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中村的变迁：从种菜到“种楼”(图)

从种菜到“种楼”

广州城中村的变迁

　　今天，是石牌街建街20周年纪念日。今晚，在暨南大学内将举行庆祝石牌建街20周年文艺晚会。石牌街的显赫名声，一半要归功于石牌村——广州最著名的城中村。

　　1997年5月，石牌村撤销原村民委员会，成立石牌三骏企业集团，原村委会下属三个经济联社与五个居民委会员，属1987年成立的石牌街道办事处领导。

　　从这一年起，这个原本有着720多年历史的广州老村，彻底褪下那件老祖宗穿了数百年的旧式农耕外衣，披上了城市的霓虹五彩。

　　而此前十年，它就已经进入城中村蜕变之旅。它是城也是村，是村也是城。城市化潮流不可阻挡，而融入则是漫长而又短暂的。漫长在人心，短暂在物事。如今，村民的田园记忆依然封存如昨，而往昔阡陌纵横的稻浪菜田里，早已长出了新科技与繁华商业街。

　　人是物非，弹指匆匆二十年。今天的石牌村，站在历史与未来的路口：眼下，它是广州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城中村之一，未来，它可能只是广州一个普通地名的简称，彻底消融于都市。

　　穿过石牌东路，立马能钻进一群密密麻麻的楼房。楼与楼握手相依，巷与巷曲曲弯弯，游走在这些九曲十八弯的昏暗巷道中，即使白天艳阳高照，头顶上能看到的天空，依然只有一线。

　　这是今天的城中村石牌村。然而，在老村民的记忆里，民国初期，石牌村仅耕地面积就还有4800亩，加上村里民宅、荒地、山岗、水塘、陂塘等，总面积达到14平方公里。而今天，石牌村的总面积已缩小至不足1平方公里。此村早已非彼村。

 　 相亲要落足眼力

　　董伯，今年62岁，土生土长的石牌村人，出身于石牌村的三大家族。

　　妻子原住东圃，已逝。

　　董伯家有一栋5层楼高的房子，除顶楼留出约30平方米与儿女自住，其余多用以出租。闲暇时偶与街坊相约喝茶、聊天。

　　董伯今年60岁出头，出身于石牌村的三大家族，他深谙村里的婚恋观念。

　　“（上世纪）60年代以前，嫁娶对象基本上都是同村人。”董伯说。那时候相亲一定要“落足眼力”，因为靠的就是“一眼定情”，如果看错就麻烦了。

　　长辈带着去相亲

　　董伯说，“相亲”十分正式，不可越雷池半步。

　　先是由长辈把自家适婚年龄的子女带出来见个面，看看对方长相是否五官端正，走路是否平稳，身体状况怎样……如果这些基本情况都没问题了，就各自问一下子女有没有相中对方，不排斥的话第一步就算完成了。

　　家庭状况就不用详细问了，大家都是同村人，通常见面之前长辈已互相交过底。

　　隔着门缝传纸条

　　“那时我的对象住在东圃，晚上我就骑单车去到她楼下，隔着门缝塞张纸条进去，上面写着约会的时间、地点，然后掉转车头就跑。”

　　董伯和姑娘的约会一般都定在森林公园，也就是如今的天河公园。走走逛逛，看看花花草草，培养感情。

　　肯去看电影八成有戏

　　约会一段时间后，双方感情渐厚，可以尝试约姑娘去看场电影。

　　董伯说，当时小伙子们有个心照不宣的说法，要是女方肯答应自己去看电影，那十有八九就成了。“看完电影再请对方去喝碗粥、吃马蹄粉，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送她回家的时候，试探一下她的态度，如果不抗拒自己，那就该上门提亲了。”

　　董伯幽默地讲述当年的“拍拖三步曲”。

　　“那时谈朋友一定要速战速决，不然弟弟妹妹的婚事就要被耽误了。”原来，村子里有规定，同辈在婚姻嫁娶方面，弟妹是不能“扒头”的，否则大哥就要在门槛上挂条裤子，让弟妹钻过去才可以完婚。即便如此，比弟妹迟结婚的哥哥同样会受到乡亲们的嘲笑，认为自己没本事，所以找不到老婆。

　　董伯的老伴已经不在了。“好在村子依然世世代代地繁衍着。走出家门还能找到许多"老友记"聊天喝茶，日子总是要过的。”

 　 种菜的年代

　　去北京路逛街叫做“去广州”

