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回想“两弹一星”的日子

图为《世纪之约》栏目采访孙家栋先生。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回想“两弹一星”的日子

　　（2003-10-16 10:57:55） 来源：BTV《世纪之约》

　　(来源：BTV《世纪之约》)

　　　 1948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51年被空军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1958年毕业，获得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原创工作。

　　1960年孙家栋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

1967年参加领导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以及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1年任总体设计师的“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任总体设计师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

　　1982年孙家栋任航天部总工程师。1984年，作为总设计师领导中国第一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1985年任航天部副部长。1986年任中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巴合作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总设计师。

　　1989年担任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谈判代表团团长，参加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协议谈判。

　　1988年孙家栋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金牌毕业生

　　1958年，在这张照片上的22位中国军人中，立在最后一排的孙家栋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卫星的设计者。这里是苏联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为了中国的空军建设，从部队挑选了年轻优秀的军人到苏联学习最新的飞机技术。

　　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预修班毕业的孙家栋赶上了命运的眷顾，他参了军，并且一下就被选送到这所著名的学校。在以后的岁月中，孙家栋的命运也和刚开始的巧合一样，充满了偶然性。茹科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他的学生中有设计了雅克、图波列夫和伊尔等著名飞机系列的大设计师。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时光。他的才华和品格引起了飞机设计大师伊留申的高度赏识。

　　许多年后，孙家栋回忆起那段生活，对苏联人民的热情还怀念不已。

　　曾涛：在苏联将近七年的时间当中，有哪些事情给你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孙家栋：50年代我们去学航空的时候，那里确实是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学校的课程也比较新颖。

　　曾涛：自己有很大的兴趣吗？

　　孙家栋：哎，那确实有非常大的兴趣。这个学校在世界上都有名的。在苏联来讲，在它们自己的军界里头，空军界里头，确实也是首屈一指的。能有机会到这个学校去深造，感觉到是自己莫大的荣誉。

　　这个学校课程对我们完全公开。他们学生学什么东西，好比说它的武器、飞机有什么最先进的东西，也同样给我们来讲。但是我们感觉还是多少有点区别的。这个学校开办的时候就有区别，就是它的学生，我们跟他们不混班。学校有四个专业，一个是飞机发动机，一个是武器，一个是电子设备，一个是通讯设备。那是为东欧学生设的。我们亚洲的所谓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单独成立一个五系。五系里头再设相同的四个专业。因为它的学校为你培养，你要配套的，所以就等于变成了分校，外国学生的一个分校。

　　曾涛：我听说您在毕业的时候，一共得到了三个还是四个金质奖章，您自己的照片上了榜，一年比一年大，毕业时就贴了一很大的照片，是不是？

　　孙家栋：(笑)在苏联所有的高等院校里，也有一个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吧。就像咱们的厂里头也好，企业里头也好，有一个光荣榜。大概为了区别一年年不同，照片越往后越大。假设你要拿到全五分，毕业的时候，学校里专门给你举行个仪式，在苏联红军俱乐部开一个晚会，这个晚会的前头有一段就是发奖。由苏联的国防部长亲自来给发这个毕业证书。它不是个奖章，是个纪念章，有点像咱们现在一毛钱的那个币似的，大小也是这样。但是是纯金的，正面是斯大林的头像。这是国家统一的规定，高教系统全五分毕业的学生都有这么个纪念章，就是斯大林纪念章。

　　曾涛：在苏联的时候，你们喜欢去参加舞会吗？

　　孙家栋：那个社会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头一年大家还不太完全习惯，渐渐在那儿待了六七年了，和苏联的音乐，苏联的电影等等这些接触多了，就比较习惯苏联的生活方式了。尤其是那时候刚二十几岁，正是成长的时候。时间长了还是受影响很厉害的。现在有时候晚上在家里头，还把苏联过去的旧歌曲老唱片拿出来听听，那确实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前年元旦苏联来了个歌舞团，我到那儿去买票去看，一看，年轻人很少，观众基本都是像我这么大岁数老头。我就明白了，都是在苏联学习过的这帮人。

　　从导弹到卫星

　　正当孙家栋等23位留苏的军校状元学成即将回国之际。负责中国导弹计划的聂荣臻元帅就向空军司令刘亚楼要人了，刘亚楼上将心疼地诉苦说：“聂帅，你要，我不敢不给，给三分之二吧，给我留八个行不行？”这八个人中没有孙家栋。1958年4月20日，一纸调令将他调到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导弹研制工作。

