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歌手的城市契约

　　《中国新闻周刊》：“原生态”歌手的城市契约

　　“原生态”歌手进城，犹如水流进沙漠。这些水最终会消失在沙漠里吗？还是会冲出来一片绿洲

　　本刊记者/曹红蓓

　　2004年，“原生态”唱法和歌手进入公众视野；2005年，“原生黄河”演唱会将“原生态”拧成一股势力；2006年，第12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第一次设置原生态组，与通俗、美声、民族同列。

　　“原生态”来自乡土，他们歌声的鲜美是学院派无法模仿的，但眼下也决不是市民音乐餐桌上的主菜。尝了鲜的人们希望那些身怀绝技的歌者能够回到田间地头继续过“纯洁”的生活。然而，对“原生态”歌手来说，“回去”已成为不可能。和这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城市，也是他们的目的地。

　　城市前史

　　在“原生态”歌手里，已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个唱的阿宝算是真的红了，他用利索的普通话对记者说：“马上要去广州演出，你准备好录音吧，那样我能说得快点。”

　　阿宝出生在大同市郊，小的时候，家周围300米的地方有三个村子。他曾亲眼看到过人们干打垒的时候唱劳动号子，民间老艺人在小酒馆里扯着脖子嚎酸曲，他跟在这些人后头，喉咙里面自然有了歌声。1986年，阿宝开始到城里唱茶座，流行歌曲和土法民歌都唱，20年内，他在大大小小的城市漂泊，全国所有省份的歌舞厅都被他唱遍了。他从未放弃登堂入室的努力。从1988年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开始，他回回报名，回回铩羽而归，16年报了9届。直到2004年，阿宝在北京一家酒城里驻唱时，被中央台一位编导看中，终于有机会参加了当年的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赛。2006年，阿宝回到使自己“原生态”了的旧家采风，发现原来三个村子的地方都变成了商品房，人们不知去了哪里。

　　新疆的“花儿王”徐永祥本是甘肃永登县人，那儿的男女老少都会唱“花儿”和陕北民歌。徐年少放羊，他嗓子高，常被请去给村人唱婚宴。18岁上，徐永祥参军到新疆塔城边防，退伍后给当地政府一位局长开小车，接着因为唱歌被推荐到地方文工团。1996年，靠着唱歌攒下的钱，徐永祥只身从塔城来到6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开了一间小餐馆。2000年他参加乌鲁木齐少数民族歌手大赛得了金奖。慕名而至的食客天天把他的小包厢塞得满满的，就为了听他唱歌。他的饭店做大了，营业面积扩至2000平米。他于是雇人经营饭店，自己白天休息，晚上在市内跑跑场子，跑场的收入每月也有一两万。2005年，女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徐下决心进京发展。

　　和阿宝、徐永祥类似，大部分“原生态”歌手的“原生”，止于少年，而向城市、更大城市的移动，早就开始了。

　　北京刺激

　　也许是学院派唱法积弱太久，早在徐永祥得到“花儿王”称号的2000年，还没有“原生态”这个词时，个别土法唱民歌的歌手已经得到部分专家和音乐人的青睐。

　　2000年，陕西榆林地区唱信天游的赵大地进京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第一场比赛得了第二名，李双江跳起来给他鼓掌，雷蕾、刘欢都当场流下了眼泪。下场后，太多的音乐人和公司找他要电话，赵大地彻底蒙了，在等待决赛的三天三夜里，吃了20多片安眠药，以至于到了决赛当天嗓子全哑。比赛后他回到家，就把自己的门市关了张，准备做专业歌手。

　　2001年，徐永祥代表新疆参加爱我中华歌手大赛，被归到民族组。按规定话筒要立在演唱者2米开外的地方，因为音量不大，前面的歌手唱的时候，众评委昏昏欲睡。徐永祥一登场，大嗓门把评委们全震醒了。徐永祥记不太清比赛的具体地点，只记得“金铁霖、徐沛东、郭颂、王昆……平时电视上才能见的这么大的腕儿，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眼瞪瞪地望着我，激动啊！郭颂还拍着我的肩膀……”

　　2004年，山西羊倌歌王石占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田青的安排下，与崔健在北京新豪运俱乐部合唱了一首《不是我不明白》。“下面人‘石占明’‘石占明’地一直喊，把我高兴坏了！”虽然石占明因为接下来的演出“太吵”而提前退场，但歌迷疯狂的表达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青海“花儿王子”索南孙斌曾几次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原生态”歌王演唱会，对880元的VIP门票感念不已，在西宁，他所参加的演出，门票通常是3元。

　　不一样的契约

　　“据我了解，原生态歌手进京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原生态民歌策划人郭乃庆告诉记者。其中的一部分歌手，已经以各种不同的契约方式，开始了他们在北京的生活。

　　阿宝的路子是签约经纪公司。阿宝说：“找我的单位很多，包括部队。但我不愿意去，我自由惯了，我就是完全市场化的。”说起阿宝的公司，其他的“原生态”歌手口里有着截然不同的褒贬，一说:“阿宝签了个好公司啊，给他出了两张唱片，还办了个人演唱会。”一说：“阿宝的公司条件太苛刻了。阿宝很不容易，快40岁的人了，为了要快点做出来，那样的条件都愿意答应。”