　　8月1日下午4时，太阳火辣辣的，街巷里没有一丝风。今年63岁的石牌匡居大街8号主人潘秀女（化名），从屋里搬出一把竹椅，习惯性坐到了家门口马路的对面纳凉。

　　街巷里不时人来人往，但老人已熟视无睹。潘秀女是土生土长的石牌村人，早年和丈夫离婚，如今4个子女都在石牌外买了商品房，留下她一个人独守村里。相比晚年的寂寞，她说她更愿意过年轻时种菜、在生产队放鹅的生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距广州城区3公里远的天河，还是一片远郊，“从杨箕村以东，都是成片的泥土和菜地”。7岁的潘秀女，每天一大早就得赶着生产队的280只鹅到水塘里放，接下来就是随父母一起，整天在菜地里“撅着屁股”种菜。潘秀女说，那时，村里的水稻田已经很少了，菜地较多，他们也都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偶尔，她带4个弟弟去北京路逛街，也会说，“走，我们去广州。”

　　现任石牌街道办党工委书记的唐锡汉也清楚记得，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在华南农业大学上学时，从天河到市区也只有22路、33路两路公交车，“从东往西，一路看过去，除了体育西路是个工地外，其他地方一律都是泥巴和菜地，通往市区的马路甚至不够两路车并排走”。

　　18岁那年，潘秀女嫁到了同村的池家。每天种菜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她家的菜地，在如今的龙口西到龙口东一带，共3亩多地。女儿9个月大时，潘秀女经常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到菜地里割菜，5点钟左右再回家背上女儿，踩上满满堆放了两百多斤蔬菜的三轮车，从石牌一路向西，到梅花村、福今路一带的肉菜市场去卖。

　　虽然100斤生菜当时最多卖2元，100斤菜心只能卖5元，但种菜收入却是全家所有收入来源，也是几乎全村9000多名村民的唯一经济来源。据资料显示，1984年，村里实行土地承包以后，石牌村成为广州市的主要蔬菜和畜禽基地，当时蔬菜种植面积最多的时候，全村有2300亩。

　　这样，潘秀女的卖菜生活一直坚持了41年。1992年，同村里大多邻居一样，国家征用了她自己那份最后的自留地。

　　“种楼”的年代

　　村民房租收入远超分红

　　村里的土地一天天减少，会不会有一天出现“土地征完了，浮财分光了，集体散伙了，农村消失了”的局面呢？20世纪80年代未，石牌村集体经济开始向股份化方向摸索，第一次将村集体经济折股到人，按人头、工龄等折分股份。

　　到1996年，石牌村的土地已几乎全部征收。原本终日盘弄土地的石牌人尽管每年有了集体经济的分红，生活不成问题，但日子一下子变得漫长起来，觉得很失落。

　　也就是这一年，潘秀女把自家的“老土屋”推倒，用征地补偿款重新在旧地基上建起一栋砖土屋。“那时村里已经有了一些外来人租房子，但并不多，1994—1995年期间，村里外乡人突然大增起来。”随着租客增多，不少村民纷纷开始在原来房子的基础上加层盖屋，用来出租。

　　1994年，潘秀女先是把自家的房子加高到两层，一层住自家人，2层租出去。那时的租金比现在高，40平方米的一层隔成两间，每月可收到160元租金。两年后，再将原住房加高一层半，把一楼房间改成两个门面出租，自己一家住到二楼，同时把三、四、五楼共10间房间出租，每月的租金收入一下子从500元增加到3000元。

　　住牌坊西荣华街一小巷的潘嫂，20世纪90年代在菜地被征收后，眼见邻居们一个个都开工建房，也想靠此挣一份生计，与丈夫商量后，两人找亲戚东拼西凑借了十多万元，建起了三层高的楼房，“那时村民经济情况各不相同，有钱的建四层”。

　　潘嫂家的楼建好后，她与丈夫、儿子住3楼，老人住一楼，剩下可以出租的只剩二楼的两房一厅，每个月租金500元。不少邻居家建有四层出租房屋、家庭成员又少的，租出的房屋可达两三层，每月有几千元收入。“待经济好转，不少人又加建到了五层”。石牌村的房屋于是像庄稼一样嗖嗖往上蹿高，村里开始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屋子，“接吻楼”“握手楼”也出现了。楼挤巷窄，小巷最窄处，两个人对面过街，都不得不侧身而过。