　　就在仿制苏联P-2导弹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1960年8月12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突然下令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资料，停运所有设备。

　　身在其中的孙家栋体会到了一种复杂的感情。

　　曾涛：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应该说有很多的感受和情感都渗透在其中了。可是当您回来这个期间，又碰上了中苏关系从亲密到分裂的这个过程。您恰好又在搞这样一项工作，那个时候您的感受是不是也很强烈？

　　孙家栋：这么大的工作，你给搞到半截，什么也不说，第二天早上拍拍屁股就走了，这叫人特别不可理解，这对我们的工作那确实是损失太大了。就从这一点来讲，我辛辛苦苦办这么件事情，你给我扔了就走，你这不是坑我干什么呢？所以他走了以后，当时大家那个干劲不是低潮，相反地那真是一鼓作气，自己把它干起来。

　　孙家栋所在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学森领导，负责中国的导弹研究。

　　这是一个对外严格保密的单位，它对外的称呼叫0038部队，入伍的人不能对父母和妻儿泄漏任何有关单位性质和驻地的情况。

　　今天，我们在采访孙家栋的时候，他对当时的严格保密措施记忆犹新。

　　曾涛：那个时候你们家里都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孙家栋：不仅仅是我们家里头，就是我们干这件事情所有人家，除了家属也在我们单位工作也知道外，不在我们这工作，一般来讲都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打电话习惯，像我们年轻人根据不可能接触到电话。见到过去的同学朋友，肯定都要问问你，你哪儿去了？就给他们编，说我哪儿哪儿去了。就绝对不能谈。

　　曾涛：人家问您干嘛去了，您怎么说？

　　孙家栋：那就随便编一个吧。现在都想不起来当时怎么编的。有时候第一次编完了以后，第二次再见着，自己也忘了，又编一个。人家感觉你这人很奇怪。那也没办法，这种事情有很多。有的同志在写信里头不加小心，说出去了，就受处分了。有的同志出去谈女朋友，一谈起在做什么，吞吞吐吐地把女方弄得莫名其妙，最后吹了，也大有人在。

　　曾涛：您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部队里形成了非常谨慎的习惯？

　　孙家栋：这倒是。50年代，在空军部队里头保密是很严的。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也算是学的保密专业，要求也很严。回来以后，刚一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人都有个保密包，单位专门做的一个大口袋，帆布，绿色的。再给你发个保密本，你领的时候都要签字。保密包顶上的封口有两个绳搁在表面上，有块橡皮泥把两个绳按上。按上以后你自己有个戳子，盖个戳，完了交到保密室。保密员看你这个有戳，给你收起来。晚上下班只要你离开这个楼，你这个包所有的文件都要装到这里边交到保密室。保密室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的。因为我有时候晚上要加班设计啊。第二天你要上班的时候，你要办个手续得签字，才能领出来。你领包也得看一下，我昨天盖的那个戳子有没有人动过，证明没人动了，你再领出来。就是这么一整套保密手续。

　　孙家栋从60年开始就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在五院工作的日子里，他为东风系列中进程导弹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6年10月27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从此中国具有了实战效能的战略武器。

　　就在孙家栋埋头图纸中进行导弹设计的时候。1967年的夏天，一位名叫汪永肃的军人来到他的办公室，通知他到新组建的五院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并告诉他这是钱学森亲自点将，聂帅亲自批准。

　　由于中国的人造卫星计划前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接手人造卫星计划的孙家栋第一项任务就是挑选人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以非凡的才干，挑选出了后来著名的“航天18勇士。”在文革那个时代，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曾涛：从以前那种很纯粹的科学研究突然变成一位科学管理者会很难？

　　孙家栋：形成一个队伍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两个单位，要真正把它混合起来，这里头人事关系什么关系都是复杂的。根据技术上的需要，好比搞卫星的，这里头应该是有几个实验室。这个卫星里都有什么东西，应当怎么组织，还要考虑到要搞总体的特点。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要考虑到政治上两派不同的意见。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办，但是最后我还是下决心了。首先它的技术要依靠科学院同志，但是搞这么一个新的单位、特殊研究单位，这里头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不是科学院水平不行，他没搞过，没这个经验，需要搞导弹的人。我就在南苑里，办什么事情拿什么人。也很凑巧，十八个人，那时群众闹革命，分派别，这十八个人里头，正好是两派，一边九名。