　　从2004年，阿宝一直住在北京，但因为没户口，还算是个北漂。石占明的路和阿宝相反，吃“公家饭”更符合他的性格。“前后有几十家经纪公司想跟我签约，我都没有同意。他们胡弄，让你这样子你就得这样子，比如戴个牛仔帽上台。我不愿意按他们的要求作秀。”石占明说：“田青他也不想让我签公司。”发现了石占明的专家田青，被石奉为“最大的恩人”，石在事业选择上，非常听取田青的意见。2005年年底，当田青打电话给在左权的石占明，问他是否愿意去二炮文工团时，石立马同意了。

　　“县里领导和武装部的领导欢送我，说我是左权的骄傲。我进北京，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左权17万人民。”2006年秋天，石占明参军，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乘县里的专车迁往北京，住进二炮文工团的宿舍。老家的羊群，现在是雇人放着。

　　赵大地的契约又和前面两个人都不同。2003年，他考上中国歌舞团签约演员，留在北京。但因为没什么演出机会，和歌舞团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系。从2003年到现在，各种夜总会一晚上500～3000元的演出找他，他一场没去过，华纳等大经纪公司，他也没有签。如今的赵大地，与朋友一起合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我是想找一个点去突破，找到一把打开黄土文化宝库的金钥匙。而不是三五年内挣点钱了事。”

　　阿宝、石占明、赵大地是幸运儿，更多的有着“迫切的进京要求”的“原生态”歌手，围着北京这座坚城团团打转而不得其门。“他们歌儿虽然好，但在商业经验方面是弱势。”郭乃庆说。

　　2005年的一天，徐永祥正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大剧院给游客们演出，唱完了，观众中一位中央台编导叫他一起吃饭，问他怎么不到北京发展。2006年，在这位编导引荐下，徐和一家号称是与中央台有关的公司签约。初来北京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住在乌鲁木齐办事处，每天花销100元，天天跑一趟公司问有没有活儿，结果是一场演出没有。公司与他的合同里要求他付押金10万，徐说没钱，同意以后从演出费里扣。心急如焚地在北京住了半年，往家来回跑了几趟，折腾进去三四万块钱。现在徐永祥已回乌鲁木齐，在电话里要求和公司解约，公司不肯。但徐并没放弃北京，“碰到合适的公司我还去。”

　　索南孙斌收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发给的特聘民间歌手证书时，恨不得把它当奖状在家里陈列起来。他哪里想到，这张纸在日后反倒成了他留在北京的障碍。在这个为期两年的合同期间，对方只在最初的一个月中安排他参加了7场演出就再也没有了下文。7场的总酬劳仅2100元，许诺发给他的每月100元工资也从来没有兑现。2005年，他作为青海“花儿”的代表参加了著名的“原生黄河”演唱会，下台后就有经纪公司想找他。但一听说他跟文化部有约在身，纷纷退避三舍。

　　传统音乐界，懂“花儿”的专家不多。“温中甲他懂，他给我们的花儿配过器。”就凭着这一点，孙斌拜托作曲家温中甲帮他介绍歌舞团的工作，但“跟他说了，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孙斌知道阿宝歌厅的路子多，也跟他提过想到歌厅里唱，但阿宝说不行，“花儿”在歌厅肯定没人听得懂。无奈之下，孙斌只得回到西宁，开了一座“新世纪歌舞花儿”茶楼，继续收他的3元钱茶位费。

　　异形尴尬

　　握着与城市的一纸契约，“原生态”歌手像水一样义无返顾地流进都市的沙漠，按照这个城市的要求，在消弭它不需要的野性的同时，又得保持它乐得看到的野性。在这个过程中尴尬地拿捏分寸。

　　成就阿宝的是“星光大道”。在参加“星光大道”的一年间，阿宝都住在公主坟附近的一间地下室旅社。2005年得了总冠军后，阿宝改成在那附近的一家小宾馆里包房住。没地方练声，嗓子出了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阿宝几乎天天演出，一天好几个场子，因此从来没考虑过练声的问题，可签约以后，一下子静了下来，演出少了，到电视台录节目还要经常对口型，很难受。“像一个运动员本来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现在变成一个星期跑一个500米。”阿宝说，那时候嗓子整天痒痒得要命，又不能喊出来。实在憋得受不了，他就在宾馆的房间里，拿一个大枕头堵住嘴巴，把脸埋在枕头里狂喊。去年阿宝在五环外贷款买下一座独立的小院子，他在院子里栽了很多树，有槐、杨、柳，“都是像我这样大众化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喊都没事了”。

　　赵大地刚到中国歌舞团时，常有人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老师是谁？听说他居然师出无名时，都感到莫名其妙。团里虽然签了他，却不知道怎么用，以至于长时间没有一次演出。直到团里排《秘境之旅》，他才被安排进去，却是唱一首壮族歌曲。在矿区老家，赵大地是年收入近20万的小老板，可是到北京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是在自己贴钱。老家来了人，他从来不引人家到自己的单身宿舍，只说租的房子挺远的，“主要是怕回去了告给家人，惹他们心疼”。

