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科学巨子，他们热血铸剑、天宇拓荒、踏浪逐星，为共和国的国防建设燃烧青春和热血——
在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有这样一个卓越群体——他们虽不曾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叱咤风云，却完成了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千秋伟业；他们不曾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却一样在实验室、发射场上谱写出壮美人生；他们没有显赫的声名，但祖国和人民一刻也不曾忘记他们！
作为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科学巨子，他们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他们热血铸剑、天宇拓荒、踏浪逐星，为共和国的国防建设事业燃尽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他们如浩瀚天宇上的明星，放射着永恒的光芒！
“血汗洒在自己的国土上，收获才属于自己” 爱国爱军 情注一生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朱光亚——严谨务实的科技帅才。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赴美留学。归国后朱光亚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他参与领导了原子弹、氢弹的探索研究与试验。
半个多世纪前，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至今读来，似乎还能听到一群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执笔写这封信的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原国防科工委主任朱光亚。还有什么比报效祖国和人民更令人期待呢！新中国成立了，用“漫卷诗书喜欲狂”恰可形容学子们报效祖国的急迫心情。
在那个特殊年代，落后就会挨打的苦痛经历，使多少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投身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程开甲——核试验场上的功臣。早年留学英国的核物理学家程开甲，归国后在西北大漠默默奉献了20多年。主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技术方案制定和实施，并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核技术研究所。
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回国的“双博士”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多年。多年后，他深情地说：“如果我不回国，不到试验场区，可能学术成就更大些，但是肯定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和自豪。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和国防科技事业联系在一起……”
国民党败退大陆时，蒋介石要强行带走包括陈芳允在内的一批科技专家。
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陈芳允不惜自残脚趾，才躲过了劫难，并从此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新中国建设之中。1976年，60岁的陈芳允才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他不认为这是个退休的年龄，在搞了整整10年的卫星测控系统建设工作后，他郑重地向组织上提出了要求参军的请求，最终如愿以偿。
侵朝的美国飞机时常在头顶盘旋，在丹东边境狂轰滥炸，大批伤员被运送大连。当时的高中学生戚发轫自发加入到救护伤员的行列中，鲜血淋漓的场面，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如果我们也能造飞机，还会这样遭人欺侮吗？”高考时，这位多年后成为中国飞船总设计师的学生一门心思要学航空专业，3个志愿填的都是飞机系！
“血汗洒在自己的国土上，收获才属于自己。”我军惟一一对院士夫妻周廷冲、黄翠芬双双留学海外，但他们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冲破重重障碍，登上了一艘开往祖国的货船。经过56天的漂泊，当远处出现一道地平线时，夫妻俩兴奋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曾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位“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兵力”的科学家，麦卡锡主义势力的迫害无法让他屈服，面对美国检察官的无理指责，他的话语掷地有声：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给谁就给谁……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上空火球翻滚，沉雷怒吼，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大漠上空升腾。当朱光亚从基地撤离途中转身目睹此景时，一向刚强内敛的他百感交集，潸然泪下——从18年前漂洋过海去异国寻梦，到今天亲手参与制造出了原子弹，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怎不令人唏嘘感慨！
“缺这缺那，就是不能缺了志气” 戮力跨越 奋勇创新 在科学技术领域，核心技术买不来，也求不来，更等不来。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深知科技创新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
钱学森——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次年赴美留学。归国后，钱学森在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航天工程建设等领域居功至伟，还在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等许多领域有开拓性贡献。
钱学森归国不久，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国家底子薄、科技底子更薄的现实令时任该院院长的陈赓大将不敢盲目乐观，他问：“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痛快地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缺这缺那，就是不能缺了志气。”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花巨资从某发达国家购进一台高性能计算机，对方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要给这台计算机建造一个“安全区”，进入该区的只能是该国的工作人员。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中国“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的设计师卢锡城的心：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乞求别人的恩赐，必须丢掉幻想，发愤图强！“银河”人硬是从零起步，搞出了速度可与他国比肩的“争气机”。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反而激起了我军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开拓创新的豪情——“中国卫星测控事业取得的成就，哪一点不是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硬件"不行，我们用"软件"弥补。”30多年来，李济生和他的同事们奋勇创新，把我国的卫星定轨精度，由最初的公里级一步步提高到百米级、米级，终于实现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夙愿。
