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手机读报
文学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一直以来，许多作家和理论家们就在激烈地争论着。尤其市场经济时期，读者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取向重新定位，那么，文学作品应该怎样写和应该写什么，对作家们来说，就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了。
何为雅文学？雅到什么程度才算雅？何为俗文学（流行文学）？我们的读者和图书市场需不需要俗文学？
争论从来就只是理论研究者的事情，读者的阅读趣味毕竟不以任何一种人为的因素为转移。这些年来，张平的一系列小说，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弊病极富洞察力的描写，反映了张平的思想深度，更反映了张平作为人民艺术家的理想主义天性，因此，他的作品总是被广大读者热烈地喜欢着，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
——编 者
一 《凶犯》是张平的一个转折。
张平在《法撼汾西》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法撼汾西》一登出来，便产生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反应，几家报刊杂志予以选登，《人民日报》也有了争鸣。我本人倒没啥，苦了的却是刘郁瑞，他桌子上每天都有读者来信，有的非要来他们县工作不可，有的要给他当秘书，有的要给他做义务顾问，有的要来他们这儿办企业、办工厂，甚而有的人在信中称自己有一身武功，要来为他当保镖！《法制文学选刊》选了《法撼汾西》的第一章后，一个农民借钱买下临汾市所有邮亭的该刊物，然后交给地委书记，请求地委书记给每个县的领导干部分发一册！我不禁惶惶然，同时也感到了一种兴奋和激动！
如果说，这种反应是非文学性的，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属于文学性反应的因素究竟该有哪些？
从我一眼接触《凶犯》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到认真地读完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个字，我就在它和《法撼汾西》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它们虽然一个是纪实的、一个是虚构的，却不约而同地都继承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所不同的是，在结构和技法上更着意创新。传统的现实主义讲究厚重、讲究思想的力量、讲究人物的典型性；而《凶犯》却更强调好看，有意识地把情节、矛盾的张力通过“推理式结构”编织得紧张激烈。阅读的快感主导了写作主张，疏远了俄苏的审美意味，复苏了汉民族古典小说的特质，融入了美国现代流行小说的叙述形式。所以，我更乐意把《凶犯》列入到当今方兴未艾的我国流行小说队伍之中。
当然，《法撼汾西》及《天网》的精彩之笔在于作者对社会现实无情的展示和剖析，刘郁瑞的艰难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艰难。《凶犯》与之相比，无疑具有更为深层的意蕴。现实与历史总是相联系的，现实中人的种种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总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味道，冥冥之中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拨弄，一旦隐入某种事件之中，当事人总有一种不由自主的似乎非本意的夸张。
《凶犯》在描写传统对现实的牵制上是下了功夫的，在揭示革故鼎新、改革创新上是费了心机的，在反映当代中国崛起之途充满艰险、反复、曲折、晦涩、成本与代价都难以估量上是震撼人心的。评论者如果不旗帜鲜明地首先肯定这个主题，大概会让作者失望；但是，如果认为把《凶犯》划入到流行小说队伍之中是贬低它的价值，则未免继续挣扎于审美的误区。如果说传统小说中的精品力作既有少数人赏识的“纯文学作品”，也有多数人喜欢的“市井作品”，那么，在文盲已经是少数的当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好小说，首先是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
市场经济的狂潮对传统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的冲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艺及其价值的变迁应该是可以预料的。冷静地想一下就会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往往是从观念出发的，观念中认为作品应当写什么、应当怎么写，于是作家们就按图索骥，然后从既定的标准出发去鉴定高低文野，为作家们排定座次，甚至先验性地决定他们作品的印数和发行。随着市场机制的出现，这一切几乎都不复存在，至少不成其为障碍，另一种判断文学价值的尺度应运而生了。
二 从《凶犯》始让我明显地意识到，张平在保持一贯关注现实风格的基础上，着意于当代流行小说的叙事技巧，就这么一路走下来并且越来越坚定。
