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愤青说句话：没有愤怒何来理智

　　为愤青说句话：没有愤怒何来理智

　　愤青，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因为愤怒而年轻，因为年轻而愤怒。然而，愤青在今天却已经变味了，变质了，恐怕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

　　青年是一个人成长所必须经历的阶段，也是一个人生命中最精彩与最辉煌的阶段。

青年不同于少年，也不同于中年，青年是一个人在未经世事与饱经沧桑之间蜿蜒曲折，起伏跌宕的一段特殊路程，也是一个逐渐变化与调整的转折期。梁启超作为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其《少年中国说》堪称是将国家，社会与人生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的经典佳作。

　　一个国家，她的文化有没有生命力，她的科技有没有竞争力，她的社会有没有优越性，她的教育有没有超越性，均可以直观的从青年身上反映出来。然而反观当今中国的青年群体，一句话——中国的青年已经被社会风气玷污了，被文化取向软掉了。或许这句话有点刺耳，有点偏激，有点“愤青”的味道，但这想必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符合当今社会现象的结论。

　　曾几何时，“愤青”这个词语从一个中性词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一个施加于青年头顶上的“黄盖头”，它遮住了青年们“愤怒”的双眼，只剩下“颤抖”的身体。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使得中国的青年有了“言论自由”的窗口，也使得“愤青”这一特殊群体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但是，无论褒贬，无论错对，无论怎样，这些“愤青”们始终还是爱国的，他们的愤怒更多地来自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心态。他们望见满眼的不公与不平等，看见社会的糟粕与黑暗，他们需要说话，需要发言，然而他们的声音又是极其微弱的。久而久之，抱怨叠加变成了愤怒，变成了失去理智的愤怒，所以他们成了“愤青”。但他们需要愤怒，需要用愤怒来吸引国人的注意，需要用愤怒来惊醒麻木的国人，需要用愤怒来刺痛“乐不思蜀”的国人，因为没有愤怒，真正的理智也会“胎死腹中”。

　　然而可悲的是，“愤青”却在被逐渐丑化。五千年来，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还在被“封建思想”所奴役着，封建时代行学做官讲究门第出身，现在我们升学工作讲究背景关系，封建时代做“父母官”是为了黎民百姓，现在我们做官是在为人民当家作主，封建时代讲究士农工商，三六九等，现在我们以职业分贵贱，以工作排辈分，我们进步了吗？实话说，我们确实进步了。但我们的进步，真的不算多。我们只是物质生活优越了点，娱乐生活丰富了点，文化生活“与时俱进”了点。这些充其量真的算多吗？

　　请不要把“愤青”和“粪青”联系的那么紧密，后者就是一些喝了点文化墨水，只会开口骂南，闭口骂北的“有知之士”，而我所要为“愤青”这一群体说话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有知之士，更是有志之士。将近百年之前的北大校长，近代学术自由的倡导者蔡元培先生就曾经说过“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就是要容许那些最刺耳，最愤怒，最偏激，最大胆的见解发表出来，不能一味的扼杀与压制。因为真理越辩越明。

　　相反地退一步说，“愤青”总比沉默的大多数与奴化的那些人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有实际的用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