　　“每年平均村里的人头分红大约有1—2万元，加上房屋出租收入，一年平均6万—7万元，村里大多数村民的生活肯定是过好了”，但站在自家楼顶，潘秀女原先一眼就可以看到几百米外的娘家老屋，现在再也不可能做到了。

　　“石牌村出租屋竞争也很大的”，潘嫂对目前的出租行当隐隐有担忧：像她这样靠里的房子不好租，唯有压低租金，才留得住租客，因此她的房租从未超过500元。这样的租金收入，远不够一家人的每月开支，原本打算靠租房挣生活的她，现在连建房欠债都未还清，只好打零工尽量多挣点生活费。村民说，像她这样要打散工的房东，在石牌村也还有不少。

　　在潘秀女家，目前每月房租收入有5000元左右，一年6万元，每年村里分红大约8000多元，出租屋收入已经占了她经济来源的88％。而整个石牌村用于出租的住房面积，大约在66万平方米左右，按照每平方米月租20元的市场价，出租房屋每年给全村9000多村民带来的总收入达到15．8亿元。

　　潘秀女一点都不想搬出石牌，她喜欢每天坐在门口大街上，看着熟悉的老街坊来来往往。

 　 管理新招

　　“旅业式”出租屋

　　实现由乱到治

　　8月1日下午，石牌南镇社区的出租屋管理员叶志伟，抱着两寸厚的出租屋登记册，开始了东大街九巷附近的巡查登记工作。叶志伟走进东大街九巷1号的出租屋，房东、60多岁的通叔一见他进来，就大吼道：“昨天才来过，怎么今天又来？是不是特意针对我？”叶志伟解释，昨天本想登记三户人，却无人在家，今天再来跑一趟。

　　叶志伟说，为了掌握外来人员的最新动向，石牌目前实行旅业式管理，通常在外来人员入住时，其资料已被登记在两本小册子上，一册由屋主保管并负责日常登记；一册由出租屋管理员保存。每过三天，管理员会与屋主交换小册子，核对外来人员的最新动向，及时发现可疑线索。

　　今年5月23日，社区民警通过电脑录入信息校对，发现暂住在石马大街8号3楼的承租人肖某与民警提供的一名网上在逃、涉嫌合同诈骗人员的信息甚为相似。当日，叶志伟与另外三名出租屋管理员去到其住处，“当时他还穿着短裤，和女友睡觉”，叶志伟以资料不全为由，要求肖某到出租屋服务点补充资料，就在肖某到达服务点时，几名干警迅速将涉嫌人控制，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一名池姓屋主表示，以前即使发觉租户形迹可疑，也只能瞎担心，现在有管理员帮他甄别租户证件真假，和他一起掌握外来人员动态，他在外打麻将也安心多了。

　　石牌村是广州乃至华南地区电脑行业最集中的地区。

　　它们改变石牌村

　　IT高地　近一半外来人从事电脑行业

　　“北有中关村，南有石牌西”，很多人都不会想到，10多年前华师后门的一排排小摊档，会发展成今天的石牌IT一条街，并荣升为华南地区重要的IT产品集散中心之一。

　　今年55岁的陈芝华平时总是很忙，光身上的职位就够让人头晕。他一身兼七职，比如广州市人大代表、天河区电脑市场协会副会长、民营企业商会常务理事、电脑公司董事长……一辈子都在从事与电脑有关工作的陈承认，自己身上这所有的身份，都与天河科技街和电脑城不可分开，“都是随着它们的出生和发展而来”。

　　“老广习惯称石牌街一带的电脑市场为"电脑城"，事实上，在广州未有"电脑城"之前，电脑行业主要散落在老城区，如龙津路、农林下路、农讲所、北京路都有，”陈芝华讲，1989年，天河区政府规划的科技街建成开业，当时科技街占地面积1．04万平方米，共331个铺位。陈芝华的公司就是第一批在科技街注册的企业之一。

　　第一批科技街创业者大多来自教学部门、或从事电脑工业自动化工作，年轻，素质较高，觉得电脑发展起来将改变人类生活，“大家当时都很有抱负，觉得自己是引领时代的人。”也认同该地段接近高校，有条件搞高新产业研究。

