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第一将军县今昔对比：孕育出223位将军

　　共和国第一将军县

    从1927年的黄麻起义到今天，“共和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县走过了80个春秋。

　　这块神奇的土地，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走出了两位国家主席，诞生了三支工农红军队伍，孕育出223位将军。他们都是立党、建军、治国的铮铮“脊梁”，他们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记者郑建峰发自湖北红安

　　140000、30000、600、100，这组依次递减的数字，浓缩着湖北红安县非同寻常的历史：从1923年到1949年，全县有14万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献出了生命，在3万多名参加革命军队的红安人中，仅幸存600多人，其中有100多人建国后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担负省军级以上领导职务。

　　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位将军,是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县，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第一将军县”。

　　记者从红安县党史办获悉，截至今年7月中旬，健在的红安籍开国将军还有7人。他们是：王诚汉、罗应怀、贺健、殷国洪、汪运祖、张志勇、江腾蛟。

　　黄麻起义的果子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是一首在大别山区流传很广的民谣。黄安即今天的红安，是黄(安)麻(城)起义的策源地。

　　“当到达护城河边时，我们这群小孩跟着大人喊口号，什么‘暴动！夺县城！’呀。当时起义的场面非常壮观，穿的衣服都是五花八门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守城的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队慌乱得很，稍加抵抗后就缴械了。”这是亲历起义最直接的叙述。今年92岁的老红军汪运祖少将，是当年的儿童团长，参加起义主要就是助威。1927年11月13日，来自黄安和麻城的十几万农民起义军和群众，胸佩赤化带，左膀系着白布条，口号喊得震天响，浩浩荡荡向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开去。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它发生在南昌起义104天之后。

　　4天之后，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诞生。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全军300余人。

　　这支330人的武装在起义不到一个月就被国民党的部队打散。12月5日夜，驻河南演川十二军任应岐部教导师突袭黄安城，鄂东军损失惨重，总指挥潘忠汝中弹身亡。副总指挥吴光浩率领突围出来的鄂东军72名战士和53支长短枪，转移至黄陂县木兰山区打游击。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麻起义军出发地——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仅仅4年，参加起义的普通战士王树声已成长为红十一师师长，鄂东军也发展成拥有3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黄麻起义，为后来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了先导作用。”93岁的老红军、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詹大南少将如是说。事实上，黄麻起义在黄安直接导致了以下三支红军队伍的创建和改编：七里坪创建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3万人；檀树岗创建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7000人；七里坪红二十八军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3000人。这三支部队，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牺牲4名就有一名红安烈士。

　　红四方面军一直是当时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并且从人数上来说，始终占据首位。在长征途中，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不足两万人。而红四方面军的策源地黄安，从1927年黄麻起义到1949年建国的26年中，人口减少了14万。据红安史料记载，这14万人都是战死疆场或者被敌人屠杀，经红安县民政局查清并且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人。1995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在视察红安的时候动情地说，我一到红安就肃然起敬，这里出了200多位将军，为中国革命牺牲了14万人，真是了不起。

　　建国后，黄麻烽火中的战士王树声、儿童团团长汪运祖都步入了开国将军方阵。

　　将军百战穿金甲，每一次战役和它的指挥员都被演绎成传奇色彩，在民间广泛传播，富产将军的红安尤其如此。至今“一条大河波浪宽”所唱的上甘岭战役，被美国新闻界称为“朝鲜战场上的凡尔登”，誉为经典防御战，其间担负坚守任务的是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就是秦基伟；《沙家浜》中的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其原型就是红安籍将军刘飞；而前一段时间热播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原型就是红安籍将军王近山……

　　红安的将军大多数没有参加过黄麻起义，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因为此次起义而参加红军队伍，是黄麻起义结的果子。党史资料说这次起义是继“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长江以北最大最成功的一次农民革命起义。同前二者不同的是，这次起义没有军队参加，都是农民武装和群众。当年黄安县国民党党部在“清乡委员会”的布告中说：“十龄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无长上。黄安素称礼义之邦，一变而为禽兽之所。”足见其“赤化”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而这个鼓动和思想之功，启蒙人就是红安籍的董必武。李先念在1988年的一次视察座谈中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都是他的徒子徒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