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症死亡曲线30年走高 肺癌死亡率上升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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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小窍门

　　7月，大暑。北京进入酷热的“桑拿天”。来自三个不同省份的三位地方烟草专卖局的官员，却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时来到北京。

　　他们并不是进京来参加烟草系统的会议的。在京城的这一周，除了闷热天气带来的烦躁外，困扰三人更多的是忐忑不安。

　　就在进入大暑的前一周，他们来到同一所医院——北京宣武医院胸外科接受诊治，找的是同一位主治医生——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

　　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他们患的是同样的病——肺癌。

　　得知结果后，三位平时烟瘾很大的烟草局官员全都立马戒了烟。

　　“只要知道是肺癌，再大的烟瘾都能戒掉。”支修益说，而此前他所在的中国健康教育协会每年都组织各种戒烟宣传活动，效果并不好。

　　支修益的苦恼由来已久。卫生部的调查数据显示，最近30年来，中国的癌症发病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城市癌症死亡率（每10万人当中每年死于恶性肿瘤的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的91.8/10万，上升到2003年的124.6/10万，同时期的农村癌症死亡率也由80.8/10万，上升到127.0/10万。

　　“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卫生部在今年5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中说。

　　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魔鬼之手使得中国的癌症死亡曲线在30年间不断走高？

　　死亡曲线

　　癌症，这个概念被世界卫生组织界定为：可影响身体任何部位的100多种疾病的通称，使用的其它术语为恶性肿瘤。“癌症正在成为人类第一杀手”，《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如此开篇。

　　那么，这个“杀手”在中国的杀伤力，30年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建国以来，迄今为止共进行过三次全国居民死因调查”，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董志伟介绍说，1973-1975年是第一次，第二次在1993年，最近的一次在2006年，其中都得出了有关癌症的数据。

　　综合前两次调查的资料以及卫生部近年的报告，一条死亡曲线被勾划出来——

　　20世纪70年代，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约70万。城市癌症死亡率91.8/10万，占全部死亡人口16.3%；农村死亡率80.8/10万，占全部死亡人口11.6%。

　　90年代，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约为117万。城市癌症死亡率112.6/10万，占全部死亡人口20.6%；农村死亡率106.8/10万，占全部死亡人口17.1%。

　　21世纪初（2003年），我国平均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约为150万。城市癌症死亡率124.6/10万，占全部死亡人口22.0%，在各类死因中居第1位；农村死亡率127.0/10万，占全部死亡人口21.0%，在各类死因中居首位。

　　而最新的数据来自去年5月卫生部公布的《中国慢性病报告》——近年来癌症死亡人口已占我国城乡总死亡人口的24%。

　　高发癌谱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癌症控制策略研究报告》显示了30年来主要癌症死亡率排位的变化：

　　70年代的排位是——胃癌、食管癌、肝癌、肺癌、宫颈癌。

　　90年代——胃癌、肝癌、肺癌、食管癌、直肠癌。

　　2000年——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直肠癌。

　　其中，死亡率下降最明显的是宫颈癌，上升最明显的，就是威胁上述三位烟草局官员生命的肺癌。

　　但董志伟提醒，对于癌症发生、死亡数据，要将初率与世调率/中调率（分别指按世界、中国人口结构调整后的死亡率）严格区分，“如果仅拿初率做文章，数值会越炒越高。初率是毛死亡，并没有考虑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必须进行调整，才能得出客观的分析。”

　　魔鬼之手

　　作为国内治疗肺癌的权威专家，支修益对各种影响肺部的气味都很敏感，不仅仅是香烟味，还包括日益变化的城市空气。

　　癌症发病上升的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正是中国经济高速起飞的30年。与经济的爆炸性繁荣相伴的是日益严重的污染。在支修益眼中，北京的大气污染有目共睹。“以前我家住广渠门，从东二环能清晰地望到西山。现在搬到西四环，离西山更近了，却再也看不到山的轮廓。”

　　那么，环境恶化是不是导致30年来癌症发病上升的主要原因呢？

　　对此，多位癌症专家表示，“癌症死亡和发病数据增高的确切原因还不好说”。

　　董志伟把死亡曲线的上升首要归因于30年来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可能有2/3的癌症增长是因为年龄增长造成的，另外三分之一具体病因还不够清楚，但吸烟对整个肿瘤发病‘贡献率’最高。”

　　支修益也认为，肺癌最主要的原因是吸烟。

　　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烟民的1/3。值得注意的是，平均吸烟年龄由1984年的22.4岁下降为19.7岁。

　　伴随吸烟低龄化而来的是癌症年轻化。“以前认为五六十、六七十岁的人才得肺癌，现在三四十岁的大有人在，宣武医院最年轻的肺癌病人只有21岁。”支修益说。

　　他同时警告说，女性吸烟在全世界都有上升趋势，中国亦然。从前两次死因调查数据来看，女性肺癌死亡率由4.59/10万升至8.74/10万，上升了90.41%。

　　“烟草的毒害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性。”支修益解释说，人口老龄化使我们现在为以前二、三十年的烟草毒害埋单。

