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粪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图)

　　民族主义愤青的崛起

　　南都周刊：19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再度兴起。

　　张闳：一般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才容易出现的。它出现在1990年代的中国，情况确实非常特殊。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当中，一般而言，这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毫无疑问，它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进入全球化体系会引发民族认同危机吗？

　　新的国际秩序需要学会新的外交原则。这些原则既有“丛林原则”式的强权政治，又有多重势力相互妥协的商谈政治。这两种交往原则，中国人都没有学会。既无力应对强权，又不懂得妥协。挫败感无可避免。这就刺激了100多年来中国公众最敏感的心理旧创——民族屈辱。100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圆环。在民族主义这一点上，官方新的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心理达成了空前的契合。对于愤青来说，适当地表达一下民族义愤，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心理上也是安全的。

　　南都周刊：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它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闳：尽管《中国可以说不》是一本刻意制造出来的粗糙之作，但它确实是合时宜的。“说不”，是表达愤怒的通行手段。国家可以“说不”，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说不”行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将“说不”行为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这对愤青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尽管他们未必知道为什么要“说不”、对什么东西“说不”和如何“说不”。

　　南都周刊：伴随着网络的普及，“愤青”一词频频出现在BBS及QQ群聊天室。充斥论坛的往往是各种漫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最新的一个事例，就是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被骂为汉奸，被迫失声。怎样看待网络极端愤青的杀伤力？

　　张闳：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大陆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葛红兵的言论确实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他恐怕还没有资格被称之为“汉奸”。

　　其实，愤青是话语权利资源相当稀薄的一群，如果没有互联网，他们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旦有了这样一个意见发布平台和表达权利，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群体效应，为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护，愤青只能满足于在虚拟空间里获得一些虚幻的表达权。虽然他们依靠数量和音量，似乎发出了很强的声音，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因而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依然是话语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表达权相当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个版主随随便便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把他们的言论删除得一干二净。所以，这种貌似强大的声音，实际上是弱不禁风。虽然我不支持愤青们的暴力化的表达，但我觉得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充分和更可靠的表达权利和表达空间，否则，这种暴力化的反弹将会更严重，后果也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