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国足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瞭望》文章：中国足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我们忽视了我们的联赛和基础，我们也不尊重足球的规律，我们更没有把邓小平在世时提出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真正落实好，我们只顾着抬头望天，不注意低头踏踏实实地走路

　　文/肖复兴

　　我曾经在《新体育》杂志当过十年的记者。

记得有一次开会讨论选稿计划，我提出写一篇“取消中国足球”的稿子，旨在引起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因为中国足球实在太臭了，屡战屡败，浪费太多纳税人的钱，不如拿练足球的钱干点儿别的。当时，这个荒诞而极端的想法受到了我们老主编郝克强先生的批评，他说那么多人关注的一个大体育项目，怎么可以取消呢？

　　这事情大约过去了小20年，中国足球依然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这一次从马来西亚的亚洲杯上铩羽而归，让失望的中国球迷都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当我看到新华社记者写出的关于问责制的文章，说不应该仅仅问责主教练朱广沪，也应该问责足协官员。这无疑是极其有道理的。但是，即使问责了足协官员，即使足协副主席号称“龙王”的谢亚龙有勇气承担了责任并和朱广沪一起下台，又能够怎么样呢？中国足球就一下子上去了吗？当年换下号称“阎王”的阎世铎，中国足球不是依然故我吗？

　　所以，“问责”只能是当后追究、惩戒而已，解决不了中国足球的深层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问责”还潜隐着我们对中国足球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直居高不下的膨胀预期，是戏台上“清官”情结在足球上的变种，以为换一个清醒之官就可以把一潭死水激活。

　　在我看来，中国足球这二十多年以来裹足不前，把失败的原因全都归咎到主教练和足协领导的头上，也不尽公允客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国人特别是球迷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足球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在我国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在我国体育自女排称雄世界之后，在我们一些人的潜意识里，就简单地把体育和经济的发展等同看待，将体育和爱国的情怀链接起来。于是，我们以为我们的足球也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和女排一样。特别是在米卢执教的时候，因为诸多因素，我们闯入一次世界杯，更是让我们心理膨胀，令我们以为理所应当就是要在世界杯上亮相的。

　　谢亚龙此次失利亚洲杯后激情澎湃地朗诵吉鸿昌烈士的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把体育比赛上升到不合适的位置，无形之中是把他和足球一起架在火上炙烤，而“烤”的意义是什么却不甚明了。

　　在不少人眼中，成绩和名次是我们的足球GDP，是我们的政绩工程。我们渴望立刻“脱贫致富”，也就更容易急功近利，只要眼前，不顾以后。我们忽视了我们的联赛和基础，我们也不尊重足球的规律，我们更没有把邓小平在世时提出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真正落实好。我们上上下下一心想要奔的目标是奥运会，是世界杯。如此远大的目标，让我们只顾着抬头望天，不注意低头踏踏实实地走路。因而一次次摔跤，一次次不长记性，一次次离着那不切实际的目标渐行渐远。

　　记得1986年初我采访当时刚刚出任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年维泗。那时正是中国足球输给香港队的著名的“5.19”之后。那一次冲击世界杯未果，而我们膨胀的心气却达到了迸发的临界点，以致一次足球失利就酿成发泄的骚乱。年维泗的身上压力很大，那压力其实就是我们共同压在他身上的并不切合实际的中国足球迅速“雄起”的宏大目标。年维泗是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教练，他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未忘。他说，中国足球输球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那时，我不理解他的这句话，以为他有些悲观，甚至保守。事实证明，他这句话是对的，中国足球输球的日子确实在后面，而且一输再输。年维泗这样的认知，是基于对中国足球深刻而客观的实力与基础的理解。无论和我们本土的球类相比，比如长盛不衰的乒乓球，我们基层的少年球员有多少，我们的孩子中踢球的又有多少；还是和国外的足球相比，比如比我们还穷的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人家的足球草坪有多少，我们的足球草坪和高尔夫草坪的对比率又是多少。更大的差距则是我们的基础薄弱，我们的投入不够，我们缺乏科学长远的战略规划和脚踏实地的现实行动。

　　如果我们仍不能降降虚火，仍不能哀兵自省，仍不能从整体认知上改变对中国足球的看法与寄托，仍不能从娃娃抓起把基础打牢，还是顽强地以以往的思路，这次换下了朱广沪，不管换上谁，土教练也好，洋教头也罢，我们仍有可能重蹈覆辙。□

　　肖复兴：《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