活动的宣传教育影片。在此后的若干年中，银幕上先后涌现了《雷锋之歌》、《雷锋，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少年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伟大的战士》、《人民的好儿子雷锋》、《为了永恒的春天》、《雷锋，人民呼唤你》、《雷锋的故事》等数部影片和电视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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