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25 本报记者 周欣宇
这是一组来自旧上海的老底片，其中4×5干版页片和6×6的120胶卷底片，分别约占80％和20％。它们纷乱地插在印有“英明照相馆”的棕黄色牛皮纸袋里。
照片中的人物或穿西服洋装，或着长衫旗袍，出入于洋房、花园、网球场和高级餐厅，显然过着奢华的生活。
而底片中的孙中山奉安大典和航空队镜头，似乎又昭示着这个家庭与政治的特殊关系。
然而照片中的主人公是谁？具体拍摄于哪个年代？他们在做什么？为何曾经如此显赫，却没在历史上留下一丝痕迹？他们有后人吗？后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刘钢把900多张老底片摊满了桌子。一张一张看过去，忍不住轻轻摇了摇头。他叹口气，自己嘟囔起来：怎么仅仅数十年功夫，这些谜底便被雨打风吹去了？嗨，恐怕再也无从知晓了！
以3万元的价码买断了全部老底片 今年3月底的一天傍晚，刘钢吃完晚饭，漫不经心地打开电脑，登录到一个叫“孔夫子”的网站。这是一个活跃的收藏平台，刘钢习惯于每天上去兜一圈。
这个留平头、戴眼镜的42岁的北京汉子，平时总是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衫，说话带着原汁原味的京腔。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下海办公司，先后做过通讯、零售等各种生意，尽管项目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最大的爱好始终没变——摄影和收藏。
刚瞥了一眼，刘钢便被一个上海网友转让900多张民国老底片的消息吸引住了。卖家称，这组底片中有关于孙中山奉安大典的影像记录。
“没准里面还有别的名人呢？”刘钢心里盘算着，却又拿不定主意，于是打电话请教博友中的摄影评论家鲍昆。“马上拿下！”鲍昆当机立断。
受到鼓励的刘钢次日一早便乘最早的航班飞抵上海，并以3万元的价码买断了全部老底片。
当晚，鲍昆等摄影圈的一帮朋友相约在一家餐厅等候刘钢。他们都是因在同一家网站“博联社”写博客而相识的博友。这家开始于今年1月底的网站，全部采用实名制，目前已有5000多注册用户。虽然注册数量并不算多，但聚集的大多是知识界、文化界一批颇有想法的人。
晚上10点多，刘钢带着底片从机场直接赶往餐厅。大家迫不及待地传看底片，发现内容大多是一些人的合影、旅行、活动、祭祖、结婚等等，也有一些风光图片，但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叫得出名字的人。原本吸引刘钢、鲍昆的“孙中山奉安大典”的底片，实际上还不到10张。
“当时其实有点失望。”杨浪说。这位财讯传媒集团的副总裁、地图收藏研究专家，也是刘钢的博友。
因为数量太大，涉及的时间、空间太芜杂，研究这组照片“笃定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为此，杨浪和鲍昆提出一个想法：把照片放到网上，利用互联网的平台，看看博友们能不能考证出其中有价值的信息。
一番筹划之后，刘钢接受了这个建议。鲍昆马上利用个人关系，替刘钢联系了一位热心的图文制作公司老板，用最好的滚筒扫描设备，以最低的价格，将底片全部扫描并修复出来，为网络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
随后，刘钢把部分底片陆续上传到博客上。博联社总裁、曾为新华社《环球》杂志总编辑的马晓霖，还专门在网站上制作了专题，取名为“碎片的拼贴，寻找老照片里的小历史”。
接下来，杨浪以一篇煽动性的博文“琢磨去吧”，掀开了这场网上考证的序幕。
“好几百张片子，80年前的事，传统方法考证起来必定让人犯晕。好在我们有老普、有兰草，有许多读书不辍、知识丰富的博友。当然我们还有互联网，有博联社，所以今天我们有发动群众，学术会战的条件。这就是现在大家见到这些照片小样的缘故了。”杨浪写道，“利用现代技术平台进行群体性的学术研究，一定是个好玩而又有很大意义的事……”
在杨浪的“煽动”下，博友张保田当天就做出了回应。他是中国长城学会理事，圈里的朋友都叫他“老普”。去年，他和一群长城发烧友就曾利用新旧照片比对的方法，考证出不少长城的老照片。
凭借老办法，老普轻而易举地拿出了第一个成果：那是编号51号老照片上的湖边宝塔。看到照片，老普第一反应就是西子湖畔的两座名塔，“雷峰塔肥，保亻叔塔瘦，不会就是保亻叔塔吧？”
老普上网一搜，找到很多保亻叔塔的新照片。新老照片一比照，确信是杭州西湖保亻叔塔无疑，其中有的连拍摄的角度都一样。
采用同样的方法，老普又一口气考证出511号老照片为虎丘，524号老照片可能为山东济南洛口黄河大桥。