　　曾涛：不是刻意考虑的？

　　孙家栋：不是刻意考虑，最后南苑的同志也很满意，感觉到还能一碗水端平，没偏向哪一部分同志。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这么考虑，还要从工作来考虑，但是我感觉科学院同志确实也有很大的支持，因为南苑来的人总归还是少数，这个工作还要依靠科学院的同志。大家到最后团结到一块儿，用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个事情搞起来，当时确实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还是这句话，技术上有这么几位老同志，政治管理上部队也有这么些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对我一生的工作来讲，确实给了非常大的支持。

　　曾涛：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吗？

　　孙家栋：一个信任，一个工作上的支持。当然这句话不是下面这些老同志说的，就是张爱萍将军说的。张先生他有个口头话，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你们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你们是认真在这儿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确实是真心话。我到五院也接近四十岁的人了，拿现在的干部来比就不是年轻人了，在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的。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东方红一号

　　就在孙家栋组织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时候，法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第三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亚洲的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加快准备。

　　这种局面促使中国第一颗卫星首先是一颗政治卫星。为此孙家栋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他后来说，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

　　在新的目标中，卫星必须要做到“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

　　钱学森曾经对孙家栋有过一句评语：“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但是在当时混乱的状态下，孙家栋的命运也是变幻不定的，就在东方红卫星最后发射的时候，他却没有能够到发射场指挥发射。

　　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出以钱学森为首的17位功臣组成观礼团，在天安门观礼台与毛主席周总理共度“五一”良宵。

　　这17人中却没有技术总负责人的孙家栋。

　　曾涛：第一颗人造卫星您没有去靶场，后来也没有登上天安门，是不是会心里很难受？

　　孙家栋：能有机会上天安门见着毛主席，见到中央领导，那是非常有荣耀的一件事。但是坦率来讲，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期间，大家在那种政治形势下，也没有追求个人的荣誉，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的失落感，因为我干的事情是卫星在天上了。

　　曾涛：听说您那天晚上独自在天安门广场待着，是在想什么呢？

　　孙家栋：就看我这卫星什么时候过来，这倒是最关心的事情。因为是第一颗卫星，不像现在发卫星大家都很习惯了，那时就是一件大事。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时的《人民日报》，整篇登的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上海。同时特别给大家解释什么时候能看见，白天你是看不见的，就正好晚上刚要黑天的时候，过你这个城市，你就能看见了。

　　为了能让地面看见，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咱们卫星是一米直径，做大了，咱们火箭不行。但是一米直径的卫星，搞找天文的人问，他说这一米直径卫星在天上飞，地面看不见。想办法把它抛光，把它做得非常亮。我们就抛光。搞天文的人再来看，算一算，说不行，还看不见。最后呢把它做成七十二面多面体，就是七十二个平面把它堆成圆的，这样有什么好处？一转的时候散光。搞天文同志再来看，说好一点了，不过也不见得能看见。后来就又想个办法，卫星上天的时候，卫星在前面飞，三级火箭在后面飞，三级火箭是固体火箭，固体火箭虽然大，表面是黑的，是灰色的，它也不反光。那就在三级火箭外面套个套子，是个球形的气套，气套往上发射的时候你不能叫它鼓起来，就等于一个塑料套捆在三级火箭上。上天以后，卫星弹出去了，这个气套里得有充气，一充气充成个大气球，这个大气球四米，外面再把它镀亮了。请搞天文同志来算一下，说，肯定能看见了。(笑)你说叫人家看这玩艺不等于骗人吗？前头那个卫星不太容易看见，但是基本还能看见。那它俩挨排飞，你会先看见后面气球，你就接着再往前看，就看见我们前面这个卫星了。其实上天以后，如果好天的话，前头那个卫星是完全能看得见的。

　　曾涛：除了看得见，还一定要听得见东方红乐曲。

　　孙家栋：对，东方红卫星大家是动了很多脑筋。那个时候一般的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的听不见。大家后来想个什么办法呢，就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听什么呢？你光听工程信号，嘀嘀嗒嗒，老百姓听不懂这是什么。大家在一块儿讨论，你一句我一句，就怎么碰出个火花，哎，放东方红乐曲。哎，大家感觉可以。最后研究完了，拿主意的时候，说好就按这个方案向领导来报。最后给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这个事情，但这么大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钱学森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给了聂元帅。聂元帅也同意了，报给中央，中央最后批了。可是，提出这个事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情绪非常昂扬。但中央批了以后，就等于说是中央下了这个任务了，那就得把这个办好了。这一来就有点感觉压力大了。第一次搞这种仪器，如果升了天以后又变调了，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压力可就大了。后来做得很好，搞设备的同志可是立了功了。

