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科学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钱学森书信》1—10卷出版问世了。《书信》内涵十分丰富，从科学思想到科学精神，从人生哲理到人品风范，一位大科学家的内心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作为本书的编者，我想谈谈自己学习《书信》的体会，这也可以说是我对钱学森的研究和理解。

　　（一）

　　钱学森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同时又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真理”。他在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辩证统一。

　　钱学森是怎样从一位自然科学家走进哲学殿堂的？从钱老在《书信》中的自述，我们可以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

　　钱学森早年在美国主要从事应用力学研究，或者说他“出生于”应用力学。那时的他可以说是一位“纯科学家”。但应用力学这个学科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题是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而理论成果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能指导工程设计。所以钱老在《书信》中说，他在美国搞过一点工程设计，但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他常常去工厂和实验室，察看实验情况，了解工程中的关键问题，并与工程师们结为好友。他运用自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奠定的广泛理论基础，通过数学计算，解决工程上的难题，如那时航空界存在的“音障”和“热障”等问题，因此他做到了理工结合，成为著名的应用力学家。这也是他后来所说的技术科学家。

　　他这一套理论如何联系实际又指导实际的科学方法论是在他的老师冯·卡门指导下，积20年科研经验总结出来的。

　　1955年钱学森回到祖国，作为一名爱国主义科学家，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由此推动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阅读了许多马列原著，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在美国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其实在马列原著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指出来了。这就使他坚信，科学研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

　　钱学森的学习是勤奋的，他的理解力尤为惊人。回国不久，他就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精神。1957年，也就是在他回国的第三年，应《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之约，就“科学方法论笔读”这一专题，写了一篇《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的文章。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即使今天读来也感到句句精彩。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句是：“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要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没有切身的体验，恐怕是说不出这种一语破的之话的。

　　从《书信》可以看出，这时的钱学森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一些体会，但他的思想还只限于自然科学范畴，他对哲学的认识，也只是从自然科学上升到自然辩证法。

　　钱老在《书信》中说，是“文化大革命”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仅仅懂得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他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学习社会科学。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努力学习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从《书信》中你会了解到，钱学森不仅学习“正统的”马列著作，同时他还读过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卡尔·波普等等在当时看来并不那么正统的哲学家著作。他还从中国古代的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等哲学思想中吸取精华。

　　这就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有人写信说他“执着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钱老回信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他的这一独特视角，既不同于一般科学家，也不同于一般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位哲学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

　　（二）

　　钱学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建筑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基础之上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钱老一直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等十一个大部类组成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即每一个科学大部类分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应用（其中文学艺术只有两个层次）。每一门科学的成果提炼到哲学层次的学问是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系统论、认识论等等。它们构成了这十一个科学大部类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最后，上升到顶层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钱老提出这样一个科学体系是有理论依据的。他在《书信》中引用恩格斯100多年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观点，即“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我们不但要“能够指出自然界多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要“指出多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他还十分赞赏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一段名言：“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他从这种系统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站在20世纪末的世界科学技术之巅，构筑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第一个特点是涵盖了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知识都处在这个体系的外围。他认为，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来的近百年间，科学技术有了飞速发展，这些发展应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体系的第二个特点是打通了科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系，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又必然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这个体系的顶层。

　　根据我的理解，这就是钱学森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一位科学家的哲学观，是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哲学观。

　　（三）

　　钱学森晚年曾花费很大精力研究系统科学，他倡导创建的系统科学理论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从工程控制论走到系统工程，再由系统工程走到系统学，这是他学术思想不断发展的自然历程。

　　1954年，钱学森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中就包含了系统的概念。1955年他回国以后在技术上主持领导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工作中，他在抓重大技术攻关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科研工作的管理，引进美国大型工程管理的计划平衡技术和计划协调技术，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系统工程管理。系统工程的这一套管理经验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周总理晚年曾说，这一套管理经验也可以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运用。

　　遵照周总理的遗训，改革开放以后，钱学森曾大力倡导系统工程，使系统工程在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人们在分析一个复杂问题时，时不时会说，“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推广运用系统工程的同时，钱学森注意到国外学者在系统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他认为，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吸取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创建系统科学的基础学科——系统学。在后来的研究中，钱老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和处理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系统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进展。钱老认为，他的这一理论成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他说，“从定性到定量，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讲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只是“在科学技术和计算手段大大发展的今天，我们讲的理性认识可以通过计算机更精确地加以计算，这就更科学化，更理性化了。”后来他在书信中又说：“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建筑在《实践论》基础上的，现在要说，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这就是说，在建立数学模型的曲折过程中，要发现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千万记住，矛盾是一个发展运动，会转化的。我们的失误往往都在于未跟上实际，思想僵化，不知道矛盾已经转化，出现新矛盾了。”他又说：“我想当今世界发展非常快，几十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人的意识和思想却跟不上。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有进步。如果没有社会进步，全国都停留在小农经济，大家都是羲皇上人，那幸福吗？”

