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延伸
本报记者 余东明 李建平 本报通讯员 杜方云
边界矛盾
一个延续百年的老话题
一条小溪从浙川村和永来村的中间蜿蜒而过，小溪是两个村的分界线，小溪北边是浙江，小溪南边是安徽。
溪上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徽杭古道”从这里起步。早年间，桥上曾有一块“界碑”。
村民们永远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争斗，这块“界碑”就是在那场争斗中，永远地沉入了附近的一座水库。
陈怀辉老汉是浙川村的老支书，就是发生争斗的那年，他第一次当上了村里的支部书记。
“浙川村和永来村都有三百多年的建村历史。几百年来，不管哪朝哪代，老百姓的争斗从没平息过，相互争得最多的是山权和地界。”陈怀辉说。
他说，1966年，两个村为争夺“栈岭”的山权闹得不可开交。有一天，安徽永来村的村民趁着天黑挖出了桥上的界碑，把它抬到了浙江境内十多公里的地方，并派村民专门搭棚守护。
第二天一早，浙川村的村民发现界碑不见了，立刻召集所有青壮劳力，冲上山，烧毁了永来村的守护棚，把界碑立到了安徽境内十多公里的地方。就这样，界碑被抬过来又抬过去，终于有一天，愤怒的村民把界碑扔进了附近的一座水库。
长时间以来的争执不休，令双方村干部不得不坐回到谈判桌前。山还是那座山，界还是那条界，疲惫不堪的村民意识到两个村和睦相处比山权更为重要。
就在那年的春节，两个村共同举办了一场多少年来难得一见的庙会，以消除争斗所留下的阴影。
村民们说，几百年来，这里的边界矛盾就是在这种“打、谈、和”中不断地轮回。
“像1966年的那种争斗毕竟少，但平时琐碎的纠纷却很多。我们两个村相互通婚很频繁，一半以上的村民都与对方有各种亲戚关系，但只要一发生纠纷，亲戚关系就被撇在一边，地域成为最终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哪怕一点点纷争都有可能引发县际矛盾或者省际矛盾。”浙川村的村主任程柏钦说。
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等因素，自古以来，村民们基本上靠“自生自灭”的原生态调解来解决各种矛盾纠纷。
“我们不喜欢打官司，因为分属两个省两个县，都担心对方的政府和法院帮着当地人，这种担忧在我们心里是根深蒂固的。”程柏钦说。
程柏钦所说的原生态调解就是村民自治下的“族长联调制”。村民很早就知道联调的好处了，要是双方发生口舌之争，一般先请各自亲戚出面，进行调解。
要是遇到难以调和的矛盾，往往就由各自“族长”出面，这是当地最高级别的调解，纠纷双方不得不接受。但如果连族长都谈不拢，一场族人与族人之间的械斗就在所难免。
“这种原生态的边界矛盾调解方式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效果，一有新的矛盾出现，任何以往商定的规则都将失效，村民们不得不再一次经历"打、谈、和"的过程，直到建立起新的平衡。”临安市政法委副书记程炳贵说，“惟有依靠政府建立长效的边界维稳机制，才能确保长治久安。”
接边维稳
原生态调解走向政府间协作 安徽省的歙县、绩溪、宁国与浙江省的临安、淳安、安吉6县市的边界线相互交接。边界矛盾成为这些地方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
记者了解到，边界矛盾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解放后，因“插花地”、“飞地”等历史遗留问题而引发的边界和山权纷争非常多；上世纪80年代后，因偷盗、牲畜破坏庄稼、山林产权纷争等原因引发的纠纷日渐增多；上世纪90年代后，边界不安定因素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其中有赌博、打架斗殴等治安案件引发的执法者与老百姓的冲突，有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引发的两地纠纷，也有因矿区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社会矛盾等等。
但是，接边地区矛盾联调，真正由民间逐步走向官方协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各县市的一些乡镇纷纷主动出击，与接边乡镇联合开展调解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临安市马啸乡乡长陈志军说：“当时一到山核桃采摘季节，纠纷矛盾就集聚性地出现。单纯依靠接边农村村干部调解，已经远远不够了，所以我们和绩溪那边的镇政府及时沟通，共同确定采摘时间、采摘方式，在矛盾调解上也形成了一些协作制度。”
1997年，6县(市)的司法局在总结了多年来的联调经验后，推出了“接边矛盾联调机制”，各自在接边地区的乡镇推广。一个时期内，大量民间纠纷被化解在基层。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单是司法局在尝试接边地区的矛盾联排联调，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部门也开始尝试接边地区协作办案。
