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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明(省政协副主席、博导): 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是第九届省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纵观这套系列全书,我以为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具有地域范围比较全面的特点。对于明清晋商历史的研讨,过去由于受史料缺乏的限制,明代多侧重于山西南部地区,清代多侧重于晋中地区,而全省其它地域的晋商活动涉及不多,这样就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所谓晋商即晋中票号商和晋中几个商人大院为代表了。
实际远非如此,明清晋商乃全省各地域商人总称,即晋帮商人,或称山西帮商人,在全省各地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晋商活动历史,仅以晋中商人来说晋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这次通过对全省11个市按地域范围搜集整理出的资料,对比较全面系统研究晋商历史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许多市还按照乡镇、商业街市列出了晋商活动历史。
二、具有内容比较丰富的特点。明清晋商活跃商界500余年,历史资料相当丰富,但是多数散落民间,缺乏统一、集中的资料库。《晋商史料全览》力求弥补这一缺憾,按照商界人物、商业家族、行业春秋、字号纪事、商家宅院、商镇码头、会馆庙会、文献碑刻、商海生涯等分门别类,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资料搜寻与整理,特别是关于商业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多彩。
三、具有“三亲”史料特点。“三亲”是指亲闻、亲见、亲历之事,这是政协文史资料的一大特点,也是与当今盛行的“口述史料”搜集,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四、具有稀见资料的特点。史料贵在时代早,稀见且不是孤证,并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严密性。孔祥毅(原山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博导):
《晋商史料全览》工程浩瀚,涉面宽阔,图文并茂,叙述客观,是中国地方商业史史料整理中最为浩大的工程之一,而且丛书设计先进,印刷精良,具有重要的保存价值与使用价值,是晋商研究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
我之所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基于个人的亲身感受。晋商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两起两落。第一次研究高潮是上世纪初到30年代,有一批先觉先知的学者、官员和晋商老经理等写了一批总结回忆性的文章。第二次高潮是1960年到1990年,山西财经学院在党委书记、当年的山西省副省长武光汤倡导支持下进行的山西票号研究,历时30年,到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山西财经学院与人民银行编写组编辑的《山西票号史料》。第三次高潮是1991年到1994年。1991年夏,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为我和张正明同志合作的一篇文章亲自写了1000多字的按语,作为内部参考在山西省委《工作与研究》刊载,发至县团级干部学习,晋商问题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学院,在全省干部与知识界广为传播,三个月后《山西日报》用两天两版发表了这18000字的文章,引起社会关注。第四次高潮是1995年晋中地委申维辰等同志邀请中国商业史学会专家在晋中开会,研究讨论开发晋中晋商大院旅游走廊,推动晋中经济发展,把晋商研究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并且很快得到了效益。晋商的故里在山西,不仅仅是在晋中。这一次《晋商史料全览》的出版,我认为是一个重要事件,是第五个高潮的到来。行龙(山西大学副校长、教授):
山西省政协编辑的《晋商史料全览》大型系列丛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完成对于晋商研究的深入发展将会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学术界对晋商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综其要者,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探究晋商兴起、发展和衰败的原因。其二是研究山西票号兴亡的历程及其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三是探析晋商经营理念和伦理、价值观念,揭示传统文化对晋商的深刻影响。其四是对晋商与地方政治、戏剧文化、民俗文化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其五是对晋商在全国各地的会馆及会馆文化进行考证和研究。此外,许多学者还对晋商家族与个人的历史、晋商边贸情况、店铺号规等问题做了研究。已有的研究尽管成绩斐然,但不足之处也明显存在。就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对晋商本身的研究上,即就晋商言晋商,显示出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同时研究中人云亦云,就地徘徊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要弥补上述缺陷,使晋商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就需扩展研究视野,对晋商进行多角度、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在继续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同时,对晋商开展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的探讨。晋商作为一个称雄数百年的商帮必然与其所在地的政治、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变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晋商与地方社会的联系和互动是特别应予以关注的学术领域,此外,晋商研究的深入发展还需走向田野与社会,挖掘出大量的可资利用的新史料。