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例烟草公益诉讼在京开庭 炮口对准烟草

　　公益诉讼炮口对准烟草行业

　　国内首例烟草公益诉讼在京开庭

　　■ 本报记者 曾 鸣

　　实习记者 甄凯姗/文 曾 鸣/摄

　　在中国3.5亿烟民当中，有多少人会为因吸烟变黄的牙齿烦恼？这个数字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首都经贸大学法学教授刘胜江是第一位因此而提起诉讼的烟民。

　　刘胜江有15年的烟龄，牙齿不可避免地逐渐变黄、变脏，最终备感烦恼的他把香烟生产厂家江苏南京卷烟厂和销售商场北京国华商场推上了被告席，要求赔偿350元洗牙费并赔礼道歉。

　　国内首例烟草公益诉讼

　　7月2日，国内首例烟草诉讼案在北京宣武区法院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刘胜江的代理人蒋娜指出，原告刘胜江由于长期吸食南京牌香烟，牙齿变黄，严重的影响了美观。为了遮掩暗黄的牙齿，原告已不再像原来那样放开的大笑，与人交谈时的自信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而对于刘胜江这些烦恼，蒋娜认为责任来自烟厂——因为烟盒上本应该出现“吸烟使牙齿变黄”的标示。

　　蒋娜指出：在中国像原告这样因为吸烟而导致牙齿变黄的人是数不胜数的，有成千上万的烟民饱受着香烟给牙齿带来的损害，这种显而易见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却被人们视为习以为常的事。

　　接着蒋娜出示了证据——中华烟在澳大利亚的包装烟盒，烟盒一张醒目的图片占据着一半的包装面积，图片上有一排发黄的、残缺的牙齿，图片下面还有文字说明：“吸烟是导致口腔癌和肺癌的主要原因，会给进食、吞咽、说话带来困难甚至永久毁容。”

　　此外，蒋娜认为被告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没有在外包装上标明“吸烟使牙齿变黄”的警示标志和香烟的有关资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最后，蒋娜搬出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我国在2005年宣布加入。公约的内容之一为：“在香烟盒上用30%至50%的面积标明‘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

　　刘胜江的同事王德山和朋友分别出庭作证，证明刘胜江总是吸南京牌香烟，但被告南京卷烟厂依然认为，原告不能证明牙齿变黄是由吸烟引起的，更加无法证明是由于吸食南京牌香烟引起的。法庭没有作出宣判。

　　在休庭后，记者采访了被告国华商场的行政经理孙大庆，他表示刘胜江作为一位大学教授打这场官司肯定有背后的原因，很可能会是一场“公益诉讼”，而作为一位同样因吸烟而牙齿变黄的烟民，孙大庆表示支持刘胜江这种“公益诉讼”。

　　而江苏南京卷烟厂的代理人则不这样认为，一小时前还在法庭上逼问原告如何证明“吸烟使牙齿变黄”的他告诉记者，“吸烟让牙齿变黄”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就这个事情打官司不会有公益诉讼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庭审中的证人之一王德山，马上将作为原告出现在另一起烟草诉讼当中，他的诉讼理由与刘胜江如出一辙：由于从1982年来长期吸红塔山香烟，导致牙齿变黄甚至变黑，他要求红塔集团退还购烟款8元、支付洗牙费6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元。此案将在崇文区法院审理。

　　为什么选择了烟草诉讼？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早有预谋的“公益诉讼”，而这次公益诉讼的执行者，正是首都经贸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

　　的确，如果说这次公益诉讼是以烟草生产商为对象的一场战争，首都经贸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长城就是这场战役的指挥。

　　不仅仅是法律系的学生和老师参与了这次公益诉讼，一些政府机构和NGO也给了这个团队很多帮助：一家名为freekids的境外NGO给他们搜集了很多资料并介绍了类似公益诉讼的经验，而出现在法庭上的那两个澳大利亚包装的中华烟盒则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李长城表示吸烟的确是受害人自己的选择，但是很多选择都是需要引导的，社会负有一个导向的责任。尽管国内现有的香烟包装上都有“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但是远远不够的，“同样是中国生产的香烟，为什么在澳大利亚销售就会贴上占包装50%面积的警告标示？”李长城说。

　　李长城表示，社会的这个责任，应该具体体现在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我们要通过诉讼，迫使企业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企业要意识到‘吸烟让人牙齿变黄了’，企业是不是有这个责任把吸烟的危害降低？”

　　如何让烟草诉讼的案件被法院受理，是让李长城和他带领的团队头痛不已的事情，之前他们几次尝试提起诉讼，试图让香烟多一些产品说明，以增加烟民的知情权限，但是法院均以“诉讼请求不明确”而驳回。所以当这个案件被法院宣布受理时，对于李长城和他的伙伴们而言，已然是一个足够鼓舞人心的消息。

　　中国政府已经于2005年加入烟草框架公约。李长城说，烟草在我国有一个特殊的经济地位，这导致中国“烟草框架公约”的配套立法和对接缓慢，而“我们这个烟草诉讼的目的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推动这个立法。”

　　相关链接

　　世界烟草商遭诉要览

　　与其他合法的产品制造商相比，烟草产品制造商在迎接各种发展挑战的时候，由于烟草产品本身的缺陷性，意味着烟草公司无法避免诉讼的宿命。此外，随着烟民健康意识的增强，越来越意识到烟草产品的危害，把吸烟所造成的危害归结为烟草公司所致，开始提起针对烟草公司的诉讼，希望借此能获得经济上的补偿。

　　目前，在美国、波兰、澳大利亚、挪威、俄罗斯、土耳其、爱尔兰等国都出现过针对本国烟草公司的烟草诉讼案件，而在美国，擅长诉讼的美国人屡屡挑起烟草集体诉讼，由于索赔金额巨大，令烟草公司神经高度紧张。比较有影响的或涉及金额较多的烟草诉讼如下：

　　伊利诺斯烟草案（Price vs 菲莫）

　　几年前，原告以奥驰亚集团下属的菲莫美国公司在过去30年间在“淡味”卷烟的危害方面误导消费者为由，以伊利诺斯州购买“淡味”卷烟消费者的名义提起了集体诉讼。在地方审判法院2003年3月作出的裁决中，菲莫美国公司被判罚款101亿美元。然而菲莫美国公司不服，上诉至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最终结果是法院做出有利于烟草公司的判决，驳回原告对菲莫美国公司欺骗消费者的指控。

　　Engle起诉五大烟草公司案

　　该案是由原告Howard Engle在1994年提出的，原告认为美国五大烟草公司应对大约70万佛罗里达烟民的患病负责，因为烟草公司在吸烟有害健康这个问题上误导了民众。2000年7月，佛罗里达州地方法院判决要求菲莫美国、罗瑞拉德等五大烟草公司向佛罗里达烟民支付1450亿美元的赔偿，结果法院没有支持这样是诉讼请求，不过恢复了对两起小范围诉讼的裁决，这两项裁决判定烟草公司要分别向两名烟草受害者赔偿290万美元和4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