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富豪富不过三代？

　　亚洲富豪富不过三代？

　　亚洲家族企业内部开始了权力的更迭，但新的一代是否能撑起父辈的这片家业呢？

　　撰稿／邵乐韵

　　有这么一群亿万富翁，他们是亚洲经济繁荣的推动者，他们将亚洲从二战后的贫困萧条中拉出来，一跃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他们中的重量级人物——身价分别为230亿美元和170亿美元的香港富豪李嘉诚和李兆基已将近耄耋之年。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今年83岁，而澳门赌王何鸿燊比郭鹤年还要大2岁。最新一期“福布斯榜单”上，最年长的亚洲亿万富翁还要数台塑老板王永庆，到了明年一月，他就要步入91岁的高龄。“当年的青年企业家们如今都已75—80岁，他们要开始新老交接了。”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温德尔国际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兰德尔·卡洛克说。

　　同样的，贸易、地产、制造业王国中也将开始传递接力棒。事实上，亚洲的家族企业模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明显。2004年，《亚洲金融》杂志对亚洲100家大型上市公司进行了统计，发现其中有40家是家族经营，38家是国有企业，只有22家采用了欧美流行的股权开放模式。对家族经营的选择是基于文化背景（儒家思想）和历史背景（殖民统治）之上的，除了起步较晚之外，亚洲的经济发展同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两样。19世纪，美国企业家安德鲁·卡耐基、约翰·D．洛克菲勒等打造了辉煌的商业王朝，到了20世纪已未如往昔；如今到了21世纪，许多亚洲战后发迹的大亨们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中国人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这是颠扑不破的定律吗？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一位家族企业研究专家约翰·沃德认为“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家族企业管理压力重重。从内部来看，存在继承纠纷、任人唯亲、手足竞争、权力分化等问题。外部情况而言，国内市场大幅开放，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机会增多，在许多国家，股东们都强烈要求国营贸易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透明度。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诸如此类的挑战越来越多，随着创始人渐渐退出江湖，家族企业更加任重而道远。在韩国，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反垄断法更为严谨、外商准入度加大、继承税抬高、家族内部不和等都给三星、现代、LG、SK集团之类的韩国大财阀笼罩了一层阴影。创始人去世后，第三代继承人一掌权就面临着对他们能力的质疑。沃德说：“在所有社会中，家族企业史上最脆弱的时期是我们所说的手足合伙阶段，兄弟姐妹共同拥有甚至是共同管理企业。”

　　两代人的区别

　　现在，这句话在亚洲的家族企业中已经得到了应验。尽管权力已经成功地移交到了年轻人手中，但是反面教材却比比皆是。2002年，拥有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却长期不和的三兄弟各立门户。两年之后，印度诚信集团（Reliance Group）创始人德鲁拜·安巴尼的儿子们由于不能在管理问题上达成共识，最终把这个印度最大的工业集团一分为二；分析家们认为这对其商业发展没有一点好处。而在香港，拥有42亿美元净资产的亚洲女首富龚如心于今年4月去世，尽管人们对她遗嘱的有效性提出疑问，龚的遗产还是全留给了她的风水大师，专家们预计，其未上市的华懋集团（Chinachem）将在今后漫长的法庭审理中耗尽元气。

　　对年轻的继承人们来说，全球竞争也不是这么好应对的。2000年，李嘉诚的二儿子李泽楷成功以285亿美元从英国大东电报局手中收购香港电讯，并与原来旗下的盈科数码动力有限公司合并成为电讯盈科，李泽楷也因此被誉为电信行业的青年才俊。三年后，网络经济开始崩溃，电讯盈科失掉了96％的市场价值，李泽楷又被嘲笑是亚洲最大的财富毁灭者。马来西亚云顶集团（Genting Group）的创办人林梧桐现在已是89岁的亿万富翁，他的接班人——丽星邮轮（Star Cruises）公司的主席——林国泰如今正为了集团的发展而苦苦奋斗。丽星邮轮成立于1993年，是世界第三大环球邮轮公司，尽管去年亚洲旅游业发展兴旺，但丽星还是损失了1．56亿美元。它的竞争对手嘉年华邮轮从2002年以来股价已经翻了一番，可是丽星的经济却仍然停滞不前。