　　赵大地窝在中歌团宿舍里吃两块钱的拉面时，另一位原生态的陕北民歌手李涛也从安塞杀到了北京，拜了总政歌舞团一位民族唱法的老师。李涛勤勤恳恳地跟这位老师学了一年。2003年，在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的推荐下，李涛去为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唱片《陕北民歌珍藏50年》中的一首歌。在老师的陪伴下，李涛在最好的录音棚里，最好的录音师面前度过了地狱般的三个小时：一首普普通通的信天游曲子，录了千遍万遍愣是唱不上去。“没正规学习以前，莫说那个调，再高一个8度我绝对不费劲。”在李涛看来，一次大好的机会就这样从眼前溜掉了。从录音棚出来，他掉了眼泪，从此再不敢往下学了。

　　“原生态”眼中的“原生态”

　　“态度决定一切”，城市化改变着“原生态”歌手眼中的“原生态”。

　　经验派的阿宝从铁的事实里继续他的经验。他发过两张个人专辑。第一张风格比较乡土，配器都用真乐器，发行量一般。第二张，改成用电脑MIDI配器，发行量远超过第一张，甚至冲进唱片排行榜的前三名。其中一首各地民歌联唱，用“咚起咚起”的DISCO节奏混起来，居然是整张专辑中最受欢迎的。今年1月6日，阿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个唱，纯乡土民歌、电子乐队伴奏的民歌、英文歌、交响乐伴奏，几种形式混搭，从观众的反应上看，最受欢迎的还是电子乐队配器、接近点通俗唱法的部分。稍后中央台的元宵晚会上，阿宝更戴上鸭舌帽穿上西装，和黄圣依携手唱起了流行歌。

　　在老百姓心目中，阿宝是“原生态”的代表，但一直以来，阿宝则是专家眼中“假原生态”的代表。对此，阿宝清楚得很。他自己从来不提自己是“原生态”。“原生态本来就是它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阿宝说：“我们这一代其实是赶上了一点民歌的尾巴。乡土生活本身都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民歌的命运注定和戏曲一样，谁都不可能挽救。”他毫不在乎专家的评价，说：“专家把你捧上了天，老百姓不喜欢屁用没有。”

　　阿宝在事实上，是很多“原生态”歌手的榜样。“像阿宝那样”，是记者在采访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李涛刚来北京时，几乎说不了普通话。在西贝莜面村饭店歌队里唱了两年后，无论是唱歌咬字还是平时讲话，陕北方言在李涛那已基本退化为一种点缀了。“那不是一种人性化的唱歌。中午12点到2点，晚上6点到9点，不停地唱，一个人每天唱四五十首，嗓子整天是充血的。”2004年安塞县的县委书记到北京找李涛，希望他能回安塞歌舞团，或者到文化馆当干部，李涛拒绝了：“现在让我回去不可能了。”

　　唱了很久，得到了一些老师的指点后，徐永祥现在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原生态基础上，声音追求科学化，“喊出来和唱出来的美感不同。”为了让最大范围的观众接受，他的唱法的“科学性”和普通话化程度已经比以前“进步了不少。”

　　老实巴交的石占明代表着“原生态”的保守血统。“我不能用普通话唱，根本不敢变呀。”参加综艺演出，他就认定了“人家往东，我就往西唱”。从一个羊倌到现在的地位，他已经极其满足了。“火与不火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往肚里装东西。那么多山西民歌，陕北的民歌，青海的花儿我现在也在唱，到死也学不完。”

　　前不久石占明还在接受军训，齐步走，喊“一二三四”，他觉得很新鲜而且非常开心。但开心归开心，要在音乐上找灵感的时候还得回左权。最近，为给山西阳泉市政府拍的一部纪录片创作主题曲，他专程回到家乡的田野里羊群中，哼出曲子用唢呐记录下来。这首歌的题目是指定的，叫《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一般》。

　　给多部影视作品创作过主题歌的赵大地更像一个知识分子，他对“原生态”的看法显然经过沉淀。“啥叫‘原生态’呀，那本来就是地道的民族唱法，只是被一个所谓的大流的东西给逼的没办法，才叫个‘原生态’。”“那些正统的歌唱家唱到60多岁气息就很困难了，而民间老艺人到七八十岁还能唱一整天，你说谁的科学？”

　　赵反对一些专家让“原生态”歌手回田间地头的想法，认为“原生态”要想真正发展，必须有一部分人进入主流。“如果学院、团体里的代表人物中，有二到三成是原生态，路才不会越走越窄。”

　　赵大地回忆起某次反响热烈的歌王演唱会，“当时感觉气氛很好，很激动，但下来仔细一琢磨，到场的几乎全是些艺术家、评论家，一个20岁以下的买票观众都没有。失败到极点了。”赵说：“如果在座的100个人里，有51个是买票的老百姓，49个是专家也算是成功了。但事实上远远达不到。”

　　赵大地的公司，正为一台名为“陕北印象”的大型演出活动立项，准备明年，以自己对“原生态”的理解和包装，推出留得住观众而不是专家的“原生态”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