《凶犯》中从设置的故事和人物到传递的思想，都让人感到作家开始为他的读者而创造，而不是忐忑不安地在回答一份不知评卷者是谁的考题。小说中的凶手是一个残疾人，他只有一条腿，是一个从前线归来的甲等一级残废军人，有着抗击异族侵略者的光荣战史，而这次倒在他枪口下的四条汉子却是村里的农民。他是在人人都以为他马上就活不成了的情况下杀人行凶的。他仅有的一条腿已经被砸断了，肠子已经一堆堆地流了出来，胸前的刀伤有一尺多长，另外还挨了无数的棍棒、拳脚、砖石，从致命的伤口到更致命的侮辱，他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没有喝过一碗清清洌洌的水，他从成百的群殴人群中挣扎出去，终于倒在了山村外的树丛里。没有人认为他还能活下去，打人的策划者已经在恐慌地思谋着该花多少钱、要坐几年牢才能开脱身上“殴伤误人致死”的罪名。但他顽强地活下来了，这是个奇迹，他爬回山上的窝内用了三个多小时，又从山上的窝爬到伤害他的小山村中，用了九个多小时，五里路他匍匐挪移了13个小时，准确地说他完成这一切路程时，只能像蛆虫般地蠕动，他成功了，这又是一个奇迹。他依靠一把半个世纪前生产的老式步枪，几十秒钟连杀四人，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到医院后死亡，还有一人将成为终生的白痴和残废。他是爬到他们壁垒森严的院子里，喝骂他们“滚出来”，然后从容不迫地送他们上路的，而且没有浪费一粒子弹，他当时几乎瞎了。这是第三个奇迹。当我读着《凶犯》中主人公蠕动在崎岖山间那无比的煎熬时，我能够真切地感触到张平笔下的沉重，我思维的深处飘来杰克·伦敦的名篇《热爱生命》。杰克·伦敦的这个小说当然写得更精彩，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那个人对生命的热爱是抽象的。医学、心理学甚至经验都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仍然奇迹般地活着，唯一的解释是他对尘世还有所牵挂：“不能就此而去！”哪怕是《儒林外史》中那个爱财胜命的严监生也不例外。《凶犯》更细腻、更直接，因而情感的震撼与冲击更具体。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细细追究下来都是有因有果，因而生活中是没有奇迹的。文学可以有奇迹，文学可以只突出主要的事件，忽略或淡化一些因素，奇迹就创造出来了。
《凶犯》选择和强调了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夸张和渲染了对立双方矛盾走向的时间、空间和程度，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然后作者再用一连串意料之外的奇迹般的情节予以衬托和激化，自然使作品中的故事产生了震人心扉的强大力量。
一 个残废的复转军人，用一把老枪杀害了四个农民的生命，转眼之间身份大变，成了令人憎恨、恐怖、唾弃的凶手。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又是一个可供作者无限演绎的故事，许许多多的曲折、离奇、惊愕、创伤、眼泪、叹息或苦笑都可以装在里边，就看作者的经历、才气和出版商的胃口了。许多受传统濡染至今毫不动摇的作家对此不以为然、不足为训或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恰好说明他们不思进取、抱残守缺而胶柱鼓瑟。有的人宁愿把文学恢复成贵族的装饰、摆弄成圈子里的叭儿狗或者深闺中顾影自怜的铜镜，而不思忖着从这里起步铺设起引导读者的桥梁。
张平过去的小说过分着力于情感的积蓄，所以被有些人标之为“苦情小说”。情感这东西，如果不和宏大的背景、重大的事件、紧张急促的叙事相联系，是不会引起广泛关注的。所以，张平的小说尽管一开始就起点很高，屡屡得奖却不为人知。《凶犯》是一个转变，有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气概，后来译成外文，被当作认识当代中国在负重中腾飞的一面镜子；尤其在东邻日本，2004年出版后迄今已再版七次，印数超过了10万册。小说被翻译，当然是因为代表了我国小说发展的一定水平，是因为“作品的力量所推动”（日文译者语）；小说描写的生活内容，无疑将成为译介国人了解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存状态的窗口。今年《凶犯》被拍成电影《天狗》，又再次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和意料之中的巨大成功，从大学生到专家、从报刊到网络，均好评迭来。看重思想性的，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瞩目现实的力作；留意艺术性的，把它和好莱坞的经典情节剧相媲美。仔细琢磨，《凶犯》比《法撼汾西》《天网》写得耐心，而似不如其流畅，在更为沉重的表述中，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最初的留恋。是利是弊一下子难说，有一点我可以公开地说，从情节出发去构思和过去的从情感出发去圆满，对张平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也是他摆脱有几年在纪实和技巧之间犹豫不决的标志之一吧。
三 《凶犯》没有在人物形象上有章可循或着力下功夫，换一句话说，在结构上是人随事走而不是事绕人转。其实这也是现代畅销小说的共同特征。这种小说的构思一般起点是矛盾或事件，然后从对立的双方来寻找形成和强化冲突的人物性格。处于开阔的中间地带的人物更具有随意性，经常处于道具的处境。一切围绕着冲突的发生、展开和高潮而设置，造成舒缓有致或紧张激烈。比如小说中孔家峁的群众一拥而上毒打李狗子的场面，如果只是狗子和孔门四条龙的对立，矛盾最终恐怕不会发展到枪杀人命的惨烈。
18世纪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曾尖锐而刻薄地指出：群众是最难对付的，他们有时候千手齐下，搅得天翻地覆；有时候万足并举，反而慢若爬虫。“五四”以来，我们只是关注和肯定了群众运动的革命性一面，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当然是对的，只是在建设年代仍然强调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那肯定是失大于得。群众运动的驱策权一旦被坏人所把握，那造成的破坏真是让人制止无力、欲哭无泪。《凶犯》第一次正面地描写到这种现象，反映了张平思考现实的历史深度。
