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护优秀近代建筑文物 留存百年文明DNA

　　保护优秀近代建筑 留存四川百年文明DNA

　　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走过了一条从积贫积弱、饱受欺凌到奋起反抗、进而强国富民的曲折道路。100年过去，花开花落，时空转换。面对这段沧桑，谁能担负起“讲述”历史的重任？幸好有各个时期散落的遗存，它们在无语中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6月，四川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名单以超过前6批总和的“庞大家族”亮相。相对于几百岁、几千岁的“文物老者”，60余处不满百岁的近现代工业遗产、乡土建筑和少数民族文化遗存，无疑是自1980年四川确立首批省级文保单位以来，数量最大的一群年轻面孔。它们的“入保”令人惊喜。

　　动荡年代：西风东渐中的异域符号

　　关注时段：20世纪一二十年代

　　雨城雅安，南岸张家山。

　　在巨大的香樟和银杏簇拥下，一幢中西合璧的大楼拔地而起。加地下室，大楼通高四层，青砖灰瓦，飞檐叠脊。大楼正面高大的拱门上，老校长施勉志“私立明德初级中学校”九个蓝底白字的校名清晰可见。

　　拾几步长满青苔的石阶，沿一段红砖铺成的门廊进入大楼，正面就是当年的教堂。八扇高大的玻璃窗完好无损，拉开红色天鹅绒窗帘，阳光一拥而入，把教堂衬托得格外开阔亮堂。走在楠木和红松铺成的地板上，“咚咚”的脚步声回响在整个大厅。

　　教堂左右，对称分布着10间当年传教士和教师的卧室、办公室。顺着宽阔的木楼梯来到三楼教室，墙上残留着一些图画，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学生济济一堂的盛况。相对于底下三层的完整，第四层却因为漏雨，加上多年无人修缮，地板、墙壁和窗户都已千疮百孔。突然间，两只蝙蝠从黑暗中扑翅而起，扇起一团烟尘，夺窗而去。

　　现实中的明德中学虽然灰尘蒙蔽，但在一些人记忆中，却依然光彩重生。曾在此读过书的作家张泽石，在日后写成的《战俘手记》一书中，深情回忆：“一个早上，我们班的英语老师———一个美国传教士陪着老校长散步，听着我在小树林子里大声朗读英语课文时停了下来。他们拨开树丛站在我面前，英语老师扶着我的肩，用发音不准的汉语说：‘这是我班年纪最小最用功的学生。’老校长弯下腰，在我的光脑袋上敲了一下说：‘嗯，这里面能装下好多知识。小伙子好好学，长大当个科学家！’”

　　据雅安市雨城区文管所所长王喻介绍，文中提到的老校长施勉志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左联’作家周文、泸沽湖‘女儿国’最后一位土司夫人肖淑明都曾在这里读过书。”早在1911年，美国人夏时雨就在雅安开办小学。后来小学附设初中班。1922年，学校迁往城东张家山，以后高小部再迁到小北街，张家山专办中学，校名为雅安私立明德中学。学生多来自宝兴、名山等地。1941年，施勉志回国后，学校停办。

　　据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研究所陈建民教授研究，截至1921年，四川境内的教堂多达数百处，见证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的历史时段。历经一个世纪风云，据记者了解，目前，建于当时的教堂建筑仍有二三十处，进入省级文保单位的不到10处，像明德中学这样教堂和学校合二为一的建筑已很罕见。

　　烽火岁月：官邸私宅中的文化遗痕

　　关注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成都市暑袜北街和华兴街交界处，一幢20多层高的新大楼“骑跨”在一座仅两层高的小洋楼上。小洋楼就是有名的“西川邮政管理局”。

　　从外面看，小洋楼灰砖红瓦、圆门方窗、简洁明快，在一幢幢高楼簇拥下，并无丝毫逊色，且庄重大气。从楼侧门进入，却发现内部结构已改变。室内堆满建筑材料，10多个工人正忙碌施工。地板全换成了地砖，墙壁粉饰一新，二三层装上了自动扶梯。

　　对小楼的嬗变，在此工作近30年的原成都市邮电局办公室主任、78岁的刘子桂用颤抖的声音向记者讲述这栋楼的传奇。

　　1932年，由当时四川省邮务长、法国人E·克法里诺（Caflero）主持，加拿大建筑师莫里逊和叶溶清设计指挥修建，总耗资80万银元，两年后竣工。说起邮政楼的特色，刘子桂如数家珍：地下室的地砖下铺满规格相同的木炭，邮票、货款放在地下室从没受过潮；地板用上等楠木做成，楼上搬保险柜，楼板也不会抖动；墙砖之间，用煮熟的糯米粘牢，每天砌墙的高度控制在30厘米以内，绝对不允许超过，从而保证大楼几十年不变形；房顶每片瓦都有钻孔，用铜丝连在一起，尽管过了很多年，也很少漏雨。

　　“文革”期间，在时任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孙欣普安排下，刘子桂执笔完成《西川邮政管理局大楼历史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这幢楼的建造历史、建筑艺术价值，得到重视，大楼在动乱中幸免于难。

　　和“西川邮政管理局”仅剩“躯壳”的结局不同，处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处小洋楼颐庐目前暂时安全。

　　7月7日清晨，淡淡的雾飘洒在成都的大街小巷。

　　“吱呀———”随着一声古老的门轴声响，一位瘦小的老人从一扇木门中探出身来。在一片高楼大厦的背景中，老人低矮的身影和身后一方小院，显得势单力薄。这里，是公行道2号。院门左侧围墙上，灰砖中露出一块暗红条石，“颐庐”二字斑驳不堪。开门的老人正是院子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牙科女博士，97岁高龄的张琼仙。