　　曾涛：我听说原来卫星上还有很多毛主席像章？

　　孙家栋：对。乐曲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像章。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同志满街上走，全身都是毛主席像章，那确实是出于真挚的感情。所以大家做完仪器，最后都自己设计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非常大，有的做得非常重，那个时候，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显示对毛主席越热爱。但这种东西一加上去以后就会给这仪器带来很多问题，比原来沉了很多。你验收的时候就不好办。好比说这件仪器搞出来应当两公斤。他给你拿来以后，2.5公斤，超了半公斤，你还不敢说，你说你怎么超半公斤？他有非常名正言顺的理由，我仪器就是两公斤，那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说这半公斤增加得不对？但是多了以后加在一块儿，这火箭就打不动了。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仪器它有个散热条件，什么颜色，这个结构多厚，里头热量能不能散出来等等况，都是影响技术。你加上毛主席像章以后，里头热量可能温度就高了，就等于说你这个仪器外头壳子太厚，里头热就散不出去。从技术来讲你也不敢说。你说你加个毛主席像章把我仪器弄坏了，你要说了这句话，将来可能什么帽子都给你扣上。这样的话对整个卫星的质量就根本保障不了。这个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搞技术的人心里都明白，都心照不宣。

　　曾涛：可是谁敢去说呢？

　　孙家栋：谁也不敢吱声。最后卫星快出厂以前，总理非常关心，要我们去汇报。钱学森同志带我们去了。临去的头一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没睡觉，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要不要说？因为总理非常关心啊。一进去的时候精神非常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但总理几句话就让你这心情完全就松下来了。后来钱学森同志先汇报，完了钱学森再叫我补充补充。我想这个事情再不汇报不行了，所以把这个事情汇报了。

　　曾涛：是您说的吗？

　　孙家栋：是我说的。我就把这个事情汇报了。我还是先说点政治上的，大家对主席热爱，装了毛主席像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事情从技术上来讲，这个产品要上天的话，对这个产品质量是保证不了的，这个恐怕要有一定的影响。没说几句话，总理马上就非常清楚了，总理水平非常高。他并没正面说你这件事情是对是不对。总理说对毛主席热爱确实是对的，但是你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有的地方当然是挂了主席的像，有的地方是写了主席的字，但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严肃的，得非常认真来考虑什么地方能挂什么，说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并没有挂。说你们回去要好好考虑考虑。我就明白了。我回去以后，也把总理的原话给大家传达一下。大家马上按总理这样安排，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重要。

　　曾涛：我不知道您每次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孙家栋：一句话，任何一件事情干和没干这个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我在南苑搞火箭，也参加过第一次发射，那个时候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搞第一颗卫星同样是这样情况。这个火箭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我搞第一颗火箭的时候它的进程七分钟。上天以后大家非常紧张，等到七分钟就过去了，卫星上天本身就比火箭时间长得多得多，大概要二十多分钟，才最后证明它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在天上要工作，当时第一颗卫星定的是在天上工作二十四天。每一圈都要接收东方红乐曲，要听它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第一颗卫星一上去以后，感觉它成功了，那当然皆大欢喜。

　　你方才给我看那个片子，这里头有个同志叫胡世祥(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我们俩现在有时候还见面。他当时管按一个电钮。这个口令下来，他说他手都是哆嗦的，就觉得电钮按都按不动，真正按到底了，感觉还没按到底，全身劲都使上了。这样一个压力！所以那阵那个心情确实是，哎呀……

　　卫星一旦真正上天以后，全国人民都皆大欢喜。天安门广场上那简直人山人海，灯火辉煌，那是第二天的事情。25号的事情，那种心情又是另一个心情，等到大家多少稳定下来以后，你要工作二十四天。因为那个声音嘀嘀嗒嗒我们自己能判断出来，好比说规定应该是15度，如果信号传下来告诉你不是15度，稍稍偏点，12度，那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就害怕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坏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搞航天的、搞卫星发射还有这么个习惯，因为现在都是应用卫星了，有时候在天上工作五年，有的需要工作八年的，不定哪天晚上出现点问题，你还得在地面想办法怎么来解决它。现在第一线同志平常老讲这句话，就卫星发射上去以后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挥所来电话”。指挥所来电话干什么？好事不找你，发现天上有点小毛病，半夜打电话告诉你出了毛病了，你赶快解决。(笑)

