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县长早该引咎辞职了

　　本报评论员

　　或许，只有仰仗上峰问责的推动，官僚系统对政治生命的权衡才不会继续凌驾于基本的人性判断之上，方可使地方人大在政治觉醒中启动罢免程序，完成法理意义上的追责

　　昨日，山西省纪委副书记杨森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公布了黑砖窑事件的处理情况，宣布了一张既有处级领导又含普通公职人员、总数达95人的党政处分大名单。其中，洪洞县委书记高洪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洪洞县委副书记、县长孙延林副书记职务被免去，其县长职务也被建议免去；洪洞县副县长王政俊则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同时，被建议撤职。杨森林还表示，对黑砖窑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要继续调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5月底黑砖窑事件的曝光，把涉案的山西地方政界推进了风暴眼，谁该为此承担责任，一直是公众翘首以待获解的重大问题之一。95人处分大名单的公布，回应了公众一个多月以来的疑惑，体现了山西追究事件责任的决心。

　　虽然山西官方追责力度之大乃近年所罕有，这项源自省级部门的问责仍有让人失望之处。黑砖窑奴工事件，本质上是私人暴力在已建立民主、自由等普世观的现代世界，人为复制、维系了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奴隶制度，真可谓人神共怒。任何一个心存良知者都应将之视为当代中国的奇耻大辱，官员更是如此。然而，尽管中央批示严格查处，山西省高层亦予以响应，却几乎未见到有涉案地方官员主动站出来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甚至在黑砖窑案起诉罪名时还大有避重就轻之嫌。或许，只有仰仗上峰问责的推动，官僚系统对政治生命的权衡才不会继续凌驾于基本的人性判断之上，方可使地方人大在政治觉醒中启动罢免程序，完成法理意义上的追责。

　　面对自我的失查、失职，政治官员(即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官员)理应通过道歉或引咎辞职来自责，争取获得公众谅解和宽恕，平息众怒。对此，党纪国法均有论及。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又如《公务员法》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对照这些条文，洪洞县长不是早该引咎辞职了吗？

　　如今，部分官员在面对全国从上到下的一片追讨之声时可以充耳不闻，而把自我利益置于基本的政治制度诉求之上，非常令人遗憾。自2003年非典危机原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被宣布免去党内职务的同一天，主动辞去市长职务以来，引咎辞职制度就一直被视为政府加大问责力度的风向标。在此之后，全国各地不断推出相关规定，均为地方政府高层推动的产物。虽然这既体现了高层的良好意愿，也是对民间加强治贪、治庸呼声的回应，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贪官庸官所营造的“势力架构”使之根本无法在现有体制之内充分发挥作用。这个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致在有些地方，明明是针对政治官员的引咎辞职制度，却被异化为对于普通公务人员的“顶责”。

　　上峰问责盛行，引咎辞职难行，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它说明单纯依靠上峰力量的推动问责，对我们这个正在追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度来说是远远不足够的。引咎辞职制度尚任重而道远。（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