博友们开始各显神通。仅过了一天，曾任《中国摄影报》新闻部主任的博友王端阳就加入进来。他找到自家三兄妹50年代初与颐和园铜牛的合影，考证出老底片中人物的一张“骑铜牛”照片，拍摄地正是同一处。
为了考证出另外几张照片是否也取景于颐和园，两位博友单补生和陈炎，在同一天分别去了颐和园，回来后先后发文论证。
博友们知识结构上的互补性，使一些鲜为人知的场景也被迅速“指认”出来。一个对轮船颇有研究的博友一眼就看出，某张照片的拍摄地是“轮船后甲板”。
“他可能只知道这一点，”杨浪笑言，“但没准刚好就是这幅历史拼图中不可或缺的那一小块。”
“这就是游戏的初始层次，”作为这场网上考证“总指挥”的杨浪事后评价，“研究难度并不大，很容易进入，大家玩得很开心。”
底片中的一个又一个景物，陆续被博友们辨认出来。可是，所有人对老照片中的人物关系仍然一无所知。已经被确认的场景、地点像一颗颗断了线的珠子，无序地散落在盘子里。
这个叫何联第的人，与老底片中的主人公是什么关系 没多久，照片中的一些人物，在博友们口中有了固定的代号：“大家长”是一个始终穿长衫的矮个儿男子，从出现在照片中的频率和位置看，极有可能是这个家族的中心人物；“大奶奶”是一位身材瘦小、目光严厉、不苟言笑的女性；“电风扇”则是坐在电扇旁边的一个美艳妇人……
可是，他们究竟是谁呢？
杨浪和刘钢私下估摸，想大致弄明白这组底片的历史真相，至少要花上两三年时间。
然而一个叫许扬的博友，很快找到了突破口。这个40多岁的湖北宜昌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从小就喜欢猜谜语”。
“这一定是个好玩的游戏！”从第一眼看到这批老底片起，他便跃跃欲试，“并没有任何实际目的，而只是因为，有意义的事很多，有意思的事很少。”
许扬发现，在一张编号为129的照片上，有个坐在沙发上的小男孩。男孩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三个相框，最右边是“圣约翰大学堂文凭”。许扬请刘钢把底片局部放大，终于看到了文凭的全貌。
文凭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大学名字的中英文和学校地点；中部是中英文毕业证书正文及时间；下部是教师、校长、学校的印鉴。
被颁发文凭的人，姓名第一个字“何”，第三个字“第”都看得很清楚，但无法推断第二个字是什么。而且，它所对应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也看不清楚，只能暂时猜测为L。那么，文凭中的中英文名字可能是：He－（L）ien－ti，何（联)第。
在Google上搜“何联第”，只有一个近似的结果，即上海《新闻报》的常务董事。
许扬推测，如果照片上的学子确实叫“何联第”，如果“何联第”确实是“中华民国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如果此人确实是《新闻报》的董事，那么他肯定是上海有名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个推测的价值在于很容易证否。
问题是：这个叫何联第的人，与老底片中的主人公是什么关系？他是否也出现在老底片中？他的生平故事我们还能找到多少？
在博友的一片叫好声中，许扬很快又找到另一条重要线索：“何丹书”浮出了水面。
在一张祭祖的照片中，通过放大，可以清晰地看到墓碑上有何丹书的名字。在百度搜索“何丹书”，可查到关于《新闻报》的一条，里面提到，1906年《新闻报》改组为有限公司，福开森任总董，朱葆三、何丹书、苏宝森等为华人董事。
无论是“何联第”，还是“何丹书”，都与《新闻报》有关系，这让博友们感到大有意味。
许扬推测：何丹书是何联第的父辈，很可能就是父亲；何丹书、何联第与“老底片”中的人物同属一个大家族；“老底片”中的人物也可能与《新闻报》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老底片”很可能会透露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丰富影像信息。
杨浪和许扬都是“媒体人”，老底片与新闻史可能存在的关联，让他们俩“高度兴奋”起来。可是，这些仅仅是推测，事实是否如此，许扬心里也没有底。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
一封不认识地址的电子邮件躺在许扬的邮箱里。打开看：
“许扬先生：你好！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博客，知道你在研究何丹书与何联第的历史故事。很巧合的是，我也在研究这件事情。