　　对家族企业来说，他们总是在两种资本模式中左右不定。老一辈是在隔离经济模式中打江山的，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他可以不去管市场趋势，大胆冒险放手一搏——也就是说，这种做法使得公司摆脱了公有制的束缚，越来越向西方私有化靠拢。而同样又是这么一批人，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世界最负盛名的学府去攻读MBA学位，参与管理实践，学习如何使股东财富最大化，熟悉纽约证交所的规则，这一切赋予他们全然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教育使得两代人在家族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上出现了不同。沃德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按照哈佛商学院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做法行事，那么就没有人真正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了。”虽然接受了全球化管理的培训，但是第二代管理者并没有完全学到父辈的政治手腕和官场心得。经济学家乔·史塔威尔认为：“这场游戏并不仅仅是关于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是要在本地市场获得认可、打开局面，实现企业联合。老一辈人经常和政治家们打交道，从中获得经验。这都不是你能从哈佛学到的。”他在新书中指出，东南亚大亨们很有可能会让地区经济陷入僵局，就像拉丁美洲那样。

　　一个严峻的抉择

　　许多新一代接班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抉择：是继续在国内打理好这个家族王朝呢，还是冒险把企业推向全球化舞台？马来西亚家族企业YTL公司就在国门外看到了自己的发展机遇。集团创始人、78岁的杨忠礼在1955年从英国殖民政府揽下了第一笔生意——修建两所军火仓库。谈起这笔生意，他至今仍兴奋不已：“我赚了5000马币。我就对自己说：‘哇，做承包商真是好。’”

　　杨忠礼后来转战吉隆坡，和外国发展商竞争大型项目。如今，他的净资产已达到17亿美元，位列马来西亚第六富，家族产业涉及酒店、IT、地产和公共事业等领域，公司也分别在马来西亚和日本上市。杨忠礼的大儿子，现年52岁的杨素斌目前正掌舵家族企业：“从第一天开始你就会深陷其中，迅速地吸收，学习如何从合同中赚钱。除此之外，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要做其他什么事。”他现在正要接下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公共事业建设项目，将YTL发展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

　　许多家族都力争保持对企业的掌控，在处理方式上也是各显神通。塑料大王王永庆创立的台塑集团（Formosa Group）现在已是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多元企业，并占台湾股市10％的市值。本来王永庆已准备把重要的工作都移交给儿子王文洋，但王文洋却在1995年因为婚外恋事件被迫离开台塑集团。后来，王永庆通过交叉产权交易提高了家族成员在上市公司中的股份，以此保持家族的绝对控股权。（王永庆本人虽然在去年正式退休，但在商界的活动仍然很活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家族企业研究专家Ishtiaq P． Mahmood分析认为：“要想保持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花自己的钱来办事。这样，即使手中只有5％—10％的股权，也能掌控全局。”

　　但是，这样不利于企业的现代化进程。上世纪90年代，交叉持股让那些负债累累的韩国企业集团叫苦不迭，而在日本，keiretsu（指包含银行、工业机构、供应商和制造商的组合公司，其成员持有成员团体的股份）供应网的紧缩也导致国家竞争力丧失，诸多企业接连倒闭。若不是雷诺汽车公司在1999年拉了尼桑一把，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恐怕也是岌岌可危。由于台塑集团既没有负债也没有被供求商所束缚，因此分析家们认为其家族继承的最大问题在于发展缺乏侧重点。一位经济学家说：“目前，你还能看到家族企业幕后的主心骨。一旦创始人去世了，每一家子公司的运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整个集团的目标就显得不是很明确了。”

　　创始人撒了手，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就会迅速发生变化，这种例子在韩国已有不少。过去10年中，一些主要的财阀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动。韩国三星集团有很大一部分股权已经为外国投资商所持有，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将公司发展成为亚洲最有价值的上市电子公司，现在也不得不同遗产税进行一番苦斗。就算法官最后站在三星这一边，李家王朝也难再保持私有独立。因为新法规不允许一家企业实体同时拥有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因此三星集团旗下的金融骄子——三星生命保险株式会社就要逐渐实现公有化。

　　同样的命运也困扰着韩国现代集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现代曾是韩国最大的一家企业。2001年，创始人郑周永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便因长期不和而三分家业。尽管李、郑两家都已把权力交给了第三代传人，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标志着裙带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子孙们的这把椅子坐得也不是那么安稳。韩国高丽大学的著名商学教授Jang Ha Sung说：“从文化角度上讲，第三代大亨在韩国是被认同接受的。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拥有专业的技能，如果他们失败了，就决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无论是欧洲、美洲还是亚洲，富豪家族的建立模式总是大同小异的，到后来许多家族都不得不渐渐让出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就连20世纪全球最大跨国公司福特和通用也不可避免。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曾把挑选家族继任人比作“挑选2000年的奥运会游泳冠军去夺取2020年的奥运金牌”——几乎没什么胜算。这对亚洲家族企业来说，恐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