　　他在另外的书信中，还用科学实例，说明毛泽东《实践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他说：“人以前只认识到原子，以为这就到头了。但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唯象科学，还要深入下去，找原子的结构，到了基本粒子。可是现在物理学又要追问基本粒子的结构。一层一层地深入下去，每上一层次的科学就是更深一层次的唯象科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

　　按照这样的哲学观，他对自己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又进行了深入地论述：“实际上，人的定性认识是初步的，或称感性认识；许许多多定性认识经过综合集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上升（即哲学上的"扬弃"）为定量认识。这个定量认识比原始材料的定性认识要高一个层次，或者说到了理性认识。等到一个方面事物的许许多多实例的定量认识累积得多了，人又会悟到这一方面事物整体的一点定性认识，这又高一个层次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是由定性跃到定量，又跃到定性，再跃到定量，……永无止境地发展深化下去。”他举数学的发展为例：“从算术到代数，常量到变量，必然到或然，都是质的飞跃，决不是只捏合在一起。”

　　他说：“非欧几何的出现显示了欧几里得几何的局限性，引起几何学的发展；现在的几何学就把非欧几何和欧几里得几何统一了。”

　　钱老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可以说在《书信》中比比皆是。他在和一位研究艺术美的同志探讨“美学”时说，他非常赞成李泽厚的观点，即“美是主观实践与客观实际交互作用后的主客观的统一”。他引用科技发展的实例说：“汽车设计，在汽车制造的早年，主观只知道马车的车形，所以早年的汽车像马车，像马车的汽车就很美了。到后来，人的社会实践发展进步了，知道高速运动的物体应该"流线型化"，这时像马车的汽车就不美了，出现了今天这种车型。”所以，什么叫“美”，什么叫“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辩证发展的。钱学森十分欣赏古今文人的美食诗文。他认为美食是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但他对当前社会上的吃喝风、豪华风，什么宫廷宴等等十分反感，说“那会将美食变为丑食”。

　　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其实好与坏也是辩证统一的。有一位搞爆破技术的工程师给钱老写信，说到他的工作，也讲了他面临的困难。钱老回信说：“在一般人心目中，总以为爆破是破坏，岂不知工程中的爆破实际上是建设。”他劝这位工程师要多作宣传，使人们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化学施工可比机械施工的效率高。一位搞机械裂纹技术研究的专家给钱老写信，讲构件中的“裂纹”也可以化害为利，主观能动地利用裂纹来断材，并进一步搞“裂纹切削加工”。钱老认为他的工作“颇有新意，值得提倡。”新在什么地方？新在这位技术人员能辩证地看问题，从而开辟了技术新途径。

　　钱老很早就关注废旧物资的利用，1958年就提倡在农村用秸秆发展沼气，也是出于化害为利这种辩证思想。

　　这些事例其实在钱学森的科学生涯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在技术上领导我国导弹航天事业20多年，就我所知，从钱老在处理一些复杂技术问题时的讲话、指示和批示来看，他在协调一些重大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技巧和智慧，除了运用他广博的科学知识以外，还能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使他比一般专家要高出一大截。他总是能在意见纷呈的讨论之后，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一个综合的方案和结论，既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又将一般的意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你不得不服。这些方面的事例，由于保密和其他原因，在《书信》中并没有反映出来。

　　对于在上世纪80—90年代理论物理学中的前沿学科，即所谓决定性与非决定性，混沌与有序问题，钱老认为这都是辩证统一的。他说：这些前沿科学“本来是从物理学、力学的研究得到的，即从自然科学认识到的。可一旦上升到自然辩证法这架桥梁，而且过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殿堂，就成为指导其他部门的理论了。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混乱现象，其实就是市场中的"混沌"，即市场的活跃，是大好事。因为它引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资源配给，是有序，即健康发展。”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进一步说：“没有混沌就死水一潭，不会出现有结构的有序化，也就没有"生命"。连一块石头都有原子、电子层次的混沌，而石头有晶体结构，这是有序。但这个结构是"活"的，原子、电子进进出出，是混沌！因此，生与死的界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真是最高境界的概括了。

　　（四）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钱老认为社会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唯物史观。