……何联第是我的曾祖父，何丹书是何联第的祖父。
很多故事我的小爷爷和大爷爷都知道。
这个墓地的照片还有一些老照片我们家都有，在"文革"的时候虽然被抄掉了很多，但是后来也遗留了归还了一些。
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手机号码：139××××××××。”
写信的人叫何天雯，因为对家族的事情感兴趣，无意中搜索到许扬的博客里来。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许扬当即给何天雯打了电话，然后上MSN，一直聊到下班后很晚。
何天雯告诉许扬，何联第就是老底片中的“大家长”。何丹书是何联第的祖父，何联第是祖父一手养大的；何联第有两个儿子：何传龙、何传洪（何天雯的祖父）；何联第不仅仅是《新闻报》的常务董事，他还经营酿造业等多种产业。
“那两篇谈论何联第和何丹书的博客，只有寥寥几十的点击数，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何家后人的回音！”许扬唏嘘不已。
一段尘封数十年的往事，一个家族跨越不同社会的历史，随着900多张老底片的发现和“显影”，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昔日的轮廓。
《新闻报》会不会邀请照相馆去拍摄奉安大典等历史事件呢 主人公的身份确定了下来，散落的珠子就有了被连缀起来的可能。
此前，杨浪已经意识到，何联第有过一次北方之行。老底片中，他曾到过颐和园、香山、北海公园，到过济南黄河铁桥、张夏车站、山东禹城车站、南京浦口轮渡码头……如果把这些地点联系起来，那就是津浦线。
那么，是否可能将此行与奉安大典（1929年5月）的拍摄活动在时间上联系起来呢？
杨浪注意到，何联第在颐和园十七孔桥桥头的照片中，昆明湖的湖底是干涸的，只要查出昆明湖干涸的具体年代，就可以确证这个时间是否是1929年。为此，他查阅了民国初年的水文史，发现恰在1929年，华北和西北大旱，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
这就可以推断，1929年初夏，上海《新闻报》的重要领导何联第亲自率领摄影记者赴京采访过奉安大典。
此前，许扬已经通过现场图片分析出，《新闻报》对奉安大典的采访只是在外围进行的。单补生提供的资料也证明，在奉安大典官方允许进行摄影活动的名单中没有《新闻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报馆领导亲自率领一次长途跋涉的采访，就不免让人多少感到一些蹊跷。
“这就不能不联系到中国报业史上一桩重大的并购案——史量才收购《新闻报》。”杨浪说。
据记载，当时上海滩上两家影响最大的报纸就是福开森的《新闻报》和史量才的《申报》。1929年1月，长期主持《新闻报》的福开森准备抛售股票，消息马上被史量才得知。当时，福开森持有1300股，市值13000元,但史量才竟出价20万元，如愿以偿地成了《新闻报》的大老板。
收购公开后，遭到《新闻报》内部同人的一致反对，在报社内外爆发的一场抵制史量才并吞《新闻报》的运动中，该报每天在一版用大量篇幅登载反对成立报业托拉斯的宣言，还有各界声援《新闻报》的来电、来函。
杨浪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5月，《新闻报》董事何联第亲率"报道组"，在没有官授报道资格的情况下，采写、拍摄奉安大典活动；直赴沈阳，"独家报道"东北军航空队，这就不仅是单纯的采访活动，而是有着鲜明的新闻竞争乃至与史量才收购《新闻报》的行动“斗争”的意义了。”
可是，查阅相关资料，中国的报社设立专门的摄影版面和摄影记者大多自上世纪30年代始，那么，《新闻报》其时的新闻照片是由谁拍摄的？如何完成拍摄呢？新闻摄影当时与商业摄影界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新闻报》会不会邀请照相馆的摄影师去拍摄奉安大典等历史事件呢？
“探究下去，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中国新闻摄影的滥觞。”杨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显得兴致勃勃。
从老底片中，杨浪还发现了很多有趣之处。比如，何联第当年曾到过日本东京，这是一次国际采访吗？1929年，他还到过香港，郑重地与一个外国人合影，这个人是谁？与当时的新闻竞争有没有关系？
杨浪判断，只要找到1929年的《新闻报》，很多问题就会找到答案。