　　推开院门，走过一段约5米的门廊，一座被绿色拥抱着的院落呈现在记者眼前：院子不大，就三部分，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楼，一个花园和一排六间的穿斗房。

　　晨曦中，小院的一圈红砖围墙将喧嚣挡在外边，老人的回忆像开闸的洪水……

　　颐庐建成于1940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躲避战乱，其父张紫辉在华西坝买下这块1亩多的土地，聘请当时在成都的一位被称为“苏木匠”的加拿大设计师设计并修建了这处院子。“颐庐”二字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所题。

　　当时在颐庐两侧，还有两处名人宅院：左边是一处官邸，右后边则是宝元通董事长王发环的私宅。“当时华西坝名流汇聚，张群、王发环、王林基、陈楚香……现在只剩下我这一处了。”老人30岁时和丈夫陈志平搬入这处院子。陈志平是留美博士，我国著名农学家。

　　而在老人的大儿媳妇杨源勋眼中，这处院子给她留下无数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有苦涩记忆。1968年，她新婚不久，一帮人就来“没收”了院子。一再要求下，留给他们两间房。一栋楼就这样“塞”下了8家人。终于捱到“文革”结束，在相关部门关照下，院子回到他们手中，一家人重新开始宁静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近10来年，周边推土机声不断，楼越修越高，马路越来越宽，颐庐数度差点被拆迁。“好容易逃过一劫”，2005年，公行道又开始改造。“同样无休无止的纠缠。最终没有拆迁，但破坏得太多了。”

　　颐庐尚在。而同在抗日战争狼烟中诞生的一大批优秀古建筑却永远消失了……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冲博士介绍，当时四川处于战争大后方，吸引了一大批文化人士来川避难，尤其在华西坝，就有沈福文、庞薰琹、吴作人、郑愈等的身影。

　　而当我们翻阅历次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可以发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保留下来的文物大都具有明显的政治痕迹，如泸州天仙镇抗战小学旧址、广安市《新华日报》纸厂旧址、大渡河悬索桥等。而像颐庐和暑袜街邮电局这样，融合了中西建筑精髓，并承载着诸多名人佳话的建筑，却难觅踪影。

　　激情时代：年轻共和国的创业缩影

　　关注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盛夏。南充市高坪区永安镇青林村，酷热窒息着山乡。

　　突然间，一阵沙哑而激越的歌声从一排青砖灰瓦的房子中飘了出来：“公社都是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花，藤儿越肥，花儿越壮……”对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记者来说，这歌声是那样的陌生。而同行者早已打起拍子应和起来。

　　沿一段石阶而上，不过50米，一片青瓦房错落分布在田野中。入眼一座高大的礼堂，正面6根高约30米的青砖立柱拔地而起，撑起一面气势恢弘的外墙。走入礼堂，巨大的人字屋架和两边高大的窗户衬托出开阔的空间，主席台上悬挂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室内虽已空无一人，但当年开大会的盛况仿佛仍在眼前。两边的厢房内则保留着摇把电话和老式唱机。留言簿上，谢觉哉先生的夫人王定国这样写道：“一段历史，即使是苦涩的，也值得铭记。”

　　礼堂左侧，是公社食堂和仓库，巨大的铁锅和木桶记载着大锅饭时期的“盛景”。右侧，两层楼高的社员宿舍成三排分布，100多个房间整齐划一，最多时住过上千人。

　　行走在49年前的礼堂和食堂之间，躬身摩挲着沾满灰尘的锄头、背篓、蓑衣，来自成都的王女士双眼噙满泪水。“太熟悉了！”

　　红旗农庄始建于1958年，年近半百，在四川省七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最年轻的文物单位之一。其它两处分别是成都市量具刃具厂车间和犍为县嘉阳小火车芭石窄轨铁路。而一些同时代工农业遗存，如南充市第13丝绸厂、成都南光机械厂以及成都东郊一批前苏联援建的工厂，都随着城市改造消失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了。

　　“虽然这些文物还年轻，单纯从建筑艺术上看，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所以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省文物局文保处处长朱小南告诉记者。

　　[记者手记]

　　不能再等了!

　　记者见到朱小南时，他正在落实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事宜。“尽快摸清文物家底，在不能确定为文保单位前，就将其定为文物保护点，先保护起来再说。不能再等了！”

　　据了解，前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分别于1952年和1987年展开。“20来年没有摸过情况了。而这20年间，文物破坏比较严重，因为经济诱惑太大了。”已列入各级文保单位的各类别文物基本上“平安无事”，而那些尚未进入保护名单的遗存正碎片般散落。“所以，第七批文保单位，我们一下子就收录了342个，超过以往6次的总和。下一步力度还将加大。”

　　不能再等了！环顾我们生存的城市，那些令我们倍感亲切的老建筑正一天天消失。仅成都市区而言，虽早在2001年，相关部门就公布了22处挂牌保护的优秀近现代建筑，至2005年，成都市规划设计院进一步从118处历史建筑中挑选出33处，建成成都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资料库。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名单并未向社会公布。

　　然而，无论怎样挂牌、入围，这其中仍有相当多老建筑没能逃脱被毁掉的厄运。

　　往事难追。重要的是不能让这种势头继续下去。毕竟，可供我们保护的，已经不多了。

　　本报记者梁现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