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粪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图)

　　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就目前来看，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不顾道德和国际法则，通过将本·拉丹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全球化时代，从国与国以及国与地区的关系来看，民间的民族主义具有微妙的制衡机能，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如何来看待这一类愤青的影响？

　　张闳：我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并不特别在意，无论它是反美还是反日。一般而言，它还只是停留在盲目的情绪冲动的层面。这种盲目的本能冲动，隐含着某种危险性。但要传化为危险的行动，还需要一些重要条件。一是极端主义理论。比如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伊斯兰原教旨为理论基础。二是强人式的领袖。目前中国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愤青，缺乏这样的条件。

　　民族主义是一个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凝聚力，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强人式的精神领袖似乎也没有可能出现。缺乏这两者，愤青就只能沦为乌合之众。依靠盲目的本能冲动纠集在一道，一有什么危险的风吹草动，旋即做鸟兽散。萨达姆就上了这些人的当。当初他们支持萨达姆，狂热反美，结果怎么样呢？国家真有危难，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从国内原因来讲，有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会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不利于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而且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个有没有道理？

　　张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极左思潮是最容易结盟的。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将是社会政治生态急剧恶化的征兆。不过，这还要看这种思潮所影响的人群。在现代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国家发展走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依靠人群的数量。如果人数能决定国事，那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了。

　　南都周刊：有社会学家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虽然爱国，但其激进的思维方式和言论却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终导致误国。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如何评价以上言论？

　　张闳：我在网上已经看到过称鲁迅为“汉奸”的言论。这已经够极端的了吧。如果鲁迅也是“汉奸”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些“爱国者”所爱的“国”是一个什么东西了。我只能称他为“无赖”。这种无赖实际上什么都不爱，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应对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对这种人，有一个西方思想家说得一针见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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