　　在他看来，如何研究社会？如何分析一个社会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有人写信和钱老探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并提出“黄土板结”的论点。在翻看了作者的著作以后，钱老认为很有新意，但似感不足，“未深入到经济结构去找我国大一统封建社会的根子在哪里”。钱老的分析是：“旧社会说"仕、农、工、商"，"仕"为首而"商"居末。但我看正是旧社会的商人，结合官大老爷，把那么大的中国锁在一起了。因为"仕"是官僚，是覆盖全国的统治系统。而封建社会的"农"是小农，是锁在小块土地上的"农"，地主也是靠小农的。"工"是手工业，最多只是小作坊，是小工。只有"商"在旧中国是利用地区不同而经营，走南闯北，大范围活动的。不是有遍布全国的晋商、徽商吗？但"商"要搞经营，又得有地方官们的允许和支持，这是商人用金钱买通的，正所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是仕·商联结的经济大网络在主宰旧中国，这就是中国封建大一统得以维持千年的社会基础。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只有在受到近代帝国主义入侵时才被打得难以为继了。中国人民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刻，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我们采用计划经济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避开了旧中国的官·商勾结。但商业活动之不足，又把经济管死了。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旧社会的官·商勾结又不免重现。对此不必大惊小怪。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就是讲英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资本市场社会后爆发出来的丑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设计全面的解决方案，要用最先进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而不能像18世纪解决技术问题时用的纯经验方法，瓦特式的方法。”他理解，这也是中央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道理。

　　显然，钱老这一大套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又与一般历史学家多从农民和农业入手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视角不同，是一种独特见解。

　　钱老还常常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一些新科学、新技术，指出新技术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钱学森不是计算机、信息网络专家，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计算机、通信（当时尚未出现网络）这一套信息技术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意义就像当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将引起一次新的产业革命。他还进一步说，200多年来，机器的出现大大扩展了人的体力劳动能力，而在21世纪，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将大大扩展人的脑力劳动能力。今后人的生活、工作、教育、娱乐等等都离不开计算机网络，人将和计算机网络组成一个新的人·机系统，那将是21世纪的“新人类”。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新鲜，但钱老却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信息网络技术远不如今天人人皆知，人人皆用的时候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超前思维。

　　钱学森兴趣十分广泛，他在谈到园林艺术时认为，我国的园林艺术是有长远历史的。我们今天除了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还要发展。今天的中国人不是昨天的中国人，21世纪的中国人也不同于今天的中国人。人的社会实践不一样了，“美感”也会不同，园林艺术要适应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说到“美”，钱老认为，那是文学艺术上升到哲学层次的学问。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始终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结合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最早是原始公社，那时人类开始有了生产，也就是有了技术（当时还没有技术的理论——科学），然后加入了一些艺术——美感。这就是说，技术和艺术从一开始就是结合的，伴生的。往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时阶级不同，技术和艺术的相互关系也不一样：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生活贫困，对艺术的要求不可能过高，基本上还是沿袭着上古时代的情况。而统治阶级则将技术（手艺）当成他们实现艺术追求的手段。至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艺术的相互关系分两条路走：一条是传统的工艺日用品，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能把封建社会中仅由上层阶级享用的东西大众化了；另一条则是封建社会没有的东西，如机器、火车、汽车等。这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只有技术，没有艺术，或者说还来不及有艺术，在这个阶段技术和艺术是脱离的。到20世纪中叶，“丑恶的机器”已为人们所厌恶，技术和艺术又趋向结合，在工程设计中要考虑到艺术的美。经过这一番对技术和艺术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之后，钱老提出，在今天，我们要主观能动地把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服务。

　　钱学森不仅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而且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自己。钱老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反对别人称他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在《书信》中多次重申：像导弹航天这样的“大科学”，远不是爱迪生时代的科学，那时他可以一个人在实验室搞发明创造。而导弹航天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集体的努力是谁也干不成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他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我想，钱学森说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不能一般地看成是个人品德上的谦逊，而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钱老坦然面对过去的“自我”。有人来信表示要为他写传，拍电影、电视剧等，他都婉言谢绝了。说“写传应是在人死了以后的事，我还没死，还没有盖棺定论，怎么写呢？至于我死了以后，写不写传，那是由人民决定的，功过是非任凭后人评说”。他对自己超然而又洒脱。

　　说到“超脱”，钱老在信中对一位朋友说：“我想中国古代说的超脱，今天能否做到？我认为可以做到，这就是要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世界，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超脱。古人的那一套是想超脱而实质上超脱不了，只好念"阿弥陀佛"！”我想，这就是钱学森一生，特别是到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人生观所达到的境界。

　　出版《钱学森书信》是一项历史性工程。但贯穿在《书信》中的科学思想，对我们正确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现状，加深理解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展望未来，迎接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目标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这就是我们花费这么大力量，整理出版钱老《书信》的最主要目的。

　　注：本文引用钱老的话，均出自《钱学森书信》1—10卷，由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不再一一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