　　支修益将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加速带来的环境污染列为排在吸烟之后的肺癌增长原因。比如室外汽车尾气、工地、餐馆的有害气体排放，室内烹炸、装修等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章文华是一位几十年来坚持下乡做宫颈癌筛查的女性。在山西襄垣筛查时，她发现老百姓都是用山上流下来的水，这些水已经被上面的煤矿污染过，水中含有大量致癌物质，与当地宫颈癌高发有很大关系。

　　董志伟将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放在了癌症病因的最后。他认为，环境污染与癌症的关系问题，权威的流行病学报告一直没能确认。“肯定有关系，但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而卫生部相关人士提供的资料则认为，在癌症的发病因素中，因环境污染而患病的占75％，空气污染是引发肺癌的主要因素。

　　但关于环境污染与癌症关系目前仍没有确切的权威数据，国家环保总局已选定某些重点污染地区开展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状况的调查。针对沿淮河流域的水污染和癌症高发村，卫生部也已责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恶性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据透露，调查结果将于2009年公布。

　　数据之谜

　　除了吸烟和环境问题外，困扰中国癌症防治的，还有30年来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些问题。

　　“国家至今仍然缺乏对于全国癌症发病情况的准确统计数据。现有的一些数据我觉得是不准的。”董志伟说。

　　1973-1975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覆盖全国人口（不包括西藏和台湾）的死因调查。当时国家动员80万人投入工作，采取走家串户、手抄核实的方式，使得汇总的数据质量很高。结果是：全国人口8.5亿，癌症死亡约70万人，发病约90万人。

　　“由于数据可靠，这次普查结论在当时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董回忆。

　　1993年进行了第二次死因回顾（1990-1992）调查。此时全国人口已达12亿，而国家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调查成本成为让政府头痛的问题。最终，这次调查只采取了全国范围内分层抽样的方式，样本数为全国人口的1/10即1.2亿。

　　“这次调查的问题是布点缺乏代表性，越是沿海点越多，越是西部点越少；而且复核工作做得不够，导致统计存在相当误差。”董志伟说。

　　第二次调查的结果是癌症死亡130万人，发病160万人。这一并不完善的数据，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未能得到充实。直到2006年，由卫生部、科技部共同领导的第三次死因调查才开始启动。

　　第三次调查涵盖31个省市自治区、213个点、约覆盖全国1/10的人口。“不同于前两次的全部死因调查，它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以癌症为重点的死因回顾抽样调查。”卫生部相关人士介绍说，从人财物力的投入、抽样方案的设定、调查内容的细化到人员训练等各方面，都比第二次更为完善。目前调查数据尚在汇总之中，结果将在今年11月底公布。

　　在董志伟看来，要想使最后的统计数据具有说服力，首先要基础调查数据可靠，有对全国各地完备的死亡原因登记系统。

　　可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肿瘤检测系统。

　　2005年，当陈万青放弃在国外卫生管理部门的优越工作回国时，他选择了去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他的理由是，这个办公室是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建立起来的，是唯一一家进行全国范围肿瘤信息登记的地方。

　　可是，当陈万青到肿瘤办上班后，才发现国内在公共卫生信息统计方面很乏力。“癌症是慢性病，没有全国范围的信息直报系统，发生和死亡每年都没有确切的数字。各地缺乏完善的信息登记系统，登记过程中经费无力解决。”

　　“政府一定要明确责任，明白当前最首要的应该是做什么。”董志伟说，政府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投资办医院上，而首先要进行基础卫生数据收集，以此为依据来制定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

　　不谋而合，现在已是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的陈万青也提出要“建立完善的肿瘤监测系统”。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目前已有分布在20个省区的40多个登记处，覆盖4000多万人口，但不能反映全国。“完善信息收集系统，并制定法律来规范，这是政府应该做也只能由政府来做的事。”

　　癌症如果能早期发现和治疗，花费要小、效果要好。但由于很多癌症没有早期症状，加之公民健康体检意识较差，一经发现已是晚期。“肺癌一经查出就是晚期的达到80%。”支修益说。

　　因此，他呼吁“把健康体检列入我们的医保政策”，将公民的健康体检、高发区的癌症筛查提上日程，政府应尽快出台一些癌症筛查的资助项目。

　　“政府要调整公共卫生政策思路，不要光以为防治传染病才属于公共卫生，很多慢性病包括癌症早治早防应该纳入公共卫生范畴，由政府给予支持。”董志伟建议。

　　他认为，国家的公共财政在癌症方面的投入要以预防为主，将资源“前移”到癌症的预防环节，而非大力用于晚期病症的治疗；资源“下移”，不能全部停留在城市，应该分移到农村中去，因为癌症高发区多集中在农村。

　　“农村的穷人得了癌症，无法到大医院看病，一是没钱，二是大医院也没那么大容量，于是很多农民就选择放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说，“至少有30%-40%的病人放弃了规范化治疗。”

　　让癌症专家们欣慰的是，从2003年开始，国家在癌症方面的公共卫生投入在逐年增加。不久前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癌症中心。“很多事情还需要过程和时间，但的确是向好的趋势发展。”乔友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