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而生动的土耳其(组图)

本报记者 王立文

　　伊斯坦布尔依然不知道它到底属于哪里。它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记忆和失忆之间徘徊。

　　——作家Elif Shafak

　　7月22日，土耳其将进行总统大选。

　　6月底，我有幸随着中国新闻代表团，走进这个国人感觉神秘的国度。

　　临行前，我没有查看一份有关土耳其的资料。我有意识地将这份神秘保持到最后一刻。我的本意是：用最为本能、最为直接的感觉，注视土耳其，倾听土耳其，感悟土耳其。

　　我最终所捕捉到的，果然是一个矛盾的身影：这是一个因历史的繁华而负重的国家，因现实的选择而失衡的国家，因错位的角色而生动的国家。

　　历史的荣光与负重

　　分离与合一的选择

　　现实与情感的失衡

　　历史的荣光与负重

　　地处亚洲、欧洲、非洲相交的十字路口，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土耳其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军事势力激烈碰撞的焦点。

　　根据土耳其官方资料，土耳其人的发源地是中国新疆阿尔泰山一带，也就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读到的“突厥”。在唐代，突厥汗国被唐军所灭。突厥人被迫西迁，并在小亚细亚安顿下来。但迁徙的难民不甘心就此蛰伏。怀揣着成为希腊罗马帝国合法继承者的梦想，他们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并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成就了傲视群雄的奥斯曼帝国。这曾经是一个令其他民族心生寒意的王朝，其版图扩及欧亚非三大洲。但此后的历史，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败，给土耳其人留下更多的是屈辱。二十世纪初，他们开始沦为英、法、德等国的半殖民地。直到1919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发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并在1923年10月29日成立土耳其共和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从难民到帝国，从帝国到殖民地，从殖民地到独立的国家，繁华与残败，衰落与崛起，土耳其人的历史始终大开大合，始终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强大的中国大唐，强大的希腊罗马，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强大的拜占庭王朝，都与这个古老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几乎所有最撼人心魄的历史剧，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惊人的投影或隐秘的线索。

　　在走访的第一个城市——伊斯坦布尔，我们时时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这个被中国记者的前辈穆青先生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拥有三个伟大的名字：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提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史学家们蓦然无语，胸中涌动敬畏。难怪土耳其人更愿意引用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名言：如果世界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有一座精美的建筑——圣索非亚大教堂。这个最早由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创建的教堂，随着基督教前沿阵地拜占庭帝国的衰亡，也沦落为伊斯兰教徒的战利品。他们把原有的基督教相关的图像覆盖掉，涂上富有伊斯兰风格的画面，改作自己礼拜的场所。但由此也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教派之争，到了社会氛围较为宽松的共和国时期，终于有了折中的办法，两个教派同时退出，并恢复了此前的部分基督教画面，便有了今天的阿亚索非亚博物馆。

　　参观那天，博物馆正在维修。我们看到两个教派同时留下的痕迹，时空的转换仿佛就发生在那薄薄的一层涂料之间。我想：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地方，能见证两种宗教如此直观地短兵相接，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呈现不同教义的排他性和令人尴尬的相互衬托。

　　我，就在那个离地55米高的巨大圆顶下，审视这有趣儿的一幕，一个本来是安抚心灵的肃穆场所，似乎让人闻到了争斗的硝烟。在我的身边，有不同肤色的游客走过。他们之中，肯定有基督教徒，也有伊斯兰教徒。他们在想什么，我无从知道。但我知道，历史一旦发生，绝不会了无痕迹。正如今天的土耳其人，他们可能会以不同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们血液中所流淌的奥斯曼元素，终究会影响他们今天的判断与选择，也影响到别人对他们的判断与选择。

　　在土耳其，我听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声音：一种认为，现代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现代“袖珍版”和直接继承者；另一种则对此坚决否认，这往往代表官方的态度。土耳其外交部东亚及非洲司副司长塞拉普·亚塔伊女士说，我们不是“奥斯曼帝国继承者”，欧洲的政客不能以此作为拒绝我们加入欧盟的借口。

　　这就是土耳其人心理上的第一种冲突：奥斯曼帝国是他们自信的资本，是他们的图腾，是他们的神话，是他们心中永不磨灭的民族情结。他们需要这种精神意义上的符号，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实现新的复兴。但与此同时，这个强悍的帝国，也在其他民族的心灵上投下了同样是永不磨灭的阴影，而依旧执著地迷恋于历史曾有的繁华，更容易让别人想起那个仗剑傲视天下的影像，并永久地关上友谊与合作的大门。这将使这个本该是沟通欧亚非的跳板，成为一道隔阂世界的障碍；使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区位优势，沦为一条永不通航的海峡。