7月16日，刘钢一大早就赶往位于十里河的首都图书馆，借出上世纪20年代的所有《新闻报》。捧着两大本又黄又脆的旧报纸，刘钢一页页地翻看，不时拿起相机拍上几张。
可是，1929年的新闻报却只有一期。刘钢不甘心地把唯一的一期看了又看，并决定过两天再去国家图书馆，如果还不行就专程去趟上海图书馆。
它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被人咀嚼之后，用逻辑编织起来的历史 6月23日，仅仅在博联社的考证专题“开张”一个月之后，刘钢、杨浪、许扬就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与何家的后人见上了面。历史和现实，一股脑地展现在他们眼前。
接待他们的，是何天雯一家三口。她的父亲何伟馨是何联第最小的孙子。其父何传洪是何联第的次子，已于数年前过世。
“何伟馨风度翩翩，对生活细节非常讲究。喜欢喝咖啡，懂收藏。”这是何伟馨给杨浪的第一印象。据说，“文革”时期，全上海仅剩下一家咖啡厅营业，何伟馨仍然经常光顾。
跟何家接上头以后，更多的细节让杨浪喜出望外。
杨浪了解到，何丹书曾是上海的五金大王，因贩卖军火为中法战争做出贡献，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他还曾介入当时上海的金融业、轮船业、新闻业，是《新闻报》创始时的股东之一。
何联第是何丹书的孙子，其父早卒，留下何联第和姐姐，由何丹书抚养长大。何联第从何丹书继承的两笔主要遗产，一是《新闻报》股份，一是“何寿康酱园”。
而何联第的夫人戴秀娣同样出自名门，是出品“美丽牌”香烟的华成烟草公司的董事长戴耕莘的姐姐，当时，华成烟草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驾齐驱作为上海民族卷烟工业的象征。而何伟馨母亲家的产业“同昌车行”，则是后来凤凰自行车的前身。
“谁也没想到，这900张底片居然全部是关于一个家族的历史，前后跨度接近80年！”杨浪惊叹道，“而且，这个家族跟上世纪初，上海的民族工商业有如此重要的家族式、血缘式联系。”
“如果没有这批影像的浮出水面，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家族，注意到这个家族与当时经济、社会的种种关联。”杨浪来回踱着步说，“很多历史就是这么湮没的，何家的历史在我们官方叙述的历史中，可以说边缘又边缘，被忘记一点也不奇怪。”
然而正是这些边缘而又未被解读的历史，才正是杨浪、许扬等人的兴趣所在。许扬把这些称为“历史的劫灰”。
“照片独立于任何人的阐释之外。它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被人咀嚼之后，用逻辑编织起来的历史。”许扬沉吟着说，“历史是很有质地的东西，不是你我能够想象出来的。”
凭借老底片，许扬用自己的方式“拂去尘埃，摆渡历史”。
在他眼中，何联第与我们想象中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形象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守成的人，他温和、胆小、彬彬有礼。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期，仍然平静地生活在陕西北路的公馆里。好不容易熬到上海光复，何联第在自家小阳台上挂出一个“V”字霓虹灯，审慎地表达了一个“有倾向性的”态度。
但是，国民党政府很快就接管了《新闻报》，撤换了原来的主编，并把国民党在该报的股权提高到51％，从而使民营性质的《新闻报》成为“未挂国民党党报招牌的党报”。又
不久，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闻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历时56年的《新闻报》消亡，《新闻日报》诞生。
与何家后人交谈之后，许扬又在文献资料的“大海里捞了几遍针”，一个更加丰满和真实的何联第渐渐浮现在许扬眼前。他在博客上这样描述这位从未谋面的老人：
“何联第是一个半中半西的人，毕业于美国教会大学，却笃信佛教；一生出入洋场，却从不穿洋装。他为人柔弱，有幽默感，"文革"时，造反派批斗他，将70多岁的老头子推倒在地，他一点不恼，笑着爬起来，回家还跟亲戚说好玩。他从不发脾气，但极有威信；生活规律，"像自鸣钟一样"，打太极拳，饮食清简，没有不良嗜好。夫人去世时他56岁，自己又独身生活了40年，不肯再娶。跟儿孙生活在一起，他总是包揽各种开销。他坚持送子女读最好的学校——子女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91年2月，何联第患胃癌住院，在手术一周后去世，骨灰葬于上海闵行区颛桥公墓。”
