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迟来的悼文，逝者是同日辞世的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
只因喜欢上一些东西，便会觉得力有不逮，患得患失，惟恐写不出想要的东西，便只静观，不去用文字亵渎。可午夜梦回时，却想到了这事儿，影像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竟再也睡不着。
看来，这也是桩心事吧，只好勉力来写。
我的碟架上，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的片子各有十几部。书架上有《电影馆》丛书中的《伯格曼论电影》和《一个导演的故事》，后者是安东尼奥尼的笔记小说，闲言碎语中自有睿智。我还有一册文德斯所著的《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由名导演的眼睛看一位电影大师。
初闻二人辞世的消息时，我说了句“世间再无电影大师”，过后静下心来，却想到还有我喜欢的侯麦和并不喜欢的戈达尔。
———大师还是有的，但同样风烛残年。
电影作为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然逝去，如今乃至往后的电影，只是商品而已，谁也无力挽回，就如谁也敌不过岁月。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的镜头有时过于诡异了些，加上他的戏剧学出身，舞台感过于强烈，让我有置身其中的惶惑，反倒不贴心。而安东尼奥尼的片子即使再扑朔迷离，我也可以悄然旁观，直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然而，无论故事的繁复或简单，镜头的灵动或缓慢，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都是可以用镜头直窥内心的人。这样的人，注定是大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艺术竟然与哲学、文学比肩并相通，电影大师的才华与思想都已超越了电影本身。萨特与塔尔柯夫斯基成为忘年交，罗兰·巴特对安东尼奥尼无比仰慕，这都是哲学向电影的致敬，影像记录了事件与时间，并同文字一起，为哲学推波助澜。
———那个时代成为人类思想史、文艺史的跨越期，决非偶然。
我不得不联想到早已逝去的布努埃尔、费里尼、特吕弗和基耶洛夫斯基，他们竟然在同一个年代里共存。此后的导演们，即便如何天才横溢，也只能仰望前人。其实，那是一种生不逢时，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人心不再宁静，诱惑纷繁的时代里，关于电影的梦想只能是个梦。
这些孤独的大师们，永远记得儿时的梦。比如特吕弗的自传电影，比如费里尼的马戏团情结，即便他们老去，依然可以窥见少年人的内心。伯格曼说，“在我的世界里，爱是不存在的”，那是他年少时的家庭疏离所致，哪怕日后儿孙满堂，他仍能将这疏离拍得丝丝入扣。
他们也懂女人。喜欢用超现实般的潜意识勾勒影像的伯格曼，偏偏在叙述女性情感时转变为平静叙事，比如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沉默》以及费尽周折才在广州岗顶买到的《呼喊和细语》。安东尼奥尼则用毕生的精力去寻找女性，从我至今未曾得见的《爱情故事》（1950年拍摄）开始，直到1982年的《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1995年的集大成之作《云上的日子》，他用哲学语言去诠释男性的彷徨。于他而言，心灵家园的丧失恍若人类母体的消失，寻找女性的命题，更像是一场精神救赎。
在这种时候，注定要提《云上的日子》。1985年便中风瘫痪的安东尼奥尼，却在后辈文德斯的协助下，于1995年拍摄了这部经典作品。依旧稀缺的语言，简单的长镜头，四个关于寻找和理解的平淡故事，却如玉盘中的大珠小珠，灵动而不松散，在清脆的触碰声中绽放着华彩。
那时的安东尼奥尼，已是个不再激愤的老人，不再如《放大》那般用一个人的相机镜头讲述世间丑恶，但越是平静，那孤独就越彻骨。
就如伯格曼的最后一部作品《芬妮与亚历山大》，难得一见的出现了光明的尾巴，但以往电影中的痛苦与寂寞却潜藏于剧情背后。
（7H2）
《变形金刚2》送票！