　　发射失败的回忆

　　1974年，作为总体部负责人的孙家栋已经领导设计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卫星，和第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下一个目标是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研制返回式遥感卫星。

　　上级把完善卫星设计和工程实施的重任再次交给了孙家栋。

　　但是，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以后就爆炸了，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痛哭失声。

　　返回式卫星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将军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1975年11月26日，由“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名为“尖兵”的返回式卫星。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率红三军团先遣团强渡大获全胜的地方。

　　到1978年，中国已经连续三次试验成功了返回式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的国家。

　　曾涛：75年的时候，您又参与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工作，那次卫星和火箭都爆炸了？

　　孙家栋：是，74年底发射的时候，对我们教训最大。造成这么大的失败，是由于火箭的原因。但是最后把这原因查出来，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里头一根导线，这根导线里头的铜丝质量不太好，断了，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断开了以后，你要不抻它的话，它还连着，因为外面有一个胶皮套。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是红的。我们在地下室底下，外头二十几秒钟，就掉下来爆炸。那个惨劲，再回想起来这十几年的心血，这么多人的代价，对大家教育是比较深的。虽然过去也强调搞航天质量第一，搞一个螺丝钉也得绝对认真地严格地来搞，但是终究没有这么大的失败的体会。

　　这个问题找出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那一片大沙漠里头，大家甚至把那个沙地都翻一尺多深拿筛子筛，任何一个小块的东西都要把它筛出来。炸得再碎也得把它挑出来。完了以后大家来认，这一块小铜片是我这个仪器上的，那个螺钉是我这个仪器上的。大家都分门别类把它都找出来。完了一块一块来看，正好就找着这么一根导线。也特别有意思，这根导线中间断的这部分没崩断，两头都断了。拿起来用光一照，里头导线断了。但是光找着这个还不算充分的证据。还要弄明白这根导线是干什么的，在哪个系统上，在这个时间上这根导线要断了，它应当出现什么现象。先理论分析，再上实验室里进行模拟实验。实验得的结果和那天火箭往上飞的时候运动摇摆情况完全一样，就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是它。

　　曾涛：火箭爆炸的那一瞬间，您是什么反应？

　　孙家栋：脑袋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以说确实感觉得当时就有点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长时间自己没反应过，渐渐渐渐地就反应过来了。

　　曾涛：所有现场的人都蒙了。

　　孙家栋：大部分人都哭鼻子了。

　　曾涛：据说您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

　　孙家栋：就是在地下室里头。那阵子腿都走不动了。我在地下室里都已经听见了这个东西掉下来，就像个炸弹似的，因为掉得离发射台很近。地下室有这么几十米深，上面都是水泥防固的设备，有防爆门把它关上。指挥员装一个潜艇的潜望镜，把它推上去，看见外面。我们在里头，就发射前的几秒钟不能出去。等过十几秒了，拿潜望镜看，火箭确实转弯了，才能把这防爆门打开，完了大家出去再看外头的景观。等到二十几秒钟一下掉下来以后，像个重磅炸弹似的，在地下室都感觉到震动特厉害。我就有点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当然有些人赶快把这门打开了，跑出去了，有的人在里头就呆了。那阵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曾涛：有几次您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就突然晕倒了，是吗？

　　孙家栋：突然晕倒了有几次。确实压力比较大，最典型的一个事情，比如说返回式卫星，就是它要回来。咱们这卫星从北方往南飞，落在四川。假设一旦落下来慢了一点，是不是卫星还继续往南飞？往南飞的话，走不好就出国了。就掉到海里去了。掉到海里还好办一点。卫星要偏了，就到了柬埔寨、越南这一带，落到人家国家去了。所以当时里头装了个炸药包，就是考虑到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往下落下来的时候，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我下个指令就把它赶快炸掉就完了。不要出国，那时候出国也是个比较大的事情。这想得很好吧。等到了靶场以后，开始电测了，再过几天卫星就要发射了。忽然又想明白一个事情，这个卫星假设不出毛病，非常正常落下来了，收回来以后，你也得拉回到自己工厂去把它打开，分解，把片盒拿出来吧？你这里有个炸药包，上了天以后又回来了，谁知道这炸药包里头出没出毛病？你一开盖，里头炸药包要崩了，你不就出事了？这不自己找活干吗？(笑)那时候就压力大了，到底装还是不装？因为你原来装是有道理的，你现在说怕出事你又不装了，也得讲出些道理。到底行还是不行？所以这个炸药包问题当时把大家搞得非常紧张。作为这个技术负责人，当然我就压力比较大了。白天晚上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确实是精神实在支撑不了了，身体上就出现一些小毛病。