“何联第的一生，就是在这样一阵阵猛烈的风暴中过来的，从清末动荡的政局，到辛亥革命、"沪宁克复"、中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改革开放以及新时期。”许扬说，“900多张老底片摆在我的眼前，我们才有机会回看这段历史。”
许扬还了解到，何联第和自己有个最大的共同点，“他也是一个喜欢猜谜的人。”许扬说着，呵呵地笑出声来。
许扬在上海还看见一张照片，也许是最后一张何联第的照片：已经90余岁的何联第，怀中抱着最小的曾孙女何天雯。“他本来是小个子，这时缩得更小了，好像是一个稍大一点的婴儿，高兴地抱着一个更小的婴儿——这个情景，让我立刻想到《百年孤独》布恩蒂亚家族中的乌苏娜老人。实际上，何联第真有几分独立于时间洪流之外的神奇。”许扬动情地说。
然而很多被许扬、杨浪他们所了解的这个家族的历史，即使是何家的后人，也早已记忆模糊了。
6月24日，为了把刘钢一行带到老照片中多次出现的何公馆，何伟馨颇费了一番周折。虽然他在这里出生，但年幼时公馆就被卖掉了。何伟馨凭着记忆，把来访者错领到另一座外型相似的洋楼门前，和许扬一起拿出照片对比了半天，才发现自己找错了。
占地十余亩的何家公馆，是座3层的白色小楼，由何联第本人设计并投资10万元大洋建成。如今，它是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门前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当这幢白色小楼出现在眼前时，杨浪被一种传奇和沧桑的感觉震慑了。
在刘钢收藏的老底片中，何联第牵着小儿子何传洪，站在这座洋楼的台阶上。
在何家珍藏的一张老照片上，何丹书曾以相同的姿势，一手拉着何联第，一手拉着他的姐姐。
而今，何伟馨和他的女儿何天雯，竟也如此这般站在老公馆门前。杨浪和刘钢不约而同地举起相机，拍下这别有意味的一幕。
“一个家族跨百年的历史，居然就这么传承了。而且从视觉形象上看，竟然这么抽象和典型！”杨浪摇着头感慨。
现在，何家的后人大多生活在海外。而何天雯一家则过着极为普通的生活，其父何伟馨几年前下岗。何伟馨的父亲何传洪已经去世。据说，他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由于“出身不好”，在一个房管所当普通的房管员。唯一一次用上他的法律知识，是在“文革”时为自己的家族辩护，“兵不血刃”地让红卫兵撤走。当然，后来还是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厄运”。
何联第的长子何传龙目前仍然在世，上世纪60年代即定居美国，不久前叶落归根，返回上海。杨浪、刘钢和许扬，计划秋天再去一趟上海，采访何传龙。因为从老人的口中，肯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曾经的何家大宅，如今已物是人非，不变的是他们家族的血脉。从小姑娘何天雯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家族正生生不息地走来。”从上海回来的途中，刘钢感慨了一路。
6月26日，正在读大学的何天雯在博联社开博，受到博联社众博友的“严重欢迎”。
何天雯在博客中写到：“……家族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很荣幸可以结交这一些热心、执着的叔叔伯伯们。……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加入你们的队伍，把我们家族的故事叙述于众……”
900多张散落尘埃的老底片，短短两个月里，变成了一个家族跨越百年的活生生的历史。在刘钢看来，现在的研究，才不过刚刚掀开何家这段历史的一隅，更多的细节碎片，等待着人们去探究和发掘。
“那个叫"历史"的东西并不简单地是一种宏大叙事，而是一系列细节和碎片的集合。那些细节和碎片可以补充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然后，由许许多多的文化史、社会史、人物史、经济史、生活史组成我们生活于今的当代史。”杨浪用演讲般的口吻说，“我们发现了一段历史，一段从未被人关注和抚摸过的、全部由影像言说的历史。这件事的魅力和价值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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