1994年，浙江省临安市岛石镇小川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手是一名邻村的安徽人。两村仅有一山之隔，警方赶到现场时，凶手早已逃回安徽境内，这给临安警方破案带来难处。
第二天，小川村的老百姓进入安徽省宁国市境内，把宁国市公安局甲路派出所团团围住，要他们交出凶手。
“当时形势非常危急，我们和宁国市公安局商量后，决定联合协作办案，两个月后，凶手被抓捕归案。”临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志龙回忆说。
这是临安市公安局和宁国市公安局首次合作，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双方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协作尝试，彼此尝到了协作办案的甜头。
“这么多年来，彼此协作办案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完全依赖于彼此的友谊，随意性较大。这种光靠友谊，而没有机制保障的协作很难在其他接边地区拓展，也有可能因人员的变动而中断。”郭志龙说。
“我们认为公、检、法、司各部门的接边协作亟待整合，只有整合了才能解决协作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难以进一步深化、责权利不清等问题。为此，去年7月，我们6县(市)的政法委负责人就坐下来商量，怎样联手推出统一的、全方位的协作机制，维护接边地区的稳定。”临安市政法委副书记程炳贵透露。
协作整合
4个机制确保矛盾有效化解 经过近一年的商讨，今天，浙皖6县(市)的政法委书记在《打造平安边界协作意见》上郑重地签了字。由此，浙皖6县(市)“边界稳定工作联合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浙江省临安市政法委成为委员会的第一个轮值单位，临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卞吉安成为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任期一年。
根据协作意见，轮值单位除了召集每年一次的联席会议外，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或涉及接边稳定的重大问题时，还得随时召集临时联席会议。
为保证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战斗力，协作意见确立了4个协作机制：警务协作机制、检务协作机制、司法协作机制、联排联调协作机制，分别由各县(市)公、检、法、司4个部门负责落实。通过这4个机制，6县(市)在预防打击接边地区犯罪、联排联调接边矛盾等方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同时，协作意见还明确，各县(市)必须把接边协作工作纳入各责任单位的综治考核，对防范措施不落实、责任不到位、发生情况不报告或协调不得力、处置不妥当，而导致边界地区发生重大群体性纠纷或重大治安问题的单位，在综治考核中予以扣分，并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临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卞吉安说：“签订协作意见，成立联合指导委员会，目的就是想从根本上淡化各职能部门和老百姓心目中"地方保护"的主观意识，使大家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有效的协作整体。"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联合化解接边地区的矛盾纠纷、预防和打击该地区的犯罪，做到优势互补、齐抓共管。”
安徽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马大伟则认为：“这项制度完全符合目前形势的要求，浙皖两省唇齿相依，签约的6县(市)在地域特征、人文环境、地方民俗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在协作中完全能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前，两省的经贸交流、老百姓的交往日益频繁，做好接边稳定工作，可以创造更为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这对于浙皖两省来讲，是一项双赢的举措。”
本报临安(浙江)7月26日电
四大协作机制 警务协作机制 组织形式：成立警务协作工作小组，6县(市)公安局局长轮值担任组长，非轮值公安局局长任副组长，各局刑侦大队、交警大队、治安大队、国保大队主要负责人以及相邻派出所所长为组员。