　　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

　　1975年12月，孙家栋被任命为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开始研制和发射静止轨道试验通讯卫星。

　　1977年孙家栋担任中国试验通信卫星总设计师。他将“试验卫星”定为“试用卫星。”目标是一步到位。

　　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进入38000千米的远地轨道。孙家栋指挥了卫星的调姿，用了8天的时间，这颗卫星准确定点在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5月14日，这颗卫星正式交付使用，开始传输电视节目。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而且第一颗卫星就具有实用性。

　　1985年，孙家栋任航天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

　　1986年，任中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国和巴西合作的地球资源卫星总设计师。两年后，孙家栋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早在70年代末，孙家栋就作为中国航天代表团的成员，多次出国考察，开始和西方航天科技人员进行了交往，长期和世界隔绝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

　　1985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当时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大力神火箭，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相继发射失败，而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再次发射通信卫星成功，时机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

　　此时的孙家栋已经是航天部副部长，领导着中国设计和研制第二代卫星的重任。在中国火箭进入世界市场的艰苦谈判中，他又一次出任了主帅。

　　而当时世界火箭市场的情况却异常复杂。

　　曾涛：在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的能力放在眼里，您当时去谈判是不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孙家栋：是这样的情况。中国提出来对国际市场有发射服务，最大的障碍就是对中国航天事业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人家不了解。但从商业活动角度来讲，它一方面看低你，另一方面它也有所担心，就是你要真正商业活动能力很强的话，它有点担心。实质来讲就是对中国的火箭能力他看不透，他们思想是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又瞧不起你，又一方面怕你夺了它的市场。所以当时咱们中国火箭一进入市场的时候，这两方面问题都遇到过。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怎么样才能推销出去，这个事情是大事，两眼一抹黑。过去在西方学习过的老同志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这帮人跟西方从来没有过接触。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参加了航天学术活动。欧洲航天局局长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就说你中国火箭要想进入市场，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当年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从提出来，到真正找了第一个商业合同，用了八年的时间，当时这句话对我们刺激很大。

　　曾涛：中国最终花了多长时间进入这个国际市场？

　　孙家栋：我们进了国际市场是85年提出来的，真正出去活动是87年，第一个合同是90年拿到的。

　　曾涛：五年的时间。

　　孙家栋：从提出来到发射成功当然用了五年时间。但真正活动大概三年多一点时间。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怕中国的火箭确实是质量比较好，报价也比较低，他怕把这个世界市场冲击得很厉害，所以他又千方百计来限制我们。限制我们的最大的是什么呢？因为那阵咱们卫星质量还不行，进入不了国际市场。那么只是火箭要进。火箭的买主买了美国卫星或者欧洲卫星，然后再买咱们火箭来发射。那美国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我的卫星是特殊产品，出口得需要国家批准。因为这不是中国买的，所以我的卫星不准许出口到中国土地上。到了中国土地上，我的技术安全保证不了。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它这话给驳倒了。我就说你这个卫星到我中国来发射，不是你出口到我中国的。我中国没买你卫星，你这个卫星到我中国是过境，从这儿路过一下，进来以后到我的靶场，从靶场就上天了。那过境和进口有什么区别呢？你过境的东西我可以不检查，但是由于你过境，我可以采取特殊办法。特殊办法怎么办呢？你自己把你的卫星好好包起来，你不是怕人看吗？老怕你技术泄密，你就派专人，你自己看着，到了靶场以后你要测试，我租给你一个厂房。这个厂房包括大门钥匙都交给你，这个厂房里头电在什么地方，水龙头在什么地方我都告诉你。开电门开水龙头你自己来，你卫星拉进来了，你关上大门，你在里头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但你给我保证一条，你不能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事情。这个要叫我抓着了，那是肯定不行。完了以后你搞好了，你再把它用塑料包起来，装在我火箭上，我火箭整流罩一包，到时候给你发射就完了，我也没看见你卫星什么样，这才解决这个问题了。