　　这也正是奥斯曼帝国留给现代土耳其人的遗产：忘却或铭记，一个艰难的选择。

　　分离与合一的选择

　　开国之父——凯末尔总统陵墓和纪念馆建在安卡拉市的一个山顶上，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城市。

　　我宁愿相信，安卡拉人把他看成这座城市的守护神。

　　号称“世界之都”的伊斯坦布尔，没有成为今天土耳其的首都,倒是安卡拉这个貌似平庸的高原古城，成了土耳其的政治中心。我们在安卡拉参观的第一站，就是拜谒凯末尔总统陵墓。因为在土耳其人的心目中，长眠于此的凯末尔，才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主人。

　　我们一行抵达陵墓的时候，有正午最明丽的阳光。我们出来的时候，一场暴雨骤然而降。安卡拉记者协会的人说，这里缺水，夏天很少下雨，你们给我们带来了甘霖。我们以同种复杂多变的心情，走近这位土耳其的民族英雄。

　　1919年前，土耳其被欧洲多个国家瓜分，是凯末尔将军带领土耳其人打败了殖民者，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纪念馆有三层，主体部分在地下，我们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在布满凯末尔画像和雕像的长廊中穿梭。凯末尔将军所用的弯刀、手枪、烟斗、戎衣等一一陈列如仪。我们可以从他的图书、文件、笔迹等史料中，寻觅那个烽火岁月的特定痕迹。凯末尔指挥的几次重大转折性战役都发生在海边，展馆用现代化声光电技术营造了战场气氛，隆隆炮火声在耳边回响，地上有正在燃烧的木块，红红的火苗闪烁着，其背景则是蓝色的海洋，将军的子弟兵正与敌人浴血奋战，而他本人永远是那样镇定自若，坚守在一线阵地。这是一位个子不高、略显清瘦的军人。唯一独特的是他鹰一样的眼睛，让我过目难忘。此后的访问中，我在土耳其各地都看到了这个身影。各种不同形象有着一样深邃的眼神，即便是微笑，也英气逼人，令人肃然起敬。

　　而我的思绪就在这些重叠的眼神中飞远。一个声称有古老民主传统的民族，一个共和制国家，为什么会以如此隆重的方式，厚待这位民族英雄。我们所参观的各新闻单位，无一例外地在最醒目处，矗立着他的铜像，雕刻着他的题词，而且没有一处雷同。据介绍，在土耳其，所有的政府机关，包括学校和市民广场等，都必须悬挂他的相片。而其他人绝不能有同样的礼遇。这个在土耳其人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像，仿佛就是世俗的神。

　　在没有答案的时候，我想起了宗教。

　　土耳其98%的人口为穆斯林。在许多教徒的心中，有一尊不可替代的真主。在土耳其，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无疑是大大小小的清真寺。仅伊斯坦布尔，就有清真寺3000余座，宣礼塔1000余座，可供1000万穆斯林礼拜之用。远远望去，许多圆顶建筑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侧，笔尖一样的宣礼塔刺向天际，蔚为壮观。

　　在伊兹密尔记者协会，记协主席艾罗尔·亚金希拉先生谈得最多的不是新闻，而是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他说，现在有两股势力在影响土耳其大选，一派主张政教合一，一派主张政教分离。在我们抵达伊兹密尔的当天，有20万赞成政教分离的民众上街游行，强烈反对政教合一，许多家庭在门前悬挂着印有凯末尔头像的国旗。亚金希拉先生说，土耳其是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这是我们宪法所规定的。他担心政教合一的思潮一旦在政治上得势，将危害凯末尔将军亲手缔造的共和国。

　　政治和宗教的离与合，已经从潜在层面的纠缠，进入现实生活的争斗。在对于政教“合”与“离”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或干脆保持缄默。但是，面对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所有的参选党派和个人都必须给出明白无误的答案，并以此争取更多的民意。

　　这是他们又一个矛盾而艰涩的选择。

　　现实与情感的失衡

　　欧盟，是土耳其人心头长久的痛。

　　那是一扇沉重的铁门。几十年来，土耳其人一直在叩击这扇大门。骄傲的奥斯曼帝国的后代，用坚韧和执著，还有委曲求全，像当年与罗马的十字军作战一样，坚持不懈地攻打这个令他们爱恨交加的“城堡”。他们用了一个优雅甚至富有诗意的称谓——“脱亚入欧”战略，其本身就易让人有所联想。