　　但入住一段时间后，由于天河北路未通，石牌西也是断头路，过往石牌村的公交车极少，当时刚开张的科技街和东街人气都很萧条。

　　1990年春节前，陈芝华打出“报销交通费”一招，号召市区人到他的商铺买电脑。他登报声称：凡春节期间在本公司购买电脑者，省内报销来回车票，市内报销来回的士费。

　　广告一出，电话预约紧接着爆满，“春节时，整条科技街都已关门放假，我们店内还挤满了客人。”

　　电脑生意渐渐走旺，其地段由先前的五山路延伸到石牌西。1993年，石牌村集体企业三骏集团与发展商签署合作协议，以给对方20年经营期限、由发展商自行建楼、每年180万元土地出让金（随年递增）等为条件，允许发展商在石牌西投资兴建更大的室内电脑城。依此模式，天河电脑城、金硅谷等一批电脑市场真正在石牌西成行成市。石碑村人的年终分红也随着IT市场的红火高涨。

　　“1996年后电脑城的发展，就像原子分裂”，陈芝华形容，原来打工的人在打工的过程中发现行业利润高，逐渐熟悉行业，自己做老板、又请了打工的人。这样，短短几年，很多打工仔眨眼变成老板，从而吸引来更多的外地人进到石牌村。

　　陈芝华说，自己是看着石牌村里的房子越建越多、越建越密。1996年电脑城开始旺的时候，村里的房子是“建多少住多少”，就是目前，在石牌村超过6万的外来人口，其中45％从事与IT业有关的工作，“在电脑城打工的人，几乎都住在石牌村”。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天河区各电脑城年销售额均在人民币30亿元以上。“实际年销售额应该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太平洋数码城有关负责人估计，石牌西IT街的年销售额已占整个华南市场成交额的60％，其中仅太平洋数码城一家，每年都要为当地政府创造上千万元税收。

　　村内到处能见到安装在混乱电线中的治安摄像头。

　　租房乐土

　　成多少过客人生驿站

　　石牌村周边商业的发达，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拥入石牌村。村里的楼一天天越盖越高，天南海北的外地口音也就越来越多。

　　传统以池、董、潘、冼等几大姓为主的石牌村人，似乎一下子淹没到了外省租客中间。据石牌村2000年统计，这一年，村域内共有本地居民9181人，3139户，外来入村居住的流动人口4．2万人。从1994年到2000年的短短6年间，入住石牌村的外来人口翻了4倍。

　　尽管石牌住房窒闷狭窄，治安也不太好，然而，一批批的外来务工青年还是在进城第一站，将其落脚点选在了石牌村。也有人因它的粗糙真实而喜欢这些出租屋的生活。“房间很小，大白天还得开灯。而且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太近了。有时甚至会让你产生幻觉，觉得自己对面楼住的那个女孩，竟跟自己一直生活在一起，”住过石牌村的青年曾如此回忆。

　　“现在物价上涨，可我这个房子9年来租金都没有涨，我舍不得搬走，”30岁的湖南租客张忠，9年前来到石牌村租房，如今在石牌村朝阳大街一住就住到了今天。张忠跟50多岁的房东夫妇关系很好，有时为照顾一下他这个单身汉，房东还会主动帮他打扫厨房。

　　“目前，整个石牌村内入住的外来人口大约有7—8万，主要集中在4类人群：45％为IT从业者，35％为百货商店、酒店、卡拉OK店等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15％是在石牌开士多、餐饮店的外地人，5％为无业人士，”石牌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唐锡汉说。

　　外来人口的增多，客观增加了石牌村人的房租收入，但一度也使得石牌、三元里、火车站三处，被广州市民并称为广州三乱，且过去三元里以“黑白”为主（黑人与白粉），火车站以“乱”为主，独石牌集“黑白乱”于一身。人们流传：“在石牌没被小偷光顾过，那说明你没住过石牌村。”

　　公司大部分员工租住石牌村的陈老板称，1996年前，所有的员工都被贼光顾过，1999年一副经理早上6点几被抢包，被6人围抢，反抗时还被对方捅了8刀。

　　而石牌在广州真正出大名，要从1999年算起。那时村里出了6宗凶杀案，整个石牌片区则出了21宗。一时间，所有人出门都是心慌慌，走几步就要往后看。如今，治理后村内治安已大为改善。

　　村内的环境渐渐好转，然而，住在村内的老石牌村人却越来越少。1998年，石牌街即已启动安居工程，在华南理工大学南牌坊西（南门小区）和珠江新城建新的石牌村民新宅，年轻一代的村民都已渐渐搬离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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