　　曾涛：您觉得最难沟通的或者最难做的是什么？

　　孙家栋：最难沟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双重矛盾。在谈的过程中，你能感觉出来他本身并没有瞧得起你，认为你中国火箭并不是说说就能拿走合同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确实怕你真正打开这个场面以后，把他的市场，他的利益给冲击了。所以在条文上他写得非常苛刻。好比说从技术保密角度来讲，你一定得保证我怎么地怎么地，那个口气都是口大气粗的。同时你一定得保证你每年最多不能拿走多少个合同，就是限额。这类条款定得特别多。但他条款写的这个口气都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在第一轮谈判的时候先没跟他纠缠，就先谈这个文件本身咱俩是平等的，我不是求你的，这个文件得是商量着办。你应当办什么事情，我应该办什么事情。这是第一轮。跟他谈了一顿，他也感觉跟中国人打交道起码这口气上得是平等的口气。但是第二轮就变成实质性东西，好比他规定说你这个火箭报价不能低于世界上市场上平均多少。咱们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便宜，我才能拿着合同，因为咱们名声没打出去，假设跟他一样报价的话，那咱们火箭肯定是合同一个拿不上。那我就强调中国本身报价就便宜。他说你这是政府补贴。

　　曾涛：实际上是不是在补贴呢？

　　孙家栋：作为商业活动来讲，确确实实国家是没有补贴的。因为你进入国际市场，假设你国家再商业补贴，国家再赔钱，这确实是不行的。

　　曾涛：实际上我们签的这些商业合同是有效益的？

　　孙家栋：实际上是有效益的。这个效益当然可能比西方低一些。第一颗卫星发射上去以后，我们不仅仅给它发射成功了，就是要求卫星得送到那一个点上，我们就给它送到哪个点上。我们就是精度高，搞了几十次发射，国外用户当时就说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精度是非常高的，非常佩服。从那以后，他就连续跟我们定了几个合同，用中国火箭发射。

　　家庭生活

　　孙家栋的爱人魏淑萍是一位医生，在她的回忆中，除了谈恋爱时有过一次长谈，几十年孙家栋都是沉默寡言的一个人。

　　1999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孙家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回家后，孙家栋给妻子带上了奖章，表达他对妻子的衷心感激。

　　曾涛：我看到一张照片，您把功勋奖章戴到了您夫人的身上，表明这功勋里面也有她的部分？

　　孙家栋：对，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欣赏这句歌词“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曾涛：在家的时候太少了。

　　孙家栋：太少了。中国的妇女自己要工作，还要负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对男方的支持确实是很大的。我两个小孩生下以后，我基本都没管过，尤其是第二个小孩。她住院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因为她本身也是个大夫，是个内科大夫，在我们职工医院里，是她们同事把她接去的。小孩生完了以后，送回家也是她们同事把她送回去的。生第二个小孩，正好搞第一颗卫星，那确实是一点时间也没有。

　　曾涛：没有办法牵挂。

　　孙家栋：就感觉精力不在那儿。那时候白天晚上想的东西就是这颗卫星，到底哪件事情应当怎么办。而且兜里就老揣个笔记本，晚上睡觉时候压在枕头底下，半夜稀里糊涂地忽然间醒了，想起一件事情，赶快记下来。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去办这件事情。

　　曾涛：1994年的时候，您夫人患脑溢血，您突发心脏病，结果你们俩竟然就碰巧就住在一个医院里了。孙家栋：(笑)94年底正好要发射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通讯卫星，我要上在靶场。我走的时候她说，你出差了，我就借这个机会把到医院做结石手术，拉一刀把它拿出去就完了。但结石做完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血栓了。而我那次发射刚一上去，卫星不太顺，压力也比较大。那阵还跟美国谈判这个发射服务，正是第二轮谈判，谈得也很紧张。卫星那边问题刚解决，几天没休息，西安北京，西安北京来回跑，这样才晕倒了。就被送到海军总医院住院。她知道我回来了，就老说我不去看她。后来两个大夫陪着我到医院去看她。等她出院以后，因为得休息，正好我也心脏不好，领导就批准我们俩到小汤山职工疗养院，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院。

　　曾涛：所以住院倒成了她一生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

　　孙家栋：(笑)那段一块儿住得这么长时间，确实是没有过。

　　曾涛：一生都少有吗？

　　孙家栋：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