　　97％领土属于亚洲，3％领土属于欧洲，土耳其是世界少有的地理归属身份不明的国家。正是这种身份不明，使得土耳其人拥有很大的自由想象空间，但也为制约他们施展抱负埋下了伏笔。

　　“脱亚入欧”的创意同样来自国父凯末尔，尽管当时还没有“欧盟”这个概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带领国人赶走欧洲殖民者，凯末尔就出语惊人：若要生存，就必须“脱亚入欧”。这种貌似矛盾的逻辑，实质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其中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直接驱动。凯末尔向世界宣布：“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始于它陶醉在对西方的胜利中而切断了与欧洲各民族的联系，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不会重复这个错误。”

　　此后的土耳其加快了西化进程。打着“揭开面纱、穿上西装、走向西方”旗帜，他们不遗余力地投身于与欧洲的友好合作。为了迎合欧洲人的标准——出台了数千项改革计划；大范围地修改了法律，废除了死刑；对“有分裂倾向”的库尔德人采取了更为怀柔的政策，承认了库尔德语言的合法地位；并通过积极争取成为北约成员、欧洲共同体的联系国，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

　　土耳其人以多重身份登上了欧洲的舞台。然而，最为现实的“俱乐部”也是他们最看重的组织——欧洲联盟始终没有接纳这个最虔诚的申请者。自1987年申请加入欧盟起，土耳其“入欧”之路整整走了20年。在这漫长而曲折的旅途中，除了在1999年获得“候选国”这一虚无缥缈的“资格”，土耳其几乎一无所获。

　　历史以惊人相似的方式揭示着现实的无情。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则苏丹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给罗马教皇写信要求承认其正统地位，结果遭到了断然拒绝。500年后，土耳其在重复同样的命运。欧洲虽然看重土耳其经济政治地缘战略重要性，但在宗教和文明的层面上始终将它当作穆斯林世界扩张的代表，其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价值观等诸多方面与基督教文明的差异，使得目前仍是“基督教俱乐部”的欧盟心存戒意。与周边领国的冲突、贫困、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等多重因素，也让欧盟对自己能否吸纳和消化这么一个欧亚大国信心不足。虽然没有像罗马教皇那样断然拒绝，但他们久拖不决的讳莫如深，比那种明明白白的果决之举更加令人失望。

　　土耳其人终于明白，他们铭记了奥斯曼与欧洲断交的教训，但却犯下了另一个方向性错误：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尤其是在欧盟问题上，自己的进退去留，实际上操纵在别人的手上。

　　长期所扮演的悲情角色，已经激发了国人心中深埋的民族情结。“土耳其”一词由“突厥”演变而来。在鞑靼语中，“突厥”是“勇敢”的意思，“土耳其”意即“勇敢人的国家”。许多人包括部分中国人说起土耳其的时候，都会提到他们的狂热，像土耳其的足球球迷。但狂热的民族、勇敢的民族，往往是有梦想的民族。“梦想”是这个民族创造神奇历史的动力，现在却驱动他们走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2005年，当土耳其开始正式入盟谈判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但随后缓慢而痛苦的谈判过程，在一点点地摧毁人们的乐观情绪。还有部分人从民族情感出发，从一开始就对加入欧盟的设想产生怀疑。我们代表团的翻译马先生，是一位纯粹的伊斯兰教徒，对每件事情都极为严肃认真。在一次重要的活动期间，他突然提出要中途离开两个小时，因为这是他做礼拜的时间。他对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评价是两个字：做梦！除掉对欧盟久拖不决的态度失掉忍耐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一旦真正进入欧盟，就会成为欧洲国家的附庸。马先生说，如果加入欧盟，我们会再次成为别人的奴隶。

　　土耳其又一次徘徊在现实和情感之间。靠拢和融入“欧洲大家庭”，意味着融入西方社会，意味着在该区域的政治地位和影响的提升，还意味着能够从欧盟得到许多经济援助，有效地缓解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但面对屡屡受拒的残酷现实，大部分土耳其人已被欧洲的政策搞得疲惫不堪，充满着挫折感。据有关资料显示，民众对于加入欧盟的支持率已经从几年前的80%，锐减到近期的不足50%，也有资料说一度曾降到32％。

　　20年的坎坷历程，20年的苦苦等候，百感交集的土耳其人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面对“想说爱你不容易”的欧洲大门，土耳其将何去何从？或许，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也不会给出最终的答案。但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世纪难题，我们或许能从选举所反映出的民情民意中，寻找到用以解读这个民族心路走向的最新线索。

　　笔尖一样的宣礼塔很壮观

　　漂亮姑娘笑容灿烂

　　风格独特的土耳其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