李狗子蠕动辗转在山窝与孔家峁的13个小时，身体的艰难反而加剧了内心的思考——这种思考的问号在他担任护林员的三个月中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人都想富起来，只是孔家四兄弟为什么不顾一切地选择了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呢？这种方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要比他们自己实际的所得大得多。孔家峁的乡民们为什么如此的愚昧呢？他们充当孔家的奴才，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不思反抗，反而变本加厉地用野蛮来污辱外人，为虎作伥，在充当帮凶的同时使自己陷入了非人性的深渊。鲁迅先生上世纪20年代写过《药》，革命者的热血被华老栓拿去做药引子，触目惊心，发人深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悲剧仍然在一幕幕地继续着，究竟是什么原因？李狗子的疑问也正是作者的思考。荣誉军人成了“凶犯”，也许是孔家峁的乡民们逼迫所致，但是这隐藏在巨大的惨剧之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孔家峁的乡民不也一样是更加令人沉思令人扼腕的被害者？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地痞恶霸，难道不是在人们自己的温顺和善良中促成并变得越来越强横？
写得太实是由于现实感太强烈，这是从《凶犯》到其它一些小说比港台和西方畅销书厚重而让人称道之处，所以内地这种书总比海外的书厚实，多了一层娱乐以外的东西。尤其张平的小说，没有多少读者是为了消遣才去阅读，更多的人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才去关注张平的。太实的书又有想象不足的弱点，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传统束缚了作家的才气和幻想，因而人们读流行小说时企望消闲的渴望总得不到满足，有时还莫名其妙地平添几许沉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建议内地文艺圈子中的人士向港台电视剧的编导们学习，学习他们那种无法无天、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文学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但想象并不意味着逃避，无拘无束也不意味着脱离根本，否则，文学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张平则让我们感到欣慰、感到振奋，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回归和新时期文学的希望所在。
四 小说中引用了一段戏曲唱词，我把它转引过来：
恨不得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
把麻绳背捆在将军柱，
把铁钳拔出他斑斓舌，
把锥子挑出他贼目睬，
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
把铜锤敲残他骨髓，
把铜铡切掉他头颅……
《凶犯》描写了两处打人的场面，一处是孔钰龙领人在街市上打一个小偷，一处是孔家四兄弟集合孔家峁全村人毒打护林员李狗子，其血淋淋的场面使人不忍卒读，加上上述唱腔，使读者的目光被引入悠久的历史文化空间：残酷，无论坏人行凶，或者好人惩恶，在残酷这一点上都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和缺乏人道呀！这样，《凶犯》就不仅仅成为对现实的批判，而且成为对历史的反思了。其实细究起来，残酷，不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的特征之一。《百喻经》记载佛祖为救白鸽，不惜以身饲饿鹰的故事，就写到佛祖残忍地用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身上的肉来满足鹰的饥肠。《水浒传》中写到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一上战场，杀得兴起时，板斧一抡，不管是官军对手还是百姓看客，挨头砍去，犹如砍瓜切菜一般。至于历来发生的种种酷刑和折磨人的手段，不胜枚举。
《凶犯》没有精心刻画人物，这不仅指它符合流行小说的特征，而且有更深入到文化历史渊源核心的深层用意。因为没有简单地归罪于谁，所以名字是不重要的；因为没有浮泛地归罪于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所以凸现当事人的形象浮雕也是不重要的。这些人不过是历史文化巨手牵制摆弄的皮影、木偶而已，你销毁掉表演的这几件道具，你并没有消灭这种艺术。所以李狗子前思后想仍然枪杀了孔家四兄弟，才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然李狗子也多少感觉到了自己参与这出“演出”的悲剧味道。明知是悲剧还要硬着头皮往下走，这位李狗子身上明显地带有中华民族中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悲壮色彩。《凶犯》中的村长、乡长、县长和县委书记，本身同样融化在巨大、浓郁的民族文化幕布之内，显得从面目到性格都模糊不清，说到底他们也是这场历史剧中的演员。他们的鼻头有一条绳，牵在孔家四兄弟或另外一些更有权势的决定他们命运的人手中或者文化意识的手中，比群殴李狗子的孔家峁的乡民们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是可憎的，昧着良心制造了“凶犯”的悲剧；他们也是可怜的，也许他们就缺乏良知，一切都为冥冥之中的心魔召唤着制造出一出出流血或不流血的惨案。
写了多部小说，非小说的《法撼汾西》《天网》却使张平一举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也使他常常无意中成为许多现实矛盾的知情者。作家天然地就是人道主义者，何况现实感尤为强烈的张平，从最初的《凶犯》，到后来的一系列描写现实矛盾冲突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作品，可以说，既有现实主义在市场经济制约中必然的嬗变，也有张平自觉的追求。放弃了“纯文学”的顾虑，反而达到了相当的文学高度，从这个角度看，把现实主义的传统和市场经济要求结合起来，是一条非常广阔的文学道路。
崔莹玺
（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