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加沙城举行的示威活动中展示被以色列关押的亲人的照片要求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新华社发）
6月中旬，巴勒斯坦发生哈马斯与法塔赫火并的“加沙事变”后，形成了哈马斯控制加沙，法塔赫掌管约旦河西岸的分裂局面。巴局势突变无疑将对与之“唇齿相依”的以色列及其政策产生影响。
就以色列而言，对加沙和西岸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人为切断两地之间的联系，是其一贯奉行、也最为有效的控巴政策。
而“加沙事变”则为以色列实施这一既定政策提供了更好的便利。
其一，过去，哈马斯与法塔赫同处加沙，使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总有投鼠忌器之顾虑。如今，加沙已完全成为“敌国”，以色列可以放开手脚回击从那里发射的火箭弹袭击了。
其二，长期以来，以色列为了防范加沙与西岸之间的“恐怖分子流动”，通过设立检查站等方式对两地之间的交通及人员来往严加控制。然而，在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后，如何在加沙与西岸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地理联系，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做准备，成为巴以谈判中的一个棘手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以色列曾答应在两地之间开辟两条封闭的南北“安全通道”，供两地巴勒斯坦人来往。一条由加沙通往西岸北部城市拉姆安拉，另一条通向西岸南部城市希伯伦。1999年10月，巴以经过谈判，以色列开通了南部通道。但出于“安全考虑”，北部通道一直迟迟没有开通。“加沙事变”后，以色列即可以孤立哈马斯政权为由，“名正言顺”地关闭两地间的通道，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其三，以色列早就视加沙为“包袱”。在1978年以埃谈判时，以色列就满心希望埃及能够重新接管加沙，但遭到当时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严词拒绝。2005年，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力排众议，实施了“脱离接触计划”，一举撤出加沙所有的犹太人定居点。如今，让哈马斯背起加沙这个沉重的“包袱”，无疑更有利于削弱其执政基础，正中以色列下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哈马斯占领加沙将是“脱离接触计划”的最好结局。此外，法塔赫和哈马斯各据一方，中间隔着由以色列控制的“缓冲地带”，似乎更能有效地防止两派直接流血冲突的再度发生。
但另一方面，加沙若长期为哈马斯所控制，也会对以色列安全造成威胁。“哈马斯宪章”中明确指出，哈马斯是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入侵巴勒斯坦的“圣战”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多年来，哈马斯一直坚持这一宗旨，并高举“圣战”大旗，与法塔赫奉行的和谈政策唱对台戏。即使在赢得议会选举、成为执政党后，哈马斯也没有放弃这一宗旨。对以色列来说，具有强烈反以色彩的哈马斯成为加沙的主人，好比在身边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加上哈马斯有反以“急先锋”——伊朗支持的背景，更将让以色列寝食难安。
长期以来，哈马斯一直不断在加沙对以军及犹太人目标发动袭击，令以色列很是头疼。2005年沙龙决定实施“脱离接触计划”，单方面撤出加沙，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意把球踢给法塔赫，让他们履行约束哈马斯的职责。然而，昔日兵强马壮的法塔赫却出人意料地“败走麦城”，结果让加沙完全变为哈马斯的天下。无疑，加沙很有可能就此成为类似南黎巴嫩地区的反以“前沿阵地”。不仅如此，由于加沙人较西岸人更加仇视以色列，这里的年轻人时刻都有加入哈马斯或其他伊斯兰武装派别的可能性，成为潜在的反以“预备役”人员。
以色列面对哈马斯掌控的加沙却陷于两难境地：若加大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力度，难免殃及平民，激起加沙人对以色列更大的仇恨，反而会有利于提高哈马斯的声望；反之，若默许对加沙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则有助于加沙安全与秩序的恢复，又等于间接地帮助哈马斯巩固政权。
此外，以色列还担心哈马斯在加沙站稳脚跟后，有进一步“染指”西岸的危险。理由是，在西岸的一些城市，如纳布卢斯和杰宁等地，仍有不少哈马斯的支持者。尽管哈马斯在西岸没有武装组织，但其在加沙的胜利对西岸的哈马斯支持者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哈马斯完全可以通过号召支持者们发动针对法塔赫的“因提法达”（起义）的方式“进军”西岸。“加沙事变”后，哈马斯“元老”之一、实权人物扎哈尔在接受德国一家杂志采访时，便扬言要前往西岸追杀“叛徒”（指原法塔赫驻加沙预警部队司令达赫兰）和“以色列间谍们”（指达赫兰的追随者），还准备使用炸弹对付法塔赫。若此，以色列安全无疑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威胁。
总之，哈马斯这个以色列的“眼中钉”盘踞加沙，无疑成为以色列的心腹之患。所以，在哈马斯放弃敌视以色列的“三不政策”之前，以色列对加沙的孤立与围堵不会停止，双方主动攻击与报复还击的武装冲突仍难以避免，并将成为中东地区形势动荡的一个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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