你能封锁技术，却封锁不了中国人的智慧。一位老军工说，面对技术封锁，中国的“两弹一星”能取得成功，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勇创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毛主席以其特有的幽默说道，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大大的奖章。
富有创见的科学家，总能在蛛丝马迹中洞察科技发展的战略趋势。1992年，“深山中的科技将军”沈礼敏敏锐地意识到，利用飞机推力转向来提高飞机大攻角机动飞行能力，是研制新一代歼击机的关键技术之一。沈礼敏的超前思维和创新勇气，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缩短与国外的差距成为可能。目前，飞机推力转向风洞试验已被列入国家空气动力重点研究项目。
“迈出左脚，不仅仅是为了向前跨进半米，同时也为迈出右脚找到一个支点。”中国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说。1992年9月，党中央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此时，国际宇航大国征服太空的脚步已经遥遥领先。王永志提出了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设计思路，一步到位瞄准三舱飞船。太空巡航风险莫测，是否先要在飞船上进行动物实验？王永志自信地主张，直接研制模拟人类代谢规律的“拟人代谢装置”。
2001年4月，王永志应邀赴俄罗斯做学术报告。他的老师、“联盟”号飞船的总设计师米申院士激动地对听众说：“你们都听到了吗？中国飞船不是"联盟"号，中国飞船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飞船！”
陈芳允——卫星测控的开拓者。陈芳允与卫星测控有不解之缘。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从事地面测控系统的设计和研制工作。创建了我国卫星测控网使用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两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抛弃名利 奋斗不息 “人生路必曲，仍需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芳允谈起工作成果时，很少用“我”，而是用“我们”，“科学技术工作的成果，极少是一人所能完成的。我所得的一些奖，也是集体之功。”在陈芳允的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许多是用了多年的部队折价营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人们见此感慨万端：一位成就非凡的科学家，生活竟如此俭朴！
就是这样一位俭朴的科学大家在为中国的科技事业进行着顶层设计。他早先说：“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谁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他和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等老科学家起草了《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份建议书被直接送到邓小平同志手里。1986年3月，小平同志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
据此制定的《国家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纲要》亦即“863计划”，如今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航天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取得了数千项科研成果，对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科技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家对祖国和军队建设的深情，往往使他们比一般人想得更深、更远。在计算机还只是新名词时，钱学森就预见到“许多复杂的工作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极力主张加快研发；在能源、交通被普遍视为国民经济两大基础的1985年，又是钱学森向中央建议，信息、通信、计算机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大力发展……
晚年的钱学森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他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出席开幕式，不兼任任何顾问，而是抓紧每一分钟，为科技事业专心工作。这是他的乐趣，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如今，在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岗位上，仍有许许多多军队科学家还在默默奋斗着，他们把自己和国防科技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给年轻人舞台，让下一代人唱主角” 德沐后人 高山仰止 “钱学森老师的优秀品质和科学精神，我用一辈子也学不完。”军事医学专家黄翠芬院士说。
“要说我在系统工程和信息技术领域有所建树，那是因为身后有钱学森老师。”总装科技委委员汪成为院士说。
……
这些心声让我们想起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第一人物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许多上了年纪的军队科学家用毕生实践诠释着这话的涵义，他们以德服人、以德育人、以德荐人，为科技事业打下了深厚根基——
中国耳鼻喉科奠基人之一的姜泗长院士有一句名言：“给年轻人舞台，让下一代人唱主角！”他扶持了一批又一批医学新秀，培养了我国几代耳鼻喉科专业的优秀人才。他的举贤荐能、甘为人梯、举人过己的高尚品德被誉为“姜泗长风格”。
我国野战外科学的名师王正国教授，格外看重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军队的品质。他的学生蒋建新38岁时就成了全军重点实验室的主任，王正国逢人便夸：“他是我的上级。”王正国忘不了自己的恩师、国家“973”重点科研项目的发起人程天民。当该科研项目申报成功后，为此付出了无数心血的程天民，却力荐比自己小10岁的王正国担任首席科学家……
人民军队既是广大科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也是科学家成长、大有作为的沃土。土生土长的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马伟明，41岁时就当选我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这位潜艇“心脏”的设计者曾经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证书；他带领的课题组攻克了电机输出电流低频振荡这一世界性技术难关……我军科学家队伍的发展壮大，使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在演习场和训练场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目前我国从事载人航天工程的科技人才队伍中有三分之二是年轻人，参与研制神舟六号几大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中就有6名年轻的领军人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曾组团赴俄，带队人胡世祥说：“俄罗斯的老专家们一看到我带去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感觉太羡慕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十几年就换了一代人！”
后继有人是老一辈科学家最大的幸福。他们既是开拓者，又是铺路石，他们曾经用铁肩扛起国防科技大厦，又用“润物无声”的行动培育了一代新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后一种成就更感欣慰。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忘不了给90多岁的钱学森老师贺寿时的情景。别人的生日贺礼钱老都挪到一边，只把他送来的礼物端端正正放在床对面的书架上，总忍不住盯上两眼——那是一尊“神舟”飞船模型。
一代科学巨匠时时刻刻牵挂的是国家的强盛、国防的强大。(记者 刘化迪) (来源：解放军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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