目前晋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比较落后,已经成为制约晋商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瓶颈。晋商与地方政治、文化、社会关联互动的史料在一些方面、一些地方几为空白,致使相关研究成为无米之炊而无法开展。王守恩(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近些年来,晋商研究出现多学科考察的趋向,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晋商成为晋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并已取得一批初步的成果。例如:张正明先生出版了专著《明清晋商及民风》,刘文峰先生出版了专著《山陕商人与梆子戏》,一些学者发表了研究晋商的教育、伦理、信仰、婚姻、家族、生活消费、群体心态以及晋商与人口迁徙、秧歌戏曲、西教传播、风尚习俗等关系的论文。但是,晋商与地方社会的关联互动远不止这些。在近世中国称雄500年的晋商既是山西社会的产物,又对近世山西社会的结构、生活、功能及其变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继续进行这些方面的考察,不仅是推动晋商研究的途径之一,而且也是深入开展近世山西社会史研究的任务之一。
目前,近世山西社会史研究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从对晋商的社会史研究来看,已有的资料大多局限于晋中地区,局限于已经发表的文献,其他地区的情况很少得到反映,大量的民间文学、实物、口碑资料多未得到利用。因此,对一些相关课题的探讨有的存在“炒冷饭”现象,有的甚至几为无米之炊。在此情况下,山西省政协编辑的《晋商史料全览》的出版发行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与以前问世的几种晋商史料汇编相比,《晋商史料全览》大大突破了地区范围的局限。这套系列丛书以市为单位各成一卷,使山西各个地区的情况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反映。除了已经发表的文献之外,该书还收入不少尚未发表过的原始资料。例如:档案、碑刻、墓志、诗文、杂记、家谱、合同、契约、照片以及民间的传说、故事、谚语、歌谣等等;行业的章程、规则、习俗、字号店铺的执照、商标、广告、票据、账簿、器具和当事人及相关人士的传记、书信、回忆等也十分珍贵。王勇红(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硕士):
《晋商史料全览》丛书中收录的有关晋商的碑刻资料多达两百多篇,其中《晋城卷》收录最多,接近百篇,编者付出的努力、艰辛,由此可见一斑。该丛书的碑刻,部分取自古籍文献,如《晋城卷》第506页的《重修泽州城楼碑记》,选自《泽州府志·艺文志》;《临汾卷》第466页《刘镇墓志铭》,选自《洪洞县志》。实际上,该丛书的碑刻资料更多是编者由原碑直接辑录、整理的,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其中晋城卷71篇,临汾卷17篇,忻州卷15篇,阳泉卷11篇,朔州卷7篇,运城卷5篇,长治卷4篇,吕梁卷3篇。《晋城卷》中辑录的许多碑刻,在《晋城金石志》(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均未收录。《三晋石刻总目·晋城市卷》(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中亦未收录。由此可见,该书碑刻资料是编著者花了大量精力实地收集而来的。
纵览全书,《晋商史料全览》收录的碑刻有以下三个特点:1、资料新。收录的碑刻大多为其他已出版书籍中未见,属于首次公开出版的史料。2、种类多。有碑碣、墓志等多种形式。3、内容广。有记录修建庙宇时商人捐资布施的情况;有记载商人生平的墓志铭;有的记载晋商会馆的情况;有的记录了商人从事各行业的情况;有关于商业规章制度的;有关于商人捐资修桥补路的。可以说,该丛书收集的碑刻资料是佐证明清晋商活动的直接史料,充实了晋商研究的内容。孙丽萍(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晋商史料全览》这套资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涵盖面广,创新性强。全省范围内征集史料,不再局限于晋商活跃的晋中和晋南等旧有的地域,而是扩展到全省11个市;部头庞大,全书11卷,总计500余万字;内容丰富,涉及人物之众,行业之繁,城镇之多,超出以往,其中的不少内容是过去从未有人提及的。比如《吕梁卷》中,柳林三镇——锄沟、青龙、柳林,临县的招贤镇,等等,在晋商史料中首次出现,丰富了资料内容,增加了份量,特别是许多方面有了新意。创新有观点的创新,有题材的创新,有发现的新史料和新素材,而本书中最多的是新的史料。另外,增加了晋商后人的口述资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二是体例统一,编排比较合理。以11个市进行资料划分,每市独立编成一部50万左右的历史资料。在编排中强调了三个突出,“突出晋商名人,突出名老商号,突出地域特点”,全书分为人物,行业春秋、字号记事、商镇码头、商家宅院、经营谋略等,线条很清晰,内容很集中。
三是基本上达到了编委会的预期目的,提供了一套“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实用性强,好看好读的精品图书”。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人力集中财力办了一件大事情,资料征集和出版的力度都非常大。参与人员众多,工作头绪庞杂,组织协调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项大的文化工程。当然现在如期出版了,其中浸透了从主任、主编到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但是也换来了辛苦劳动的丰硕成果,这套资料的影响力也肯定会超过以往的不少晋商著作。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晋商的史料,需要夯实晋商研究的基础,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然后才能进一步全面提升晋商研究水平。《晋商史料全览》正是从这个方面完成了许多人不大愿意做的基础性工作,对今后晋商的研究提供了原料。
四是大大充实了晚清民国山西社会的研究内容。本书的资料细节描述清楚,人物特色鲜明,有的还用了大量的方言,众多的事例,生动有趣,可读性强。文献、民谚、口碑、口述、民谣等资料,均可以为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学者提供丰富的补充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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