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段晓燕 实习记者 邢莉云
《21世纪》：过去的3个月中，你曾三次在美国国会就中美贸易和汇率等议题做证。从你的经验来看，美国议会在中美贸易及汇率等一揽子经济摩擦问题的看法，有什么转变？
罗奇：今年1月份，美国国会议事由民主党主导以来，新的国会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相关议案的兴趣在明显上升。
从这几次连续的听证会的现场气氛来看，美国在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转折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制裁的声音高过合作。
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6月13日，巴克斯等美国4位议员联合提交草案，要求对“汇率失真”国实施一系列惩罚，包括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采取反倾销措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制裁等。中国首当其冲。
《21世纪》：这个联合草案被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
罗奇：过去2年中，至少有27个类似的议案被提交，但都没有获得通过，今年会是例外，在今年年底，议会很有可能以大多数同意票通过这个贸易制裁议案，而且，总统无法对此行使否决权。可以说，中美经贸关系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21世纪》：你怎么看这个草案？
罗奇：我认为，国会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上——只关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而不是造成该巨额多边贸易逆差的历史最低水平的国内储蓄。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实际上等于对美国消费者和跨国公司增税。
客观来讲，中美的经济发展中，各自有各自的问题，贸易逆差的出现，有中国的因素，更有美国自身的问题。比较理性的态度是，双方都要认识到各自的问题，并解决各自的问题。将问题完全归结于中国，并且借机进行制裁，其实是华盛顿的政客们在为美国经济低迷寻找“替罪羊”。
《21世纪》：国会怎么会让这种寻找“替罪羊”游戏出现呢？
罗奇：坦白地讲，我很尊重国会议员，但我担心他们看待中国问题的角度过于狭窄，美国的政策制定人与政治家们对于中国内部所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想象中的威胁大于现实。
美国的很多议员都没来过中国，有些人脑中的中国还停留在30年前，有些议员甚至缺乏宏观经济学知识和分析能力，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对美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21世纪》：那你认为就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而言，美方的主要问题和责任是什么？应该怎么去改变？
罗奇：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由于与中国或其它国家的不公平贸易竞争造成的，而是长期缺乏国内储蓄的结果。在2004-2006年间，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已经下降到了占国民收入的1%，这是历史上的最低点。为了发展，美国别无办法，只能从国外进口剩余储蓄，这就意味着利用经常项目和贸易逆差来吸引外国资本。中国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并不是因为中国对美国制造的产品进行了不公平的价格竞争，而是因为中国能够为长期缺少储蓄的美国经济提供一份品味合适的产品“菜单”。
《21世纪》：如果巴克斯、舒默等人的议案被通过，将可能导致怎么的结果？
罗奇：一个错误往往导致另一个错误。如果实行贸易制裁和贸易报复，对中国和美国都非常不利，绝对不是任何一方会获益的决策，而且有可能导致双输。
制裁中国，过不了多久，每个人就会发现，美国的进口成本在增加，加重消费者负担，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加剧通货膨胀，甚至可能出现滞胀现象，危及美国经济增长——而过去的25 年，经济领域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遏制了通胀。
如果打击中国，美国将进一步走向反全球化的阵营，可能带来中国官方的报复行为，这将导致美国和亚洲之间更深的隔阂——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供应链的中心，中国在亚洲经济的影响显然在扩大。
最大的悲剧可能是，美国浪费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将中国作为战略伙伴的历史性机遇，在新一浪的泛亚洲整合冲击下，美国可能会逐渐被边沿化。
《21世纪》：那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如何改善这种局面？中美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是否对这种局面有所缓和？
罗奇：首先，美国应当实行鼓励储蓄的政策：通过财政政策控制结构性预算赤字并推进税务改革可以改变个人储蓄与当前消费的相对价格，比如，考虑实行全国性的营业税或某种形式的增值税；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需要继续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同时推进银行改革以及社会文化、保障领域的改革；
前段时间的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对于美国保护主义的一些政客而言，中国的一些改革承诺，太过缓和和缓慢，不足以化解在华盛顿政界已沸腾起来的焦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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