协作内容：针对边界地区的刑事、治安案件，各局要争取同步行动、同步打击，并在法律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案犯缉拿等方面，积极提供帮助；对于边界地区多发、突发的交通违法行为，要共同探讨防范和控制的方法，对交通肇事逃逸者，各公安局要积极设卡堵截、查找线索。
协作者说：近几年，警方在打击犯罪中常常遇到“海绵”现象，只要一边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不法分子因受“挤压”，纷纷流窜到边界地区，这里成了他们藏身的好去处，警务协作机制可以实现各县(市)警方同步行动和同步打击，使得不法分子无处藏身。
检务协作机制 组织形式：成立检务协作小组，各县（市）检察院检察长轮值担任组长，非轮值检察院检察长任副组长，各检察院还应设立“检务侦查协作中心”。
协作内容：各检察院在拘捕人犯、搜查、讯问被告人、讯问证人、调取证据、追缴赃款赃物、送达检察文书等执法活动中，要积极予以协作，共同预防和打击犯罪。
协作者说：近年来，6县(市)之间的经贸交流日益频繁，与此同时，各种类型的职务犯罪随之而来，检务协作机制可以很好地防范和打击这些犯罪。
司法协作机制 组织形式：成立司法协作工作小组，各县(市)法院院长轮值担任组长，非轮值法院院长担任副组长，各法院还应设立“司法协作中心”，负责接待成员单位的办案人员。
协作内容：遇到边界案件审理过程中管辖权、诉讼保全、执行等争议，协作双方协商解决；协助成员单位异地办案，积极完成成员单位的委托送达、诉讼保全、委托宣判、调查取证等工作；积极协助成员单位的跨区域执行，在规定时间内积极完成委托执行。
协作者说：法院执行难，边界地区案件的执行难上加难，司法协作机制可以淡化地方保护主义，通过相互的协作，可以节约审判成本，提高审判效率。
联排联调协作机制 组织形式：成立6县(市)联排联调中心，毗邻乡镇成立联排联调小组，两级主持人由6方轮值担任。
协作内容：加强信息交流，对接边地区发生的山林、矿山、水利、土地、婚姻、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民间纠纷开展联合预防和调处，共同维护边界稳定。
协作者说：6县(市)对于边界矛盾的联排联调，经过多年的磨合，已经比较成熟了，接边地区的村民一遇到矛盾纠纷就会很自然地找到当地联排联调组织，村镇干部也掌握了多样化的调解手法，很多矛盾纠纷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现阶段急切要做的是，信息渠道的拓宽，要主动地去发现纠纷，解决纠纷。
采访札记
边界综治协作要建长效机制 “三不管”、“民风彪悍”、“贫穷落后”……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用这些关键词去评价那些边界地区。的确，多少年来，这些呈“条带”状的省际、县际地区往往因交通、人文、历史等原因，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同时，这些区域发生的矛盾纠纷动辄引发械斗群殴，令地方官员颇为头疼。如何实现边界地区长治久安？是个难题。
我国现有省、县两级陆地行政区域界线48万公里，边界地区的稳定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证明，发生边界纠纷，受到损失和伤害最大的是边界地区的老百姓。
今年3月28日，中央综治办、中央维稳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民政部等10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平安边界建设的意见》。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健全维护边界地区稳定的长效工作机制，出台矛盾纠纷的应急处理机制。
浙皖6县(市)推出的“边界综治协作模式”就是在该意见规定的框架之下，经过创新和完善，最终形成并予以实施的。
“我们不能让地域的界线成为高墙，不能因为"地方保护"的狭隘认识破坏边界地区的长治久安，更不能因此而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临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卞吉安说。
参加此次签订边界协作意见的两地领导都认为，浙皖6县(市)首次“破题”，打造平安边界，这项工作贵在坚持。各县(市)一方面要把轮值制度有计划地推行下去，不能因任何原因而中断；另一方面，要督促和监督相关责任部门切实树立大局意识、突破传统地域观念，互谅互让、互信互助，把4个协作机制落到实处。
只有这样，浙皖边界的老百姓才能真切感受到长治久安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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